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言
在一次授受采访中，当美国著名小说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被问及《毛二》（Mao II）中那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小说家比尔·葛雷是否以他自己为原型时，他当场否认了这一点。他回答说：“不，比尔·葛雷并非以我的生活或工作为模型。我并不是个隐士。”[1]的确，尽管他很少出席签售仪式，在脱口秀栏目、新书推广活动或大学讲坛等场面也很少露面，但收集在《与德里罗对话》一书中各个时期的访谈间接地证明他不是一位像J.D.塞林格或托马斯·品钦那样的避世作家。[2]在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心中，德里罗位列当今美国四大重要小说家之一（其他三位是菲利普·罗斯、科麦克·迈卡锡和托马斯·品钦）。他精力充沛、才华横溢，除了现有的17部小说[包括他在1980年与他人合作易名（用的名字为“Cleo Birdwell”）发表的《亚马逊族》（Amazons）]，他还涉足短篇小说、戏剧、影视剧本及散文等体裁。目前，他已赢得了世界声誉。首先，包括《白噪音》（White Noise）、《天秤星座》（Libra）和《地下世界》（Underworld）在内的三部小说跻身2006年《纽约时报》评选的“过去25年来美国最优秀小说”前20位。其中，《地下世界》得票数仅次于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位列第二。除此殊荣之外，他还先后获得过美国全国图书奖、笔会/福克纳奖等奖项。当然，给他带来最大声誉的是《地下世界》。这部小说不仅帮助他获得威廉·迪·豪维尔斯奖章、“卡多·巴凯利”国际奖及其他荣誉，而且还让他在1999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耶路撒冷奖”的美国作家。除此之外，另外三项值得在此强调的荣誉包括他2009年获得的“共同财富杰出服务奖”中的文学奖项、2014年的诺曼·梅勒终身成就奖和2015年由国家图书奖颁发的杰出贡献奖。这诸多的奖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同V.S.奈保尔、米兰·昆德拉、奥罕·帕慕克、威廉·福克纳、托尼·莫里森或索尔·贝娄等人一样，已成为国际文坛无法绕开的重要作家。当然，这些奖项只是证明其文学声誉的一方面。另一点足以说明他在美国文学研究中重要性的是来自世界各地学者对他的关注。自从1975年出现第一篇讨论他创作的文章及1987年汤姆·勒克莱尔（TomLeClair）出版第一部研究他的专著以来，几乎每年都有关于他的评论文章及专著发表。据“德里罗研究协会”（The Don DeLillo Society）网站统计，截至2016年8月，有关他的研究专著达数十本，另有数百本书辟专章讨论他的作品。另外，像《现代小说研究》《南太平洋季刊》等几家著名学术期刊还相继推出研究他的专刊，而散见于各大期刊中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
在中国，德里罗研究经历了逐渐起步到持续升温阶段，研究成果数量与质量也在不断地增多和提高，见证了一位重要作家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落户扎根的过程。笔者2016年8月以“德里罗”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发现大致可以把2010年视为中国德里罗研究发展的分界线。在2010年以前，剔除明显与德里罗作品关系不大的篇章，找到期刊文章42篇，硕士学位论文30篇，还有一篇专辟章节讨论《白噪音》和一篇专辟章节讨论《天秤星座》的博士学位论文。[3]在所有文章中，又以讨论《白噪音》的最多。德里罗研究在中国迎来研究高峰是在2010年以后。2011—2016年8月期间，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有137篇，硕士学位论文有60篇，以德里罗为研究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有3篇。最近，由范小玫（2014）撰写的专著《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唐·德里罗小说研究》和张瑞红（2015）撰写的专著《唐·德里罗小说中的媒介文化研究》也相继面世。另外，近年来出版的有关美国文学的专著或论文集也把目光投向了德里罗。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涉及德里罗的主要有以下几本：吴冰与郭棲庆主编的《美国全国图书奖获奖小说评论集》、杨仁敬等著的《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郭继德主编的《美国文学研究》（第四辑）及陈世丹撰写的《美国后现代小说艺术论》。前三本关注的是《白噪音》，而《美国后现代小说艺术论》对《天秤星座》进行了专章分析。[4]国内出版的美国文学史也有几部著作介绍了德里罗的创作，这其中包括杨仁敬撰写的《20世纪美国文学史》、王守仁主撰的《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以及毛信德撰写的《美国小说发展史》。就覆盖内容来看，《新编美国文学史》和《美国小说发展史》[5]介绍的内容要广泛些，因为《20世纪美国文学史》把重心放在了《白噪音》上，前两部则对德里罗的几部代表作做了概述。值得注意的是，德里罗作品的中文翻译正在迅速跟进。自1996年以来，译林出版社陆续引进了他的《天秤星座》《名字》《白噪音》《地下世界》《坠落的人》等著作，德里罗绝大多数小说都有了中文译本，这对于扩大德里罗在国人中的受众面、推进德里罗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可以说，国内外德里罗研究正向多维度、多视角迈进。陈慧莲在《二十一世纪美国德里罗研究新走势》中提出，美国学界对德里罗的研究已经突破学科界限，“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非文学的因素对其作品进行阐释，挖掘文本和历史事件的关系，分析文学和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透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映射，由此产生了多元、复杂的学术思想”。[6]为了给笔者的研究创新点寻找学理上的支持，本书在阐述相关研究观点和理论框架之前，将聚焦国内外（国外研究以美国为主）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对德里罗的研究，从批评家通常涉及的四个方面来概述德里罗研究的现状。这四个方面包括对德里罗创作风格的讨论、对他作为文化批评者身份的讨论以及对他小说中的语言使用情况和生态意识的讨论。
第一节 德里罗小说国内外研究现状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早在1984年评论德里罗的小说《名字》（The Names）时就说过，德里罗在“美国后现代小说家中最有趣、最有才华”。[7]对这一标签，响应者很多，反对者也不少。例如，1998年出版的《后现代美国小说：诺顿选集》就把德里罗作为一位重要代表作家收入其中，而在弗兰克·伦特里基亚（Frank Lentricchia）看来，德里罗是“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8]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非常明显地反映在2008年出版的《唐·德里罗剑桥指南》一书中，该书的第一部分“审美与文化影响”并置了两篇对德里罗创作风格持不同观点的文章。在开篇题名为《德里罗与现代主义》一文中，菲利普·内尔（Philip Nel）尽管语气委婉，但特别强调了现代主义对德里罗的影响。他认为，“因为德里罗在世俗生活中寻求史诗、采用现代主义先锋派创作手法、行文精练节制、小说指涉丰富，所以要理解德里罗的成就，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至少同等重要”。[9]他不仅指出德里罗自第一部小说《美国志》（Americana）面世以来就一直受到乔伊斯的小说如《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等的影响，而且把德里罗“百科全书式的雄心”与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这一传统联系在一起。为了更有力地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论述了德里罗对缺乏深度和平面化的后现代文化的批评、现代主义式的语言以及他在小说中对艺术家的重视。他尤其详述了现代主义对德里罗语言使用的影响：首先，他把德里罗在《名字》一书中“纸上留下空白”的手法与在《地下世界》前言部分对“和”字的频繁使用追溯到海明威的影响。其次，他仔细研究了德里罗对“原初语言或人类堕落之前语言”的信仰，认为这与一些现代主义者对原始主义的支持异曲同工。另外，他把德里罗对“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者试图跨越词与世界的距离所做努力”的执迷与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那句名言——“思想仅寄寓于事物中”（No ideas/but in things）——联系在一起。最后，他还点明了现代主义“顿悟”手法对德里罗语言使用的影响。其实，关于德里罗的语言使用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内尔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讨论《身体艺术家》的论文中就展开过详述。他认为，德里罗通过响应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浪花》以及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的美学原则，使该小说趋向于“形式现代主义”。[10]当然，指出德里罗与乔伊斯之间不解之缘的不止内尔一人。在众多强调现代主义对德里罗影响的批评者中，马克·奥斯廷（Mark Osteen）在诸如《回声的宅子：埋葬〈身体艺术家〉》及《德里罗笔下迪达勒斯式的艺术家》等论文中都表述了德里罗如何受惠于乔伊斯。
