第4章 华语文化圈的电影体制改革及文化资源整合优势

众所周知，艺术是人类情感生活特有的创造和表述方式，而创新正是艺术发展的本质特征和不竭动力。华语电影不可能恪守一成不变的身份，时刻都会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大背景的牵引、影响和驱动。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华语电影同样需要以全球化为契机，在华语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过程中重新塑造和确认自己的身份，在保留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努力适应、迭代和转型。当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科技革命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当资讯传媒与网络手段改变了人们以往认识世界的方式时，一些新的艺术样式和新的传播手段正在以快速更替的方式重塑着人类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导致文化竞争日趋激烈，可见文化创新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艺术发展的一种普遍意识和时代潮流。面对好莱坞以及诸多强势文化的挑战，华人社群将在不断开放的制度背景下重新整合产业资源和人力资源，在厚重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积淀中挖掘出华语文化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并坚持以继承和发展的原则重塑华人社群的文化个性。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和文化挑战，华语电影人应具备信心。经济发展带来的国际影响力如何让文化竞争力更具国际声望，需要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支撑，也需要华语文化圈发挥各自优势、强强联合。

一、不断向前推进的电影体制改革

体制改革与创新永远是产业勃兴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断向前推进的电影体制改革不但重塑了华语电影的内部政治文化环境，而且使华语电影获得了与国际接轨的经验。华语电影如果意图获得长足的进步，需要以更匹配的文化环境培育出适宜电影艺术生长的土壤，保持宽容多元的文化交往姿态。面对好莱坞电影文化产业巨头的强势入侵，作为文化主管部门必须改变原有的僵化体制，重新调适自身的角色和定位，进一步挖掘和拓展华语电影未来发展的源头活水。

从大陆（内地）电影机制改革的实践而言，为了使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真正获得源头活水，自1986年广播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由文化部成建制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以来，大陆（内地）不断从制度的建构层面改变电影管理体制，开拓电影制作的内部环境。1993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决定：第一，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不再对国产片统购包销，各制片厂可以直接同地方发行公司进行出售地区发行权、单片承包、票房分成、代理发行等多种形式的交易；第二，电影票价要原则上放开，具体由各地政府掌握。内地电影体制改革自此迈出了重要一步，各制片厂亦开始着手内部机制的改革。电影的投资方式不再是由国家独家投资，而是准许企业投资甚至是与港资、外资合资。[1]1995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宣布除原先经国务院批准拥有故事片出品权的16家制片厂外，其他13家省、市级国有制片厂亦可出品故事片；社会法人组织若投资额超过70%，可与拥有出品权的制片机构“联合拍摄”。从1995年起，又采取影视合流的做法，并在电视台开设电影频道，所获收益的一部分返还给电影制片业。应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电影产业的制片、发行和放映体制经过多次调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电影制片规模不断扩大、电影投资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化、电影院线经营水平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电影发行收入增加等。为了应对加入WTO所带来的挑战，国务院通过了《电影管理条例》。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文化部发布了《关于改革电影发行放映机制的实施细则》。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布了《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变了电影市场产业结构，将原来纵向分离的市场逐步转化成纵向一体化的市场结构。随着电影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院线已经成为电影发行和放映市场的主角。2005年被广电总局确定为“电影发展年”，总局提出了促进整个电影业的发展的思路和理念：全面深化电影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推进电影产业化理论、体制机制、产品、科技和管理创新，在稳定数量的同时大力提高电影质量和效益，努力扩大电影在城乡的放映规模，建立保障农村老少边穷地区群众看电影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扩大电影在国际市场的份额，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通过一系列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电影政策上的进一步开放，无论是电影拍摄的题材还是表现手段等都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开放的政策也将进一步激发电影人的创作潜力。

台湾对本土电影的大力扶持。1989年之后的台湾电影，经历了发展阶段中至为关键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一方面，“新电影”时期的代表侯孝贤凭借《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另一方面，台湾新闻主管部门推出了迄今仍在实施的“本土片制作辅导金”，即由当局出资来协助拍片。不仅如此，一部电影一旦在海外电影节获奖，当局还另外颁发不同级别的奖金。声誉较高的国际艺术电影节对“新电影”的肯定，以及当局恰逢此时所进行的相关的制度化规范，对在本地经常票房失利却在海外电影节上开始锋芒毕露的艺术电影导演们而言，无疑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和作用。临危受命的台湾金马奖主席的焦雄屏对2007年的金马奖进行了大胆的改革。第一，对金马奖引人诟病的评审制度进行革新，使其公平性最大化。第二，让金马奖国际化，提高竞争力，设置了国际影评人联盟的费比西奖（Fipresci）和亚洲电影推广联盟的奈派克奖（Netpac）。其目的一是吸引国际关注；二是增强亚洲人意识；三是提高大陆电影的参与度，一改金马奖过去以港台电影竞赛为主的传统。允许大陆影片参评，能够加强电影人之间的深度交流。很显然，这些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对电影事业的支持和改革措施，都将对台湾电影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即便并不能在短期内扭转电影票房在本土市场上的颓势，但是这种方向性的建构毕竟让我们看到了台湾电影本土化叙事所具有的更为宽广的空间。尤其是海峡两岸的电影人和电影文化的交流都将为华语电影的文化资源整合提供更多的保障。

