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外交往和外交制度研究

在对外交往方面，齐陈骏《五凉政权与西域》（《丝绸之路》1992年创刊号）认为五胡十六国时在今甘肃境内建立的五个称“凉”的政权，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仍非常密切，为中国西部各族交融、中原与西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重新讨论了以往对关系史的研究，将经过检验的成果组织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下篇对若干重要而又必须进一步推敲的专题，如张骞西使、甘英西使、通西域路线、戊己校尉、李柏文书以及吐鲁番文书有关年号等，进行了研究。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对曾称霸中亚的游牧民族嚈哒的起源、历史、社会经济、宗教和统治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是此一领域第一部汉文专著。罗新《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依据各种史料和考古调查资料探讨了经过墨山国故地、沟通罗布泊和吐鲁番盆地的重要道路之起源和利用。王欣《柔然与西域》（《西北民族论丛》第1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指出，随着高车建国与北魏建立，柔然在西域的统治面临着各种挑战，加之嚈哒的介入，这一时期西域的政治形势与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深刻影响着西域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任崇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的丝路交往》（《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5期）论述了中原与西域的政治联系、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周伟洲《公元三至六世纪的南海诸国及其与中国南方诸政权之关系》（《燕京学报》新10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详细考察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林邑国、扶南国及其属国，以及3～6世纪中国史籍中所见其他南海诸国的情况。石云涛《南朝萧梁时期中外互动关系述略》（《全球史评论》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分别论述了南朝萧梁与南海国家、东亚诸国和西域国家的交往，认为萧梁时期是魏晋南北朝时中外海上交通、交往和交流的一个高潮时期。孙久龙《简析古代日本对曹魏西晋王朝的朝贡》（《贵州文史丛刊》2010年第4期）论述了三国西晋时期古代日本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张庆捷《日藏入华粟特人石床舞蹈图释证》（氏著《民族汇聚与文明互动——北朝社会的考古学观察》，商务印书馆，2010）指出，在日本滋贺县收藏的北齐石棺床是北朝入华粟特人使用的石葬具之一，上面的图像表现的是“胡旋舞”的场面，胡旋舞传入的时间当在两晋南北朝时期。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研究，有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刘永智《中朝关系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杨通方《中韩古代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蒋非非等著《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马大正《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研究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等等。韩国磐《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梳理了南北朝时期的使节交往，论及双方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韩昇《“魏伐百济”与南北朝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论述了北魏统一中原和南北政权相对稳定之后，北魏、南朝与高句丽、百济关系的变化。韩昇《萧梁与东亚史事三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年第3期）考证“扶桑”并不专指日本，《梁书·扶桑国传》不能证明南朝佛教已经传入日本；梁元帝《职贡图》中的倭国使者形象是据前代史籍记载绘画，证明此时倭国与南朝的交往处于中断状态；将武宁王墓室的结构和砖铭与南朝砖室墓进行比较，证明武宁王陵乃南朝工匠建造。把这些孤立的个案联系起来，正好证明其时东亚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百济成为南朝外交以及在东亚世界传播南朝文化的重要国家。姜维公《南朝与北朝对高句丽政策的比较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认为南北朝都视高句丽为藩属，封册优厚，南朝对其政策温和而灵活，北朝则强硬而僵化。李凭《魏燕战争前后的北魏与高句丽的交往》（《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对魏燕战争前后北魏与高句丽的交往进行了详细考论。李凭《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丽》（《文史哲》2004年第4期）论述了北燕灭亡至延兴年间北魏与高句丽的关系，指出频繁的使节交往和北魏遵循不介入高句丽与百济间矛盾的原则，促使双边关系由冷漠走向缓和，为孝文帝朝与高句丽的友好关系做了铺垫。李凭《北魏天兴元年的高丽移民及其状况》（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纪念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四川大学，2004年7月）考察了北魏天兴元年强行从山东六州迁徙到平城的一批高句丽移民的籍贯和生活状况。周一良《百济与南朝关系的几点考察》（《冰茧彩丝集》，成都出版社，1994）探讨了百济与南朝的交往、文化交流，并对赴百济讲学的陆诩及其师友进行了考证。成正镛、李昌柱、周裕兴《中国六朝与韩国百济的交流——以陶瓷器为中心》（《东南文化》2005年第1期）认为六朝瓷器在百济的各个时期都具有不同的性质，从数量上看可知不只是“职贡答礼”的结果，可能具有贸易性质。