与内尔不同，彼得·奈特（Peter Knight）在《唐·德里罗剑桥指南》第二篇文章《德里罗、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中突出了德里罗的后现代风格。他把德里罗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受到关注归因于“德里罗代表了美国文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11]他并不认为德里罗小说中的艺术家是现代主义式的英雄形象。相反，他在文中写道：在德里罗小说中有种“普遍的认识，即在消费主义无处不在的时代，艺术家的作用是有问题的”。[12]他进而涉及现代主义之后文学创作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原创性问题。早在《文学的枯竭》一文中，约翰·巴思就论述说，由于时代语境的变迁，包括史诗在内的几种曾经辉煌的文学形式已耗尽，现代主义之后的作家如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写作时总是有种自省意识。他说，博尔赫斯的原创性在于他已认识到“创作原创性的作品已经很难，或许已不必要”。[13]这些作家因而不再写作传统的那种“恰当、天真的小说”，而是写作“模仿其他文献作品的小说”。[14]这种对经典作品再创造的技法后来被冠以“元小说”的名称。在莫莉·海特（Molly Hite）看来，“元小说”技法与打破体裁常规、作者面具、老套的人物形象及高尚与通俗话语相混淆等手法共同构成了后现代小说写作的特点[15]，而在她用来佐证的代表作家中就有德里罗。似乎是为了证实巴思与海特所言不假，彼得·奈特在德里罗的小说中找出了互文性、打破体裁常规等技法。并且，除论证德里罗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缺乏创新意义外，奈特还认为，德里罗已经认识到，“艺术已经无法再现生活本身，只是其他表征的表征”。[16]
相比较而言，彼得·奈特的论点比菲利普·内尔的观点在中国得到了更多的响应。在一些讨论德里罗风格的文章中，大多数研究者突出他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李淑言（2001）在《唐·德里罗的〈白噪音〉与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就列举了《白噪音》文体上的后现代主义特点，其中包括松散的情节、类型化趋势的人物以及体裁和文体上的杂烩。杨仁敬认为，《白噪音》“是一部有趣的黑色喜剧，它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后现代派的一部力作”。[17]与上述两位研究者不同，陈世丹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天秤星座》中的后现代手法。他既看到了小说的多重叙事线索，又详细分析了小说运用的符号嬉戏、时空跳跃、视角变换、重复、拼贴及元小说等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技巧。[18]姜小卫虽然也把《天秤星座》归入后现代主义小说之列，但他把重心放在小说对历史的认识上，认为德里罗“以精湛的艺术成就对后现代历史‘认识型’的范式转变以及后现代主体性、自我和社会身份认同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和思考”。[19]
另外，有些评论者在把德里罗定位为一名后现代作家的同时，特别关注其他文学潮流对他的影响。德里罗也因此被贴上了“后现代自然主义作家”“后现代浪漫主义作家”及“后现代现实主义作家”等标签。保罗·奇韦洛（Paul Civello）在他的论著中，经过分析德里罗的小说《端线区》（End Zone）与《天秤星座》，认为德里罗对自然主义进行了后现代重构。他解释说，不同于左拉、弗兰克·诺里斯等19世纪自然主义作家，德里罗在小说中融入了新的物理与系统理论。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以往那种以“因果科学范式”为特征的世界秩序被以“系统相互连接”为特征的新秩序所替代。在这种新秩序中，他笔下的人物失去了对世界的掌控，因为已经无法找到一个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客观”现实。[20]奇韦洛的观点后来在中国找到了共鸣。方成把他的论点运用到解读《白噪音》中，认为“德里罗的小说传承了自然主义小说的主题关注，但又在不同的存在领域——知识、历史、文化、数据——中找到了新的塑型模式”。[21]至于浪漫主义对德里罗创作的影响则被哈罗德·布鲁姆、保罗·莫尔特比（PaulMaltby）及卢·F.卡顿（Lou F.Caton）等评论者挖掘出来。布鲁姆认为，与其称德里罗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不如说更像一个“浪漫主义高峰时期的超验主义者”；[22]而莫尔特比在德里罗小说中发现了“浪漫主义式的形而上学”。[23]卡顿通过细读《白噪音》中的三幕场景，认为德里罗在该小说中始终“保持一种浪漫的不确定性”。[24]还有些评论者注意到德里罗近几年——尤其是自发表《身体艺术家》（The Body Artist）以来小说创作风格悄然地发生了变化。中国两位学者王守仁和童庆生在《回忆、理解、想象、知识——论美国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一文中，就是以《国际大都市》（Cosmopolis）这本小说为其中一例来论述美国文学的后现代现实主义风格的。实际上，王守仁主撰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就把德里罗的创作归入“新现实主义小说”之列，认为“德里罗的长篇小说包含着传统的叙述模式、文笔流畅，不乏幽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25]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也许能推断出一个结论：批评家总是根据自己的认知范式来定位某位作家，而作家本人也许并不在意自己属于哪一派别。德里罗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对于自己作品被批评家贴上各种标签，德里罗曾发表过这样的观点：“我不反对他们。但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我是一位小说家，一个时期的小说家，一位美国小说家。”[26]事实上，在德里罗罗列自己喜欢的作家或对他产生过影响的作家中，既有通常被认为属于现代主义的作家又有被当成后现代主义的作家。这其中有福克纳、乔伊斯、海明威、品钦、威廉·加迪斯及保罗·奥斯特。因此，本书倾向于接受菲利普·内尔的建议。尽管他强调了现代主义传统与德里罗创作的关系，但他在自己文章行将结尾时写道，“任何想确认德里罗诗学特征的努力——是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都必须考虑到他小说中隐藏的其他特征”。[27]毕竟，很少有哪位作家是为某一“主义”而创作，而且作家的风格总会随着自己对文学的不同理解而变化的。但评论家的讨论并非没有意义。相反，他们的观点将使读者对某位作家的叙事风格、遣词用句等文体特征更加敏感，增加阅读的乐趣。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关于德里罗的小说，绝大多数评论者都认同了一点，那就是德里罗作品“不容置疑的当代性”[28]，或者说德里罗对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后现代状况”的关注。哈维曾把1973年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开端，认为当时政治经济格局正经历由“福特主义向某种可被称为‘灵活’的财富积累制度”[29]转变。哈维所说的这个时间点对于考察和研究德里罗小说主题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因为无论从德里罗所有小说发表时间看（第一部小说《美国志》发表于1971年），还是他作品所涉及的时代背景来考虑，他的作品都与哈维所说的社会状况有契合之处。据此，我们或许明白德里罗为何经常被评论者看成是后现代文化的“批评者”。用约翰·N.杜瓦尔（John N.Duvall）的话来说，德里罗的作品是对当今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持续地进行批判”。[30]关于后现代文化，特里·伊格尔顿曾做出如下描述：“这是西方历史性地转向新的资本主义形式——转向瞬时即变、没有中心的技术世界、消费主义世界以及文化产业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服务、金融和信息产业战胜传统的制造业，古典的等级政治让位于一系列‘身份政治’。”[31]而这些特点在德里罗小说中似乎都能找到例证。勒克莱尔在他的著作中就说过，“德里罗小说……内容广泛，它们涉及了美国后工业时代文化的方方面面，这时的美国处于信息与交流时代”。[32]鉴于讨论德里罗小说的后现代文化特征的文章数量过于庞大，本书将以克里斯托弗·道格拉斯（Christopher Douglas）对德里罗小说主题的归纳为基础，进行扼要介绍。克里斯托弗·道格拉斯认为，德里罗小说大体有四大主题：第一是德里罗“对通俗文化的着迷”；第二是“本原感的缺失”；第三是“在历史感消失的同时，对历史语境的渴望”；第四是“恐惧感及怀疑有人设局”。[33]与之相比，本书的介绍将更为具体，下文将侧重德里罗小说对消费主义、媒介及技术的呈现以及他对恐怖主义的描写这两大方面。
