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化政治学的批评

早在英国文化研究的草创时期，威廉斯等人就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二元模式表示了不满。自从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之后，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反思和批评就变得十分流行，主要矛头指向它的悲观主义、精英主义的立场以及生产主义的研究范式。这种潮流到费斯克（John Fiske）走向了极端，出现了所谓的过度美化大众能动性的“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的文化政治研究由于警惕经济主义而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消费而不是生产上，积极肯定消费大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却矫枉过正地走向了民粹主义与“消费主义”。吉姆·麦克盖根（Jim McGuigan）对包括文化政治研究在内的文化研究的非马克思主义和非政治经济学倾向提出了批评。他声称，这些文化政治研究的真正危机是把关注点狭隘地集中在消费上，而没有把消费问题置于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他提倡文化政治研究应该重新引入政治经济学，重新关注生产，否则的话，文化政治研究很可能与现存的剥削和压迫力量结成同盟。[31]

尼古拉斯·加恩海姆（Nicholas Garnham）认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文化政治研究对立起来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的误解之上的，“只有在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桥梁重新建成之后，文化研究的事业才能成功推进”[32]。民粹主义式的文化政治研究背叛了自己原先的主张——统治方式及其伴随的文化实践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结果，是文化消费而不是文化生产，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劳动或工作的文化实践，成为文化政治研究压倒一切的关注点。这反过来在政治上帮助了右派，因为正是右派在意识形态上把人们建构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偏离了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分析的文化政治研究通过把注意力集中于消费、接受和阐释的阶段，而夸大了消费和日常生活的自主性、创造性。如果脱离经济结构与政治权力而集中关注孤立的“日常生活”，就会制造一种人们的日常生活能脱离结构的权力的幻象，回避了权力结构与权力组织的存在，而文化工业当然就是这样的特定权力结构与组织。

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指出，这种否定阶级分析范式的文化政治研究存在几个方面的“危险”：反经济还原主义变成对没有任何解放意义、革命意义的差异的无批判庆贺；对于消费者的创造性过于乐观，低估了社会结构对行动者的制约、压迫；对观众“快感”的赞美导致对最肤浅的文化产品不加思考的任意肯定；在所谓的“生产—再现—接受”的“文化循环”中对生产的低估，并过分强调接受与消费；为理论而理论以及理论的自我迷恋，等等。斯蒂文·贝斯特（Steven Best）和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也认为，文化政治只有在为社会整体性变革的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否则，“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就依然限制在社会边缘，并且处在退化到自恋、快乐主义、唯美主义或个人治疗的危险之中”[33]。

在西方，文化政治基本上属于后现代主义范畴。文化政治学者格伦·乔丹和克里斯·威登认为，后现代主义对普遍性、元叙事、本质的主体性和固定的意义的批判的确有激进的政治潜能，但也容易造成对社会关系结构的盲视。“对差异的理解一旦脱离产生它的结构性权力关系，后现代对差异的欢庆就会变得危险。”[34]“差异政治”弄不好，就会沦为失去批判性的“游戏”的政治。[35]诚如伊格尔顿批评的那样，后现代政治“被改变成了某种审美景观”，“它已经帮助把性、性别和族性的问题如此坚实地放进了政治日程……只不过是对更经典形式的激进政治学的一种替代，这种更经典形式的激进政治学涉及的是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物质的生产方式”[36]。后现代主义以“微观政治”取代“解放政治”恰恰“是一场政治失败的后果”，而“正是这一点，歪曲了众多的当代文化观点，使它们走了样”[37]。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后现代主义对规范、整体和共识的偏见是一场政治大灾难，其愚蠢也确是惊人的”[38]。

综上所述，即便是在西方，虽然形成了诸多文化政治理论，但是从学科角度而言，文化政治学尚在形成之中。与其说是对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毋宁说是对文化政治及相关理论的批判。无论是文化政治还是文化政治学，都是研究文化与政治关系的；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才能真正揭示文化与政治之间的根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