外交制度和外交政策方面的专著，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初版于1998年，增订本于201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对汉唐时期外交决策制度与外交主管机构的职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开拓性研究，勾画出了汉唐外交制度的基本面貌及其发展轨迹。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学术界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著作，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奠基之作。中编“魏晋南北朝外交制度”揭示了皇权体制下的外交决策制度、外交管理制度，既分门别类缕述不同的机构、官员及其职能，又提要钩玄展现了诸机构的分工合作和外交运作的全过程及其一体性。论文有王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使节》（《文史知识》1997年第8期）、黎虎《魏晋南北朝鸿胪寺及其外交管理职能》（《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王静《北魏四夷馆论考》（《民族研究》1999年第4期）考证了北魏四夷馆的大体位置及建置时间，指出四夷馆主要留驻归魏的南朝人士、边夷侍子和朝贡使者、周边民族首领及商胡等，其设置为各民族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体现了北魏民族政策的开放性，并对隋唐四方馆制度产生了影响。高二旺《魏晋南北朝人质外交的类型及其表现》（《兰台世界》2008年第2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质外交主要表现为主动送质、强拘强索人质和接受外交入侍等几种类型。李俊方《东汉南朝文献中所见高句丽称貊问题探讨》（《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通过分析记载称高句丽为貊或秽貊的东汉南朝文献，认为称高句丽为貊是蔑称，符合时人貊言恶的思想观念。韩昇《论魏晋南北朝对高句丽的册封》（《东北史地》2008年第6期）认为，魏晋南北朝对高句丽的册封出现了封号军事化和虚封国内州职的现象，这是当时外臣内臣化的反映。徐美莉《论柔然与北魏的外交之礼》（《北朝研究》第6辑，科学出版社，2008）论述了柔然、北魏交往过程中的三种外交之礼。韩雪松《北魏外交文书试探》（《史学集刊》2013年第1期）阐明北魏国家根据不同的外交对象和外交事务分别采用不同类别的外交文书，而且各类各级外交文书都严格遵循国家相关规定，由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起草、撰写。石少颖《论南朝时期东南亚国家对“华夷秩序”的认同问题——以中国正史资料为视角》（《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1期）认为，南朝时期由于多种原因东南亚各国对南朝各政权的政治膜拜和实利诉求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在东南亚国家主导下，中外佛教交流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梁元帝萧绎任荆州刺史时所绘《职贡图》摹本原有三种，一为唐阎立本《王会图》，二为五代南唐顾德谦《梁元帝蕃客入朝图》，三为北宋熙宁十年（1077）前摹本。其图像和题记不仅对于研究《职贡图》有重要意义，对于研究《梁书·诸夷传》及中古时期中国与四夷和域外的交往也有重要意义，《职贡图》成为研究“东亚世界论”与“册封体制论”的重要资料，因此引起学者关注。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读画札记》（《文物》1960年第7期）、徐邦达《阎立德、阎立本：职贡图即王会图卷》（收入《古书画伪讹考辨》上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证。钱伯泉《〈职贡图〉与南北朝时期的西域》（《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指出这是一份极为宝贵的图文并茂的遗物，在十二则使者画像和题记中有八则为西域的国家，《职贡图》对研究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史具有重要价值。王素《梁元帝〈职贡图〉新探——兼说滑及高昌国史的几个问题》（《文物》1992年第2期）考证《职贡图》是以四方朝贡为主题创作的一幅图的三个不同阶段图之一，第一阶段是任荆州刺史时创作，第二阶段是任京官时创作，第三阶段是当皇帝时创作。余太山《〈梁书·西北诸戎传〉与〈梁职贡图〉》（《燕京学报》新5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论述《梁书·西北诸戎传》与相传出自梁元帝之手的《职贡图》之间的关系，认为南京故宫博物院今存所谓《梁职贡图》残卷图像、题记之原底可能是裴子野《方国使图》。陈继春《萧绎〈职贡图〉的再研究》（《中国美术史论文集——金维诺教授八十华诞暨从教六十周年纪念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对王素的观点进行了商榷。连冕《宋摹梁元帝〈职贡图〉与中古域外“冠服”》（《装饰》2008年第12期）通过图像探讨了中古时期的中外服饰。赵灿鹏发现并公布梁元帝《职贡图》的第四种本子，清末民初人葛嗣浵（1867～1935）记录的清乾隆四年（1739）张庚（1685～1760）摹本《诸番职贡图卷》（氏著《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佚文的新发现》，《文史》2011年第1辑，中华书局，2011，第111～118页；《南朝梁元帝〈职贡图〉题记佚文续拾》，《文史》2011年第4辑，中华书局，2011，第237～242页）。其中有十八国题记，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特别是中日韩学者。王素《梁元帝〈职贡图〉与西域诸国——从新出清张庚摹本〈诸番职贡图卷〉引出的话题》（该文是作者于2012年1月21日受邀赴日本东京国学院大学参加“梁职贡图と倭—五·六世纪の东ユーラシア世界”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由日本学者翻译为日文，题为《梁职贡图と西域诸国—新出清张庚模本〈诸番职贡图巻〉がもたらす问题》，收入铃木靖民、金子修一主编《梁职贡图と东部ユーラシア世界》，东京勉诚出版株式会社，2014，后来又发表于《文物》2020年第2期）肯定了新发现的本子的价值和意义，认为梁元帝《职贡图》从世界史的角度评判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它反映了作为当时世界主体或中心的梁朝，对作为附从或外围的各国的分野及秩序的看法；二是它同时反映了作为附从或外围的各国对作为当时世界主体或中心的梁朝的文化及地望的看法。莫莹萍、府建明《梁元帝〈职贡图〉“倭国使”题记二题》（《北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认为，《梁书·诸夷传》中“倭国传”的内容不是取材于萧绎《职贡图》中的倭使题记。《职贡图》中的倭使题记内容源出《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无梁元帝访采所得新材料。梁时倭国政治局势动荡，刘宋时倭国授除封号的要求未得满足，促使倭国在齐、梁二朝中断了向南朝朝廷的入贡。中日两国史籍均无倭使朝梁的记载，虽然《职贡图》中绘有倭国使者，但《职贡图》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作，因而并不能作为梁朝与倭国交往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