在早期研究德里罗小说的著名评论者中，除勒克莱尔之外，另一个无法忽略的是伦特里基亚。尽管在上文中提到，伦特里基亚把德里罗归类于现代主义者行列，但他特别关注德里罗对“后现代境况”的表现。他曾这样说过，“阅读德里罗的著作就是一次异常深刻的文化体验——这些小说都不可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创作出来”。[34]他对德里罗研究的贡献主要与他主编的两本论文集有关。这两本文集都出版于1991年，其中一本为《〈白噪音〉新论》，专门对《白噪音》展开讨论；另一本为《介绍德里罗》，是对1990年《南太平洋季刊》推出的德里罗专刊进行收编、拓展的结果。第一本文集中收录了四篇讨论《白噪音》的专题论文。托马斯·J.费拉罗（Thomas J.Ferraro）在开篇论文中讨论了小说中消费文化所具有的社群性凝聚力量，而保罗·A.坎托（Paul A.Cantor）接下来以小说中的希特勒研究为例，细探了媒体与学术话语对某一可怕的历史事件具有的稀释淡化的作用。迈克尔·V.摩西（Michael Valdez Moses）在第三篇文章中则把重心放在小说对充满死亡威胁技术的刻画上。伦特里基亚执笔了最后一篇文章，他认为，德里罗在小说中试图在后现代境况下塑造出一种“新的人类集体形式”。[35]《介绍德里罗》这本文集虽然突出了“天秤星座”的地位，但覆盖的面比较广。在众多文章中，首先值得推介的是丹尼尔·阿伦（Daniel Aaron）所写的《如何阅读德里罗》。从题目就能看出，他试图为德里罗的初读者提供一些便捷之道。他指出了一些德里罗小说经常关心的问题，如“灾难”“阴谋”“风景”“美国”，以及风格上常见的“长篇大论”等。接着，他以《天秤星座》为例，指出了德里罗小说中的其他主题：“技术与人类价值”的关系、“语言与私密”的关系及对“阴谋美学”的关注。该文集中，另有研究者讨论了德里罗对罗曼司这一体裁的运用，讨论了德里罗对“电影真实”的处理。这其中最富有洞察力的文章还是伦特里基亚为此书撰写的压轴之作——《作为后现代批评的〈天秤星座〉》。在该文中，他认为，《天秤星座》开辟了“美国文学与文化的一个新阶段”，因为小说中“典型自然人生活的社会环境”消失了，代之以一个“具有感召力的影像世界”。[36]他以细读为基础，详细展现该小说如何为读者揭示印刷与视觉媒介对日常体验的影响。
但是，全面探讨德里罗在小说中对媒介运用的著作是道格拉斯·基西（Douglas Keesey）的著作《唐·德里罗》。这本发表于1993的著作涵盖了德里罗当时已发表的10部小说，每章以一部小说为主要探讨对象。该书的主旨是要讨论德里罗“对媒介表现现实的密切关注，这些媒介已把人与自然及自身隔离开来”。[37]基西不仅强调了每部小说某一特定的“媒介结构”，而且尽量把它们置入相应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例如，在第五章讨论《拉特纳之星》（Ratner's Star）时，他指出了该小说对数学媒介的运用，以及它对路易斯·卡洛尔、毕达哥拉斯、牛顿和爱因斯坦等人思想的借鉴。该书文笔清新，对德里罗研究者来说，是一本很好的入门教材。根据克里斯蒂娜·斯科特（Christina Scott）的分析，马克·奥斯廷那本颇具分量的研究著作——《美国式的魔力与恐惧：唐·德里罗与文化对话》虽然分析更加细致、学术性更强，但是，在“结构与目标”上都与基西的著作非常相近。[38]马克·奥斯廷的观点是“德里罗的著作与美国文化制度及其各种话语展开对话，演绎了美国式的魔力与恐惧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层关系具有多种形式、意蕴与后果”。[39]在全书八章中，他一方面细数由影像侵袭、各种迷恋与“各种宏大叙事碎片化”带来的恐惧，另一方面表明德里罗笔下的人物没有放弃寻找“魔力形式”的努力。他尤其指出了《毛二》《地下世界》等作品中艺术家的作用，认为他们正在谱写区别于官方历史的生活篇章。
同道格拉斯·基西类似，马克·奥斯廷在行文中穿插了许多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但在大量关于德里罗研究的著作或论文中，有一位理论家的名字似乎总是出现在读者面前，他就是法国人让·鲍德里亚。根据马克·奥斯廷的调查分析，约翰·弗劳（John Frow）是第一位把德里罗与鲍德里亚联系在一起的批评家。在《最后时刻之前那些最后的事情：关于〈白噪音〉的笔记》一文中，弗劳认为，《白噪音》执着于“建构典型性”。[40]他在考察了自柏拉图至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批评家对“仿真”理论的阐述后，把《白噪音》与鲍德里亚的理论衔接起来。这一点后来在约翰·杜瓦尔那里得到了深化。在突出小说中由超市、购物中心构成的消费空间与电视形成的概念空间对日常思维渗透的同时，杜瓦尔论述说，《白噪音》中“社会、政治与美学已平面化为让·鲍德里亚所说的仿真”。[41]相比之下，伦纳德·威尔科克斯（Leonard Wilcox）的《鲍德里亚、德里罗的〈白噪音〉及英雄叙事的终结》显然把鲍德里亚的理论与德里罗的小说之间的参照性作为一个主题来阐述。更重要的是，他在突出他们之间的相似点时，也看到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一方面，他认为，德里罗与鲍德里亚对于信息社会里“真实的丧失”“主体性的剧变”以及“英雄般地寻找出路这样的概念已消亡”等方面的认识不谋而合；另一方面，他指出，区别于鲍德里亚，德里罗相信“小说叙事能够对它所描写的过程保持批判的距离与提供批评见解”。[42]当然，像迈克尔·斯托金格（Michael Stockinger）和兰迪·莱斯特（Landy Laist）等批评家还利用鲍德里亚的理论来阐释德里罗的其他小说。实际上，也许由于鲍德里亚的理论与德里罗的小说实在有太多契合之处，2008年出版了一部把两者结合起来的专著。在《德里罗、让·鲍德里亚及消费难题》一书中，马克·舒斯特（Marc Schuster）使用了鲍德里亚理论中的许多关键词来阐述德里罗的大多数小说，颇有穷尽两者之间的关联的意图。[43]
在中国，德里罗作为后现代文化批评者的身份同样引起评论者的关注。范小玫称德里罗为“‘复印’美国当代生活的后现代派作家”，认为他“采用过侦探小说、恐怖小说、科幻小说、体育小说、灾难小说、历史小说等小说形式来表现主题，探讨现代生活的空虚和异化，以及媒体、商业化、工业技术和虚构体系对人的负面影响，批判了美国的商业社会及其媒体对大众意识的操纵与控制”。[44]这篇文章点面结合，对于国内读者全面理解德里罗的创作颇有帮助。实际上，《白噪音》中的消费文化是国内批评者非常青睐的话题。例如，刘风山结合小说对当代美国宗教信仰的描写，认为德里罗把消费文化看成“一个十分矛盾的事物”。因为，消费文化一方面“为失去基督教信仰的当代美国人提供一种新的精神寄托”，另一方面“却也不能解决基督教本身也解决不了的生死问题”。[45]还有几篇论文把小说中人对死亡的恐惧与后现代社会中的媒体、消费主义及技术等结合起来讨论。这方面的文章有朱叶（2002）的《美国后现代社会的“死亡之书”——评唐·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和马群英（2009）的《“谁会先死？”——〈白噪音〉中杰克夫妇死亡恐惧心理分析》等。这其中以朱叶的文章涉及面最广，讨论了小说的许多主题。后来，这篇文章被收进了《白噪音》中文译本的前言部分。
关于德里罗小说的后现代文化特征，另一经常引起关注的话题是德里罗小说对恐怖主义的呈现。评论者发现，自《球员们》（Players）发表以来，恐怖主义一直没离开过德里罗的视野。早在1994年电子期刊《后现代文化》发表的德里罗研究专刊中，四篇文章中就有两篇是探讨德里罗的恐怖主义叙事。巧合的是，《小说研究》2004年推出的以“恐怖主义与后现代小说”为主题的专刊中，一半以上的文章都涉及德里罗的小说。下面，本书将以上述两本期刊为对象，考察批评家如何看待德里罗小说中的恐怖主义。
《后现代文化》中的头篇文章由格伦·斯科特·阿伦（Glen Scott Allen）执笔。在概述德里罗在《走狗》《球员们》《毛二》等小说中对恐怖主义的关注后，他认为，在德里罗的作品中，恐怖主义是“后现代状况一个有机组成部分”。[46]在德里罗小说中，恐怖主义可以由《毛二》中的人物体现出来，也可能缘于《白噪音》中的“空中毒雾事件”。并且，他把德里罗对恐怖主义的描写与品钦对他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仔细比较德里罗的《拉特纳之星》与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分析德里罗如何借鉴与发挥品钦的风格。他因此发现德里罗把品钦小说中那种“迫在眉睫的天启变成一种内在的绝对分散与无穷的不稳定性”，而且“德里罗的人物经常自觉陷入周围的种种密谋中，这些密谋可能还构建他们的身份。但他们总是克服种种困难去适应这种生存状态，并有可能反过来改变这种状况”。与格伦·斯科特·阿伦相似，彼得·贝克（Peter Baker）在该杂志的另一篇题为《作为译者的恐怖分子：后现代语境中的〈毛二〉》的文章中也从品钦对德里罗的影响说起，但他主要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来看德里罗在《毛二》中对恐怖主义的描写。他根据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里提出的论点，认为德里罗在《毛二》中展现的思想与品钦在《葡萄园》中描写的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地理政治有相同之处，都看到了美国帝国主义思想“与美国文化之间那种深层次的微妙关系”。[47]他认为，德里罗在小说中凭想象构思了恐怖分子阿布·拉希德体现了德里罗作为第一世界公民的局限性，难以克服东方主义想象之嫌。他进而论述说，恐怖主义的出现缘于社会的不公正现象，这一点又反过来质疑后现代文化的合法性。
也许由于恐怖主义在《毛二》中占据显著位置，这本小说的身影在《小说研究》2004年那期专刊中的许多文章中都能见到。而且，彼得·贝克的后殖民视角在理查德·哈达克（Richard Hardack）的文章《二即为大众：〈毛二〉、可口可乐二世及德里罗小说中恐怖主义的政治性》中得到了响应。但哈达克切入的视角是美国文化对集体身份所持的那种既不稳定，又有双重标准的态度。他认为，德里罗在《毛二》中把西方人对集体身份的恐惧投射到东方，“东方的恐怖分子只是西方国家政治无意识的外现”。[48]似乎是为了印证哈达克认为德里罗内化了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观点，乌拉特卡·韦尔西克（Vlatka Velcic）在他的文章中力证德里罗在创作中强化了美国文化中对左翼思想持警惕心理的意识形态。他通过比较《天秤星座》中对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与《毛二》对恐怖分子的刻画，认为“两部小说同时反映与建构了一种意识形态，即强化了恐怖与左翼的联系，因此将美国叙事意识中把左翼看成典型的政治‘他者’这一思维表现出来”。[49]因此，《天秤星座》中奥斯瓦尔德这位左翼分子就成为潜在的恐怖分子，而《毛二》中像拉希德这样的恐怖分子就成为左翼分子。相比之下，约瑟夫·S.沃克（Joseph S.Walker）就不那么偏激了。同马克·奥斯廷（1999）、玛格丽特·斯坎伦（Margaret Scanlan）（2001）和莱恩·西蒙斯（Ryan Simmons）等批评家相似，约瑟夫·S.沃克探讨的是《毛二》中作家与恐怖分子的关系。他的贡献在于把《毛二》置于当代美国文学发展语境下考虑，认为这部小说与保罗·奥斯特的《利维坦》及菲利普·罗斯的《行动的夏洛克》一样，是一部“喜剧神秘小说”。不同于该专刊中大多数评论者把目光放在德里罗的《毛二》上，斯蒂芬·J.梅克瑟尔（Stephen J.Mexel）独辟蹊径，把重点放在《地下世界》中对“得克萨斯高速公路杀手录像带”的描写上。梅克瑟尔认为，《地下世界》中恐怖已具体化为一种能产生社群与历史意识的力量，通过使恐怖活动景观化，人们在观看录像带时体验到与他人聚集在一起的集体性，一起分享观看时体验到的乐趣与恐惧。