香港电影的制作政策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作为一个可以与西方现代都市相媲美的现代化商业城市，素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香港有着成熟的电影工业和悠久的电影发展史。除了是世界金融中心之外，它一度是全球电影生产中心之一，同时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电影出口中心，香港制作的电影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及日本、韩国地区，都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香港电影一直秉承商业和娱乐特色的理念，在制作理念上与好莱坞一样，更贴近电影的本质。在制度层面，香港电影一直有着积极与西方接轨的意识。1987年3月，英文《亚洲华尔街日报》公开报道了香港电影检查是没有法律基础的，也就是说1953年就已制定的《电影检查条例》居然是不合法的。历届新闻处处长领导的电影检查工作，只不过是在执行“行政命令”而已。至于二十几年来多部涉及政治内容的影片遭禁映，本身就反映出“以政治影响电影检查”的严重问题。由于舆论引发了国际上的关注，同时迫于本土电影制作者和观众的压力，相关部门迅速成立专责小组，审议新拟的《电影检查条例草案》，并将《电影三级制》收入草案之内。1988年11月10日，《1988年电影检查条例草案》正式生效，香港亦从这一天起实行“Ⅰ级”（核准对任何年龄的人上映）、“Ⅱ级”（核准对任何年龄的人上映，但在影片有关的宣传资料上要注明“不适合儿童”）、“Ⅲ级”（核准对年满十八岁的人上映）的“三级制”。历经此次电影检查机制改革之后，虽然导致大批渲染暴力和色情的影片泛滥成灾，但毕竟开放的创作氛围让香港电影人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由此成就了1989年至1995年这段堪称香港电影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到了1995年，香港电检处又将“三级制”改为“四级制”，具体变化主要是根据裸体、性、暴力、粗口与恐怖成分的轻重，将原有的“Ⅱ级”一分为二，分为“ⅡA级”（儿童不宜影片）和“ⅡB级”（青少年及儿童不宜影片）。其余的“Ⅰ级”和“Ⅲ级”均无变化。此后在香港上映的影片皆依据“四级制”接受检查，直至今日。从文化制度层面，香港具有天然的政策优势，商业化运作的经验使得香港的电影制作基本具备了产业化的体系，而且与内地的进一步联系将有助于香港更加熟悉内地的市场和消费理念。

很显然，从制度和政策层面而言，电影文化产业主管部门面对好莱坞的强力冲击均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对原有的管理制度和文化政策作出了一系列的调整、补充和完善，努力从政策以及制度层面为华语电影的发展提供更多保障，通过在制度方面与国际接轨使华语电影获得真正的联动。而制度的建构无疑是华语电影获得长足进步最为稳固的保障，一方面，它使得华语电影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另一方面，它也使电影制作本身获得更大、更自由的空间。

二、华语电影优势资源的重新配置

参照好莱坞的商业化发展模式，华语电影制度层面的革新和开放进一步促进了优势资源的重组，经过20多年的文化磨合，从融资、制片到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互动与合作，事实上也已形成了关系密切的“文化生命共同体”。香港电影以前的市场靠东南亚和中国台湾地区，由于现在台湾市场崩溃了，所以其要进入庞大的内地市场。面对当今全球化的文化语境，如何进一步聚合华语电影产业的优势，提升华语电影在国际主流市场的竞争力，这或许是关系到华语电影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人才济济的内地并不乏好的演员和好的导演，但是在电影营销方面明显与香港有着一定的差距。我国正处在当今世界经济的热点上，经济的发展相应地带动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再度崛起，而合拍电影事业所面对的恰恰是危机与生机共存、艰难与希望并生的大环境。中国电影已走过了整整119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国电影如何才能在全球电影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建立全方位、多元化的合作机制，将会大大增强华语电影的竞争优势，走过百年华诞的中国电影必将爆发出强劲的影响力。与内地电影相比，香港电影即便有着先天的电影产业化经营体制的优势，但是随着好莱坞的入侵，具有香港特征的电影叙事个性难觅踪迹，原有的征战世界的“功夫片”因缺少文化层面的创新性和不断地进行自我复制而遭到了电影市场的冷遇，潜在的具有竞争力的电影叙事元素不断地被好莱坞整合进自己的创作理念之中，香港便难以提供具有差异性消费特征的电影文本。而随着优势资源更为合理的配置，华语电影将会获得更为稳固的资金支持，电影人的强强联手也将会赋予华语电影实力更为强劲的制作团队和演绎团队，这种跨界合作自然会使得华语电影因为异质性艺术元素的注入而向世界电影呈现具有陌生化色彩的电影叙事文本。吴思远主导合拍的影片《遥远的路》与《熊猫与小孩》两部影片开启了先河，自1994年至2003年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来，两地合拍影片数量达137部。近年来涌现出的《长津湖》《悬崖之上》《长沙夜生活》等口碑佳作，皆是华语电影人才与资源整合的结果。