在中国，也出现了一篇讨论德里罗小说中的恐怖主义的文章。这篇由王予霞撰写的《恐怖主义诗学的文化内涵——从德里罗等人的小说谈起》梳理了上述《小说研究》中各论文的观点。约瑟夫·S.沃克对作家与恐怖分子关系的讨论被融入了该文章中的第一部分，文章第二部分则综合了彼得·贝克、理查德·哈达克及乌拉特卡·韦尔西卡等的观点。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即第三部分，概述了斯蒂芬·梅克瑟尔的观点。这篇文章为中国读者欣赏德里罗或当代其他作家对恐怖主义的描写提供了一些参考。但是，同国外评论者相似，该文对小说《名字》中的恐怖主义关注不够。因为在《名字》中，语言成为恐怖分子实施暴力的一种形式。实际上，伴随早期学术界所经历的一次“语言学转向”，德里罗在创作中对语言的使用吸引了很多评论者的注意。毕竟，德里罗不止一次在访谈中提及自己对语言的重视。
最早对这一点展开论述的是葆拉·布赖恩特（Paula Bryant）。在《讨论无法言说的事：德里罗的〈名字〉》一文中，他从小说对话、人物名字等方面关注了《名字》中语言的含混性如何被用来构建新的本体。他尤其注意到小说最后一章，“在语言微妙的混乱与再造中，存在一种让人兴奋不安的潜能，这种潜能为人类自由而存在”。[50]因此，正如科尔内尔·邦卡（Cornel Bonca）在《唐·德里罗的〈白噪音〉：该种类的自然语言》中所说的那样，德里罗对语言超越功能的相信使他“并不与后现代主义者们所阐述的理论十分合拍”。[51]尽管邦卡的重点是讨论《白噪音》中语言如何成为对付死亡的策略，她同样从《名字》的讨论开始，来证明在德里罗小说中语言并非是意义漂浮流动、所指模糊不清的能指。当然，把语言看成超脱现实的一种手段的作家并不止德里罗一人。阿诺德·温斯坦（Arnold Weinstein）在《没有人的家园：自霍桑到德里罗的美国小说中的言语、自我和地方》一书中，认为德里罗与由霍桑、麦尔维尔、海明威和福克纳等经典作家所培育起来的一条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即把语言看成是思想自由驰骋的场域。他通过分析《名字》《白噪音》及《天秤星座》，认为德里罗具有“人类学家的眼睛，语言学家的耳朵”，认为德里罗小说的核心就是“他对语言独特的理解，总是那样迷人，有时充满远见”。[52]但真正全面分析德里罗小说语言的是大卫·科沃特（David Cowart）。他的著作《唐·德里罗：语言的实体》对深入研究德里罗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本书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就在于它一反以前对德里罗主要进行文化批评的研究思路，从语言层面为读者更加全面地呈现了德里罗小说的文学性。在该书中，科沃特“聚焦于德里罗自创作以来对语言的探索。对德里罗来说，语言是文化向标，是‘最深层的存在’，让人既敬畏又神往”（numinosum）。[53]科沃特把德里罗自《美国志》到《身体艺术家》的所有小说分成三组，然后以德里罗在历次访谈中说过的话为各小组的标题，从而构成此书的三大部分。而所引用的话都意在体现德里罗对语言的重视——“对我来说，语言是所有事情的核心”“万物以语言为首”“言语之外的语言”。他认为，德里罗没有完全接受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语言观点，因为那种观点认为，语言是个远离现实的自在系统。相反，德里罗把语言视为抵制后现代仿真文化的手段，极力激活语言的活力及其内在的张力，从而帮助人类坚守自己的人性。在阅读《地下世界》时，科沃特认为，在小说中，语言的力量超过了“社会颓废时产生的无情力量，大于历史本身的力量”。[54]
德里罗的语言艺术在中国也引起了一些评论者的注意。杨仁敬（2003）是最早让中国读者留意到这一点的批评者之一。他不仅翻译了勒克莱尔对德里罗的采访与两篇德里罗的短篇故事《象牙杂技艺人》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人情味》，而且以两个故事为对象，在《用语言重构作为人类一员的“自我”——评唐·德里罗的短篇小说》一文中专门分析了德里罗作品中语言的建构功能。他认为，德里罗娴熟地利用语义场来使文本复杂、含混。而且，德里罗还采用了创造性地组合词语与句子、妙用的重复以及电影脚本的写法等技巧。但在字里行间，德里罗表现出对历史、对政治及对人类命运的极大关注。除杨仁敬之外，李公昭（2003）是另一位国内较早关注德里罗小说语言的评论者。在《名字与命名中的暴力倾向：德里罗的〈名字〉》一文中，虽然他也把《名字》作为讨论对象，但不同于保罗·布莱恩特的是，李公昭把重点放在了小说中“名字与命名”背后所隐藏的暴力。他注意到，小说中，人们对语言符号非理性的崇拜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注意到了美国统治阶级利用语言来推行他们的霸权主义等。他的观点后来在姜小卫的一篇论文中得到延伸。在《“语言的供奉”：通过语言之途认知自我》中，姜小卫同样看到了《名字》中语言所蕴含的恐怖暴力与政治霸权。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德里罗在小说最后寄希望于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范式。
德里罗对语言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对人类最终走出混乱的世界并没有丧失信心。但他不把视野局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因为他还注意到了后现代文化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最早注意到德里罗小说中潜藏着一种生态意识的批评者之一是伦特里基亚。在对《白噪音》中的文化主题进行介绍时，他提出该小说实际上也是“一本生态小说”。[55]他的观点后来被达纳·菲利普斯（Dana Philips）、辛西娅·戴特林（Cynthia Deitering）及格伦·A.洛夫（Glen A.Love）等所拓展。达纳·菲利普斯认为，《白噪音》是一首后现代田园曲，因为“小说对自然世界、对已被大多数人忘记的及实际已经成为过去的美国农村风景表现出惊人的兴趣”。[56]不过，之所以被称作后现代田园曲，指的是人们对田园虽然保持着冲动或渴望，但这种冲动或渴望只能停留在情感层面，难以在现实中实现。菲利普斯通过分析小说中“最常被人拍摄的粮仓”、基因食品、旧墓地等意象所体现出的生态意蕴，认为《白噪音》中自然与文化已难以区分，而超市已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田园空间，尽管它距离自然环境是那么远。至于辛西娅·戴特林与格伦·洛夫两人，前者认为，《白噪音》与《兔子休息了》等其他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一样，是一部“后自然小说”，都有一种“毒气意识”；[57]而后者通过毒气事件、绚丽多彩的落日等情节和意象，认为《白噪音》表现出“一种新的环境愿景”。[58]
《白噪音》中的毒气事件所体现的生态含义也被理查德·克里奇（Richard Kerridge）所关注。他认为，“德里罗用这次生态危机质问了后现代主义，但并没有为读者指出一条走出后现代自我意识与讽刺的出路”。[59]珍妮·哈明（Jeanne Hamming）同样注意到了《白噪音》中的生态意识，但不同于他人的是，她把这种生态意识与小说主人公杰克对一种“本真的”男性气质的留恋联系在一起。她认为，“《白噪音》是一首对十足的男性气质已逝的挽歌。这种男性气质曾被想象地存在于自然中，但随着技术文化对先前男性傲慢肉身的侵袭，这种男性气质正在消失”。[60]在文中，珍妮·哈明细数了杰克对自己男性气质的不自信，又结合风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以《第一滴血》为代表的“男性暴跳电影”，认为杰克可能对“自然”的男性气质依然存有幻想。这一点可以从小说中杰克对成吉思汗等古代战士表现出的兴趣中窥见一斑。
埃莉斯·马尔图齐（Elise Martucci）2007年出版的《德里罗小说中的环境无意识》是对德里罗小说生态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作为一本专著，它的视野不再局限于《白噪音》，而是对德里罗的小说做了整体性生态阅读。她认为，尽管德里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但他始终在自己的小说中关注着物质世界。基于生态批评家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对自然的理解，马尔图奇强调了该词的双重含义，“原初状态的自然与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61]她著作中的关键词“环境无意识”源自另一位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后者对该术语的解释是，尽管个人或集体的感知力无法对自然的认识实现完满的意识，人类具有更充分地意识到周围环境以及人与它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潜能。她集中分析的对象是《美国志》《名字》《白噪音》与《地下世界》，她认为，这四部小说充分体现出德里罗认为自然系统与文化系统总是相互关联的意识。她在《美国志》中发现了一种田园愿望，在《名字》中发现了与大地分离后的恶果，在《白噪音》中发现了人在自然被污染后的生存意识，而在《地下世界》中发现了人们如何适应“冷战”之后的环境。
与西方批评家类似，中国评论者主要是通过细读《白噪音》来分析德里罗的生态意识。较早涉及这一话题的是朱新福，他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在2005年发表了《〈白噪音〉中的生态意识》一文。该文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通过分析技术、消费主义等因素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揭示小说中自然与环境的对立；二是借鉴中国生态理论家鲁枢元的观点，分析了《白噪音》中人们“精神生态”所面临的危机。相较而言，第二部分更值得注意，因为这是对西方批评界的一点突破。随着生态批评在中国的推进以及对德里罗关注的日益加深，德里罗其他小说中的生态意识也逐渐成为亮点。朱梅（2010）在《〈地下世界〉与后冷战时代美国的生态非正义性》一文中分析说，《地下世界》不但呈现了消费主义与技术对环境的消极影响，而且描写了强国对弱小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因为它们把污染转嫁给了弱国。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论点、理论框架及主要内容
当然，中国的德里罗研究并非对西方批评界亦步亦趋。除上面提到朱新福为解读《白噪音》引入精神生态概念外，陈红与成祖堰（2009）还从叙述学和文体学角度对《白噪音》做了分析，这些都表明，中国学界正努力从自己的视角研究德里罗。其实，上面归纳的四大方面远未穷尽中美批评家对德里罗的研究。上文对德里罗小说中的创伤主题研究以及伊丽莎白·罗森（Elizabeth K.Rosen）、埃米·亨格福德（Amy Hungerford）等从德里罗的天主教家庭背景来研究他的小说所做出的贡献就着墨不多。实际上，对一个长期保持旺盛创作力的作者进行研究，国内外也许还处于升温发展阶段。德里罗小说丰富的内涵只会激发研究者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杰西·卡瓦德罗（Jesse Kavadlo）就主张在新的框架内重读德里罗，认为尽管读者可以继续从德里罗小说“对文化的评论、他们的政治性、他们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或者他们对媒体在当今社会日益膨胀的关注”[62]来阅读他的作品，但有必要去关注他对人类的关心、去关注他如何平衡人类的欲望与绝望。卡瓦德罗从德里罗对爱、恐惧与邪恶的思考出发，挖掘他小说中蕴含的道德维度与精神维度。同杰西·卡瓦德罗类似，卡塔林·奥尔班（Katalin Orbán）和克里斯托弗·多诺万（Christopher Donovan）是另外两位强调德里罗小说暗含道德维度的批评家。卡塔林·奥尔班在《伦理转向：品钦、阿比什、德里罗与施皮格尔曼的大屠杀之后的叙述》一书中辟有一小节，从《白噪音》中的“希特勒研究”这一角度讨论小说的“伦理意蕴”。[63]克里斯托弗·多诺万关注面要宽一些。他以理查德·罗蒂的著作《偶然、反讽与团结》为理论支撑，研究了德里罗从《美国志》到《名字》的所有早期小说中的伦理意蕴。在他看来，《美国志》与《端线区》对人性的残忍面做了探讨，对“智性的傲慢与持续发生的狡猾戏虐”[64]进行了道德反思。《琼斯大街》则表明“最糟糕的后现代噩梦并非是后现代的唯一可能性”[65]，而《拉特纳之星》对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了关心。另外，多诺万认为，《走狗》中纳丹这一人物形象为“小说无处不在的犯罪因素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平衡力”，从而从荒芜中找回了“道德信息”。[66]同样，《球员们》中帕米与莱尔的婚事，为走向“健康心灵”提供了可能性。至于《名字》，多诺万认为，该小说潜在地批评了过分沉溺于美学与智性追求。
正如卡塔林·奥尔班的书名表示的，上述几位批评家的努力实际上与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欧美学界发生的一次“伦理转向”相契合。根据肯尼斯·沃马克（Kenneth Womack）的介绍，这次转向主要有两条路线：在北美，以韦恩·布思和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为代表的批评家从康德的道德哲学寻找源头，颇有复苏以往伦理思想的趋势；在欧洲，主要是沿着列维纳斯的“他者”思想探索，对“他性”“外在性”等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67]就他们借鉴的理论思想而言，卡瓦德罗、多诺万等基本上是顺着第一条路线来解读德里罗小说中的伦理思想。他们的研究对近年来德里罗研究中一股正在萌动的“伦理转向”无疑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他们的探索也为本书的展开提供了思考的方向。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本书将尝试沿着肯尼斯·沃马克所说的第二条路线，以列维纳斯的伦理思想为出发点，对德里罗小说中的伦理维度进行深入阐述。[68]本书选择《白噪音》《毛二》《地下世界》《身体艺术家》《国际大都市》《坠落的人》和《欧米伽点》七部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选择《白噪音》等七部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对克里斯托弗·多诺万研究成果的直接呼应，因为从出版时间来说，它们都发表于《名字》之后；另一方面是这七部小说都是德里罗获得世界声誉、走向创作高峰时期的作品。当然，这样做并不排斥行文中对德里罗的其他作品进行参照性阅读。在这些作品中，尽管德里罗着力刻画了当代美国社会传统信仰的失落、消费文化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侵蚀、作家身份在影像文化中的艰难处境、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带来的灾难、创伤体验的痛苦、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社会不公以及恐怖袭击之后生命的恐慌，但是，他并没有丧失对生活的信心。他在审视当代美国社会日渐商业化、人们精神世界日益平面化的同时，积极思考走出困境的办法。当然，德里罗不是寄希望于传统宗教信仰的复苏，而是从人性自身的光辉中去寻找良方。在笔者看来，这股暖流起码部分源于小说中主人公对他人、对外在世界做出积极反应的能力。这种伦理维度使德里罗的小说并非像布鲁斯·鲍尔（Bruce Bawer）说的那样，只传达“当代美国的生活是乏味的、让人麻木的、使人异化的”[69]这种悲观思想。相反，蕴含在德里罗小说之中的伦理信息是抗拒这种虚无情绪的动力。
本书把德里罗小说中的伦理意蕴作为研究中心并不是为了证明德里罗是名卫道士，而是为了说明德里罗在被让—弗良索瓦·利奥塔德认为以各种元叙述已失效及人们对差异更加敏感、对异己者更加宽容为特征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70]，并没有放弃对人权、正义、自我行为与他者利益如何权衡等重要伦理问题进行思考。这正是本书题目中的关键词“后现代伦理意识”[71]的内涵所在。德里罗并非要宣扬某些普世的伦理准则，而是看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尊重他者这一文化精神所具有的伦理意义。[72]正如上文所提示的，虽然本书将涉及的理论家比较多（这其中主要包括查尔斯·泰勒、克里斯托弗·拉希、布尔迪厄、赫柏特·马尔库塞、卡西·卡鲁斯、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弗洛伊德、雅克·拉康、鲍德里亚和詹姆逊等理论家），但为本书提供思考原点的是立陶宛裔法国籍思想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伦理思想以及以吕斯·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在发展他的伦理思想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
列维纳斯的伦理思想与反普世、反本质的后现代文化精神有呼应之处。因为不同于惯常理解，列维纳斯并不把伦理行为视为人们根据某些预先制定的道德规则而做出的行事决定：“在列维纳斯看来，伦理是种没有法则与概念的伦理。只有在被决定为某些概念与法则之前，它才保持自己非暴力的纯粹性。”[73]根据陈晓明的总结，列维纳斯的伦理思想“可以高度概括为他者的伦理学”。[74]更准确地讲，列维纳斯看到了他者对本体存在具有一种超越性作用。[75]正如一篇他取名为《伦理是第一哲学》的文章标题所示，列维纳斯赋予伦理一种先于本体存在的地位。在他看来，在自我成为自我之前，已经肩负着对他人的责任，“成为自我是成为宾格的主体——不是‘我思’或‘我看见’，而是‘我在这儿。’他者迫使自我承认对他者的发言所负有的责任或须做出应答”。[76]这里的“他者”不是普通含义的“他者”，而是一种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他者”。列维纳斯在《整体性与无限性》中曾对两种不同类型的“他者”做过如下区分：
形而上学意义上为人渴望的他者不同于我吃的面包、不同于我居住的领地、不同于我关注的风景等诸如此类的“他者”。也不是有时候我为了自己时说的这个“我”，那个“他者”中的“他者”。这是些为我“所食”的现实，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就像我仅仅是缺少他们一样。他们的“他性”（alterity）被吸纳进我作为一个思想者或拥有者这样的身份中。但那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欲望却是指向某种完全不同的事物，指向绝对的他者。[77]