三、对自身文化资源优势的开掘

善于寻找开掘东西方都能理解的、既有共性又有“距离感”的文化资源，并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华语电影全球传播的重要文化策略。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无可替代的题材优势。当下转型期的中国有着更多的电影题材资源可供挖掘，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题材资源缺少现代性的理解和世界性的观照。华语电影人的集体转型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华语电影类型发展和存在的可能，这种趋势是值得肯定的。事实上，无论内地（大陆）、香港或台湾的新人新作，尽管同根同源、同种同文，却无一不是在特定的历史关系和人文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在全球化的影像时代，电影创作拍摄中的跨国运作越来越普遍，电影民族化等观念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但是华语电影要走向世界，必须挖掘自身的本土特色和民族风格，尤其在影像消费的时代，任何一个区域的电影观众都不希望看到自身文化的复制品，他们希望从银幕之上看到富有异质特色的文化景观。张艺谋曾经说过：“我们应该立足于发展本民族的有特色的电影。”[2]而第五代导演的创作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伴随着文学领域的“反思”“寻根”潮，涌现了一批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黄土地》《霸王别姬》等名片佳作。有历史的沉思，有当下的观照，有尖锐的批判，有文化的自省，彰显了华语电影特定时代的文化身份应有的诉求。

作为华语文化圈组成部分的台湾和香港，应该立足于本土、植根于传统、放眼未来，赋予华语影像独特而深厚的文化意蕴。港台电影作为华语文化的分支，在主题取向、道德谱系的建构、美学风格、叙事策略等方面存在着同构性，也存在着差异性。同源文化的差异叙事恰恰能够形成更为丰富的华语电影叙事景观。通过海峡两岸和香港文化交流的深入，不断拓展影像的表现题材，在富有差异性的影像表述中寻找到更具文化生命力的、持续的价值立场，华语电影人需要依托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来开拓中国传统文化更广阔的意义空间。积极开展内部与外部双向的对话，从而显现文化传播过程中叙事策略对文化竞争力的影响，为华语社群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更多的契机。而文化未来发展的活力因子就是在这种外来文化不断激发和内部文化不断变异的过程中获得的。中国传统文化要在全球多变的话语环境中真正立足，就需要不断地整合内部的文化资源。作为仅存于世的文明古国的传承者，我们需要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精神动力，开掘文化传统中富有未来指向性的人格建构理念和社会建构原则，以影像的形式提取摆脱现代性危机的文化救赎因子，在完成华语电影自身的文化品格建构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华语社群文化软实力。

原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先生在论及文化创新问题时曾指出：“文化艺术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作为民族的灵魂表征和血脉标识，它经由民族古老的祖先传承下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更新，又始终保持着祖先的基因和特质，由此而形成民族共有的文化的、艺术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优秀的艺术传统是中华民族祖先文化创新的积累和结晶，不断创新是这一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代中国的艺术创新是中国传统艺术向现代形态的转化与重塑……”[3]无论是民族的发展还是生命个体的文化身份确认，都将成为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的自觉诉求，“当然，不管艺术如何千变万化，它都离不开，也无法离开人类共同的精神关怀。任何有关艺术创新的催生也罢、批判也罢、解构也罢、承继也罢，如果其最终不能建构起艺术在人的理想家园之中的精神高地，那就将丧失艺术作为人的精神性创造劳动的价值，而可能陷入某种平庸，甚或是泛观念和语言滥用的陷阱，从而疏离人类族群，疏离社会，疏离进步与理想。”[4]华语电影需要积极观照华人社群的历史与现实，不断汲取来自传统的艺术给养，逐步确立自身的创作特色和民族风格。百年中国电影的创新之路，始终和追求民族化、现代性结合在一起。作为华语电影中寄予的华人社群的文化身份，也同样需要在文化的输出与引入过程中不断成为彼此的参照，积极地从异质文化中汲取有利于塑造民族心性的因子。在全球化背景下，华语电影人需要摆脱被动与保守的心态，积极借助现代的传媒手段，在整合华语电影自身优势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对好莱坞电影的借鉴以及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的创新，激活自身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并在完成自身文化身份现代建构的基础上，为人性迷失和精神困惑的21世纪注入东方式的关怀，从而以华语文化为内核建构世界文化的精神高地。

注释

[1]窦守芳：《〈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说明》，《电影》1993年第2期，第24—29页。

[2]杨远婴等：《90年代的第五代》，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第131页。

[3]孙家正：《关于文化创新问题》，《光明日报》2003年9月3日。

[4]冯远：《关于文化创新的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美术》2003年第11期，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