列维纳斯在这里呈现了“我”与“他者”之间两种形式的关系：一种是内向性的，这种关系强调万物为“我”所用、为“我”所有的关系；另一种是外向性的，这种关系强调“我”对一个始终存在于“我”之外的“他者”做出回应。列维纳斯把前一种意义的“他者”称为“小他者”（other），而把后一种具有超验意义的他者称为“大他者”（Other）。前一种关系体现的是“整体性”概念，“他者”被归化到“同一性”（the Same）中，是“我”对“他者”的压制或占有。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我”与“他者”的关系或演变为“主—奴”关系，或呈现为“主—客”关系。相反，后一种关系是种“无限性”概念，因为“我”与“大他者”的距离始终保持，反而是“我”的“同一性”被扰乱、被打开。这个“大他者”既不是“我”东方主义式的想象外化，也不是被“我”驱逐至社会边缘的“多余人”，而是具有“我”无法整合、无法把握的他性。在这个“大他者”面前，“我”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召唤力量，迫使“我”去做出应答。列维纳斯所说的对“他者”的责任即源于后一层关系。但是，如果“我”对“他者”的责任先于自为的自我，那么这种责任究竟从何产生呢？或者说，列维纳斯关于“大他者”的概念是否有其思想来源？这种对“大他者”（“形而上学意义上为人渴望的他者”）的责任又是如何位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呢？要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我们得从列维纳斯对上帝概念的探讨谈起。毕竟，正如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所说，“离开犹太教对他的启发，列维纳斯的思考几乎无法想象”。[78]
列维纳斯认为，西方哲学传统通常是在自我存在的语境下来思考上帝的意义。他认为，《圣经》中的上帝“以一种超乎想象的形式来表现一种自我存在之外的存在”。[79]因此，上帝的意义不是可以体验或表征的现象。用他的另一本著作的名称来说，上帝“别于存在抑或外乎本质”。为了阐述他的上帝观念，列维纳斯打破信仰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从笛卡尔那里寻求灵感。他说，“尽管笛卡尔把上帝想成存在，但他把上帝想成一种超常的（eminent）存在，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超常地（eminently）。在上帝的概念与存在的概念和解（rapprochement）之前，我们必须确切地问自己，这其中的形容词超常的与副词超常地难道不是指我们头顶的天空的高度？这种高度超出本体之外”。[80]因此，列维纳斯认为，虽然笛卡尔依旧在此在的框架下思考上帝，但他并没有把上帝的概念归化到人类的本体存在。上帝因此在我们的“同一性”之外。相反，当我们想起上帝的概念时，它具有一种在“我想”之外的无限性，一种绝对的他性，是外在于“我”之外的“大他者”，并且因此烦扰了“我”的本体存在，“把我从内在的意识中唤醒，进入一种警觉的失眠状态，一种意识到外在本质的存在”。[81]但伦理关系正是在这种回应中逐渐产生，“‘大他者’的陌生性，他外在于‘我’、我的思想、我的所有的无法归约性实现了对我的自主性进行质疑，在这种陌生性与不可归约性中产生了伦理”。[82]从这个意义上说，列维纳斯认为，伦理首先是一种打断，打断了“我”的“同一性”，迫使“我”做出应对，并对此负责。而且，这种责任感是单向的，是不计回报的，正如亚伯拉罕在上帝的召唤下义无反顾地奉上以撒一样。
更重要的是，列维纳斯认为，这种对“大他者”的责任是自我的史前史。这是因为，“这样一种过程，在作为开端的自我于‘现在’去认知它、把握它之前，便已发生了……而且即使我意识到我被烦扰，我也根本无法‘回忆’起那个烦扰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83]因此，列维纳斯认为，人的主体性从结构上讲天生就具有一种伦理性，这种伦理维度是每一个人的组成部分，是存在于意识之外的无意识。人的实际存在后于他或她对某种无限性的从属，在成为自为的自我之前，“我”已是这种无限性的人质，对它负有无限责任。因此，克里奇利认为，在列维纳斯看来，“伦理是门创伤学”。[84]克里奇利的观点对理解列维纳斯如何把发生在自我史前的责任感转移到日常生活中“我”对他人、对自己的邻居的责任很有启发意义。如果说，创伤当事人总会“不可控制地不断重现创伤性情景”[85]，那么那种一直烦扰着“我”的无限性在现实生活中会转化为“我”对他人的责任。列维纳斯特别强调了他人的“脸”对唤醒“我”的责任心的重要性，因为在他人的脸上，“我”看到的是“外在性或超验性的光芒”[86]，或者“他人的脸一开始就在‘要求我’、命令我，那是上帝超越性发生体系的核心，那是上帝概念的核心”。[87]因此，在列维纳斯看来，“我”一开始就对他人负有责任感。这种伦理关系不是源于对某一道德准则的遵从，而是人性的一部分。我的自足性时刻被外在的“他性”烦扰，促使我去同情他或她的痛苦。
列维纳斯伦理思想的另一个发展阶段是他的“语言学转向”。这次转向直接源于德里达对他的《整体性与无限性》的提问。在一篇题名为《暴力与形而上学》的文章中，德里达注意到列维纳斯在探索一条与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本体论不同的道路。他认为，列维纳斯“试图把自己的思想从以‘同一’和‘唯一’为统治内容的希腊传统中解放出来”。[88]但德里达同时发现，“列维纳斯虽然不断地谈到‘他者’，但他总是用描述‘同一’的语言去描述‘他者’；列维纳斯虽然开启了哲学的新视域，但他在解释希腊意义上的逻各斯时却仍然停留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中”。[89]列维纳斯对这次提问回应的直接结果是《别于存在抑或外乎本质》一书。这本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意识到除“脸”（既是表情，又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之外，日常交际使用的语言同样具有伦理意义。他在该书中区分了两种形式的语言，一种是“所说”（the Said），另一种是“言说”（the Saying）。简言之，“所说”是已完成的陈述或建议，因而它的意义已经固定了，是一种本体存在，“从时间上看它的意义已经不再变化，身份是同一的”。[90]与“所说”相关的概念是“言说”。如果说“所说”表示的是一种固定含义，“本体上已拒‘他者’于其外”[91]，“言说”强调了对话中说的过程。这里说的过程就是伦理意义产生的过程，因为对话的过程中原本自为的身份在应对他人过程中被打开了，“因为在‘言说’中，存在、本质、与孤立的身份所具有的有限性与局限性被克服”。[92]值得注意的是，“所说”与“言说”总是纠结在一起的，因为在言语行为中，“言说”这个过程很快就转化为“所说”，但是，“所说”总带有“言说”的痕迹。因此，在列维纳斯看来，哲学家的一项任务就是把“言说”从“所说”中拯救出来，从整体性的存在中发掘出伦理维度。本书在运用这一点阐释德里罗小说中的伦理意识时，将根据研究者对列维纳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把所有具有确定内涵的本体性关系视为“已说”，而把所有对这种本体关系进行超越的行为或言语视为“言说”。
列维纳斯这种视“伦理为第一哲学”的思想对德里达、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及利奥塔德等欧洲许多重要思想家都产生过影响。正因如此，在为《列维纳斯剑桥指南》一书撰写前言时，克里奇利写道：“人们也许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把20世纪法国哲学史写成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哲学专记。”[93]尽管如此，列维纳斯的一些概念仍然受到批评家的质疑。这其中除上面提到的德里达的提问外，以吕斯·伊里加雷、朱迪斯·巴特勒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对列维纳斯理论批判性的发展颇引人注目。由于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结合文本分析进行介绍，这里集中讨论吕斯·伊里加雷对列维纳斯的质疑，既深化我们对列维列斯的理解，又为接下来的文本分析提供更加契合的理论资源。在《提给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问题》一文中，吕斯·伊里加雷共列举了10个问题。根据问题的内容，我们可以把这10个问题归为三大范畴：
首先，吕斯·伊里加雷质疑了列维纳斯对性别差异的忽视。她仔细分析了列维纳斯的几个关键概念，发现列维纳斯所说的“他者”或“他性”实际上沿袭了父权传统。对此，她反问道：“有外在于性别差异的他性吗？”[94]在她看来，列维纳斯看到的是“父—子”及“男性—上帝”的关系，而抹除了女性的他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列维纳斯的写作是非伦理的，“在他看来，女性的自由与作为人的身份，并不代表值得尊重的他者。女性这位他者失去了自己具体的面容。就此而言，他的哲学极其缺乏伦理”。[95]她因此主张有必要把面容还给女性，帮助女性发现面容、保留面容。并且，女性面容的介入将改变列维纳斯哲学中自我对他者产生的那种“自闭的、自我为逻辑的（egologi cal）、孤独的爱”，而是让彼此感受到“一种超验的他性，我与他都感到一种瞬时的陶醉”。[96]伊里加雷坚持说，由于两性之间无法消除的差异，这种陶醉并不会削弱彼此的他性。因此，正如玛丽安·艾德（Marian Eide）总结所说，伊里加雷通过强调两性之间的愉悦，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列维纳斯的伦理模式，这种伦理模式“有赖于差异与联系之间的互动”[97]，而不是列维纳斯那种单向度的我对他人的责任。
其次，伊里加雷质疑了列维纳斯始终赋予“他者”形而上学本质的论述。她认为，尽管列维纳斯立足于现实中自我对他者的责任，但论述中总是“牢牢地坚持一种阐述学、形而上学或神学的基调”。[98]她把这一点归结于他男性的偏见、对哲学与神学的借鉴以及他对上帝法则的坚持。伊里加雷主张从肉体的快感中或“肉欲的表征”[99]上去寻找伦理关系。她在《性别差异的伦理》一书中同样写道，在爱人相互抚摸时，“没有谁是主宰”。[100]伊里加雷这一质问其实是对第一点的深化。尽管“他者”问题贯穿了列维纳斯的哲学思考，但由于他“对他者他性的坚持没有区分，并不考虑具体身份，因而他没有考虑到人与人的他性并不相同这样一个事实”。[101]这一点自然让注重性别、身份及文化差异的女权主义者感到不满意。目前，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女权主义理论家赛拉·本哈毕（Seyla Benhabib）对自我与他者关系进行的区分为弥补这一缺憾做出了贡献。她把自我眼中的他者归为两类：一是“被泛化了的他者”（the generalized other）；二是“具体他者”（the concrete other）。当我们与“被泛化了的他者”相处时，遵循的准则是“正式平等”（formal equality）与“互惠互利”（reciprocity）。在这两个准则之下，协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道德范畴是“权利、义务与资格，与之相应的道德情感则是尊重、责任、价值感、尊严”。在这种关系中，无视双方的“个性与具体身份”，而强调双方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所具有的共性；当我们与“具体他者”相处时，遵循的准则是“公平合理”（equity）与“互补性的互惠互利”（complementary reciprocity），更重要的是，彼此把对方看成“一个有着具体历史、身份和有血有肉的人”。协调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道德范畴是“责任、友爱与共享，与之相应的道德情感则是爱、决心、同情和团结”。[102]本哈毕的他者思想具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首先，她既看到抽象化了的“他者”，又看到了和“我”一样有着丰富表情与情感的“他者”，从而调和了列维纳斯和伊里加雷的争执。其次，她在强调对“他者”的责任时，并没有忽视“我”的存在。这一点或许能多少校正列维纳斯理论中的极端性。正如有论者在论述列维纳斯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的思想时提问道：“以对他人的责任为最高的价值，这是否反过来又会导致他人对自我的暴力。诚然，我们不能立足于自我而去抹消他人，不能把他人还原、同化到自我上来。但这是否就必定意味着要使自我成为他人的人质？无条件地、无端地承担起对他人的责任？”[103]列维纳斯对他者的过于强调有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的危险，而本哈毕却同时考虑到“我”与“他”的存在。
伊里加雷对列维纳斯的第三大疑问是他著作中没有提及与自然之脸相关的议题。她认为，没有独立于自然之外的他性。对人的身份意识来说，自然世界的重要性不亚于社会世界，“我们不仅受限于文化，我们还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我们持续创造文化的基础”。[104]
可以看出，伊里加雷的目的旨在使列维纳斯提到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更具体、更语景化，因为她一方面主张给他者多增加不同的“脸”（女性的脸、自然的脸）；另一方面倡导使他者的面孔更现实化，这些后来得到了朱迪斯·巴特勒等人的呼应。但是，同德里达对列维纳斯的提问一样，她们的观点以及本哈毕的论述可以看成是对列维纳斯观点的补充。她们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把德里罗的小说放在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思想中进行观照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外在性对“我”存在的超越并不意味着抹杀“我”的主体性，而且应该注意到这种外在性力量所包含的性别与自然因素。这些“他者”的“脸”以及他们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言说”构成德里罗小说中的潜文本。而这个潜文本的存在，促燃了德里罗小说的生命力，成为德里罗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构建伦理意识的重要基础。当然，对这个潜文本的发掘与探析也构成了本书的立足点。我们将发现，在《白噪音》《毛二》《地下世界》《身体艺术家》《国际大都市》《坠落的人》和《欧米伽点》中，这个潜文本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抗拒后现代文化中由于消费主义、技术崇高化、历史意识消失、全球化和恐怖主义等现象发生所带来的虚无感。
在第一章“后工业时代的自我焦虑：《白噪音》中的身份伦理”中，本书将以《白噪音》中的主人公杰克发现自我伦理维度的过程为线索，探讨人在后工业时代如何为失重的生命找到意义。在后工业时代，由于传统宗教信仰已经让位于消费与影像文化，加上技术的非理性发展，人的精神自我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杰克为了克服这种恐惧，企图通过认同消费主义文化来壮大自己的物质自我与社会自我，结果不但没能获得期望中的效果，而且走向一种“反常与断裂状态的个人主义”，背离自己的家庭与社会责任。但小说并没有把杰克推向绝望，因为小说没有忘记提供一种超越的可能性。区别于哈罗德·布鲁姆等评论家的观点，本书并不把这种可能性解读成作者的浪漫想象，而是强调杰克走出自我、回应他者这一过程在其中的作用。只有不断超越自我的负累，直面他人渴求的面容，才能为胆战心惊的生命找到一个落脚点，从而抗拒存在的虚无。
第二章“重塑现代主义者的沉默：《毛二》中的写作伦理”关注的是德里罗对文学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思考。如果说第一章讨论的是较为笼统的身份伦理意识，那么本章分析的焦点则聚集到更为具体的作家身份之上。本章首先借助法国理论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探讨《毛二》中的现代主义避世作家比尔·葛雷的作者身份如何被商品化、被影像化。尽管葛雷本人为摆脱商业文化的挤压做出了努力，但由于他不经意地陷入了审美主义伦理观中，所有抗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德里罗以葛雷的故事告诉读者，不仅现代主义者的审美性难逃被影像文化同化的危险，而且审美性伦理观主导下的写作最终导向某种虚无。通过在小说中引入两位当代文化阐述者，德里罗在后现代语境下对现代主义作家的沉默审美性进行了反思，意在表明作家的独立精神与自身的社会责任并不相悖。而且，这种在作家独立性与社会责任性之间保持协商关系的写作伦理也间接地批判了后现代思潮中某种零度写作的态度。德里罗由此建构了后现代写作伦理，以抗拒审美性写作的虚无。
在第三章“寻找走向和平的生态技术：《地下世界》中的技术伦理”中，笔者结合马尔库塞对发达资本主义技术合理化现象进行分析，凸显前两章在讨论《白噪音》和《毛二》时对技术主题的关注。本章认为，《地下世界》着力揭示了“冷战”思维所构成的一个排他体系，生活在其中的人大多被归化为“单向度的人”。这种“我们与他们”的二元思维加剧了“冷战”期间对技术的迷恋，结果导致技术的非理性发展，给周围环境与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可怕的灾难。不仅如此，强权政治还有意识地把技术的风险转移到边缘化人群身上，加剧了技术的非正义性。但是，德里罗对技术本身并不抱有敌意。相反，通过和平人士、大自然与艺术家的“言说”，他在小说中倡导一种“生态技术”——一种在为人类生活带来种种便利的同时，不以破坏生态系统为代价的技术，借此抗拒技术合理性的虚无。
在第四章“为了活着而诉说、活着是为了诉说：《身体艺术家》中的创伤伦理”将借鉴当代创伤理论的研究成果，认为《身体艺术家》这本书从故事情节上讲，即使是德里罗“最赤祼祼的情感作品”[105]，也同样蕴含积极的伦理意蕴。小说不仅仅叙述了艺术家雷伊的自杀给他的妻子劳伦带来的重创，而且暗示了劳伦与雷伊两人过去所受过的精神创伤。通过把劳伦这次创伤与他们俩过去所受创伤联系起来，以她如何在“复现创伤”中与创伤达成和解，并充当雷伊所受创伤的见证人这一过程为线索，该小说探讨了创伤的伦理意义。作为一名身体艺术家，劳伦通过身体艺术与观众分享了她与创伤达成和解的智慧，履行了作为艺术家为他人提供审美净化的责任。正是把个人生命体验与他人的情感需要联系在一起，才使劳伦一度静止的生命得以继续，抗拒了创伤的虚无。
在第五章“难以同化的他者：《国际大都市》中的全球化伦理”强调了德里罗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笔者认为，《国际大都市》虽然以主人公埃里克·帕克前往童年成长的地方理发时一路上发生的事情为叙事线索，它事实上是一本“全球化小说”。如果称一本小说为“全球化小说”，“不是取决于这个文本对已知的情况反映多少，而是取决于它对我们所知道与了解的关于全球化的话语与讨论增加了哪些内容”[106]，那么通过埃里克的故事，德里罗在对跨国资本主义可能造成的那种唯我独尊的后果进行批判的同时，向被这种文化逻辑排挤在外的他者表达了同情与关怀。更重要的是，小说借助主人公埃里克精神上的升华表明，只有承认他者力量的自我，才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抗拒新自由主义语境下帝国自我的虚无。
在第六章“美国例外论的破灭：德里罗后‘9·11’小说中的共存伦理”以《坠落的人》和《欧米伽点》两本后“9·11”小说为研究对象，研究德里罗在“9·11”之后对生命柔脆性的伦理思考。遭受“9·11”恐怖袭击重创的不仅有双子塔楼中的工作人员，而且是美国例外论思想。确实，美国政府积极从文化创伤的意义着力对恐怖袭击事件进行建构，为反恐战争辩护。不过，美国在反恐战争中以保护生命之名而践踏他人生命尊严的生命政治并没有给国民带来企盼中的安宁，只不过进一步凸显了生命的脆弱性。在《坠落的人》和《欧米伽点》两本后“9·11”小说中，德里罗寄寓了人类需要共生共处的共存伦理，为超越美国例外论的框架提供了启示，为美国在后“9·11”时代处理例外论破灭之后的创伤、构建新的政治秩序指明了路径，抗拒霸权主义政治的虚无。
对伦理主体性的肯定使德里罗小说在对社会经济与文化状况进行批判的同时，具有了一种人文关怀。尽管他小说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在外界强力的干扰下，他们的内在主体性似乎像米兰·昆德拉形容的那样“不再拥有重量”[107]，但是，德里罗并没有丧失最终将走出困境的信心。这种可能性不仅仅是如保罗·莫尔特比所说的那样，缘于德里罗一种“浪漫主义形而上学”似的想象，而是缘于他小说中主人公对他者的需求或痛苦做出积极回应的能力。他性的力量进而中断了某种僵化的整体性思维，为个体的生存、人类的发展迎来新的希望。这种超越性的他性力量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德里罗小说叙事内在的张力。
注释
[1]Maria Nadotti,“An Interview with Don DeiLillo”,in Thomas DePietro,ed.,Conversations with Don DeLillo,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5,p.111.
[2]早在1998年，董鼎山撰写《遁世作家笔下的底层社会——介绍唐·狄里洛新作》一文向中国读者介绍德里罗时，把他视为同塞林格一样的“遁世作家”。
[3]当然，这里不排除有些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并没有上传至中国知网。因为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数据库中检索到了姜小卫2007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后现代主体的退隐与重构：德里罗小说研究》，该论文也许是国内最早以德里罗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另外，据笔者了解，北京外国语大学侯毅凌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也选择了《白噪音》作为其中的一章，以分析其中所描写的消费文化现象。
[4]由于《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收录的关于德里罗的论文整合了杨仁敬与范小玫2003年在《外国文学》发表的论文，因此以下介绍中只选取两位作者的期刊论文作为关注对象。
[5]《美国小说发展史》用了不到两页的篇幅介绍德里罗。但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其中存在一些纰漏之处。如在介绍《白噪音》时，文中说杰克“有过三次失败的婚姻”（第503页），而实际上应该是四次（其中第四次是与第一任妻子复婚）。另外，小说交代说杰克在毒气泄漏事件中不小心暴露在外，存留在他体内的毒物有让他死去的危险，但具体时间并不确定，因为真正结果有可能得等15—30年才能知道。但《美国小说发展史》中却肯定地说杰克“发现自己不久即将死去”（第503页）。在介绍《毛二》时，该书说这是一部“以20世纪后半期美国特工在世界各国活动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第504页）。这一点与小说情况并不吻合。最后，该书还提到德里罗已有“19部长篇小说”（第504页）。实际上，即使加上他易名与他人合作的小说《亚马逊族》，德里罗到2010年共计发表16部长篇小说。而如果把该书出版时间考虑在内（2004年），德里罗当时共创作的小说是14部。因为《坠落的人》发表于2007年，《欧米伽点》在2010年才出版，而《K氏摄氏度》出版于2016年。
[6]陈慧莲：《二十一世纪美国德里罗研究新走势》，《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5期。
[7]TomLeClair,In the Loop:Don DeLillo and the Systems Novel,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15.
[8]Frank Lentricchia,“Introduction”,in Frank Lentricchia,ed.,New Essays on White Nois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4.
[9]Philip Nel,“DeLillo and Modernism”,in John N.Duval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n DeLill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3.
[10]Philip Nel,“Don DeLillo's Return to Form:The Modernist Poetics of The Body Artist”,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43,No.4,2002,p.736.
[11]Peter Knight,“DeLillo,Postmodernism,Postmodernity”,in John N.Duval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n DeLill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7.
[12]Peter Knight,“DeLillo,Postmodernism,Postmodernity”,in John N.Duval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n DeLill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9.
[13]John Barth,The Friday Book:Essays and Other Nonfiction,New York:Putnam's,1984,p.69.
[14]John Barth,The Friday Book:Essays and Other Nonfiction,New York:Putnam's,1984,p.72.
[15]Molly Hite,“Postmodern Fiction”,in Emory Elliott,ed.,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p.702-706.
[16]Peter Knight,“DeLillo,Postmodernism,Postmodernity”,in John N Duval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n DeLill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30.
[17]杨仁敬：《20世纪美国文学史》，青岛出版社2000年版，第732页。
[18]陈世丹收录此文的《美国后现代小说艺术论》一书，后来经过一些调整与完善，历经几次再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经过修订，201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以《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详解》的书名作为教材的形式同时推出了中英文版本（其中的英文版本删除了论述《天秤星座》的章节），从而扩大了美国后现代小说在中国的影响。
[19]姜小卫：《后现代历史想象的主体：〈天秤星座〉》，《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82页。
[20]Paul Civello,American Literary,Naturalism and Its Twentieth-Century Transformation:Frank,Norris,Ernest Hemingway,Don DeLillo,Athen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4,p.4.
[21]方成：《后现代小说中自然主义的传承与塑型：唐·德里罗的〈白噪音〉》，《当代外国文学》2003年第4期。
[22]Harold Bloom,ed.,Don DeLillo:Bloom's Modern Criti cal Views,Broomall:Chelsea House,2003,p.2.
[23]PaulMaltby,The Visionary Moment:A Postmodern Critiqu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p.47.
[24]Lou F.Caton,“Romanticism and the Postmodern Novel:Three Scenes from Don DeLillo's White Noise”,English Language Notes,Vol.35,No.1,1997,p.40.
[25]王守仁主撰：《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26]Maria Nadotti,“An Interview with Don DeiLillo”,in Thomas DePietro,ed.,Conversations with Don DeLillo,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5,p.115.
[27]Philip Nel,“DeLillo and Modernism”,in John N.Duvall,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n DeLill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24-25.
[28]Robert Chodat,Worldly Acts and Sentient Things:The Persistence of Agency From Stein to DeLillo,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p.213.
[29]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Oxford and Cambridge:Blackwell,1991,p.124.
[30]John N.Duvall,“Introduction:From Valparaiso to Jerusalem:DeLillo and the Moment of Canonization”,Modern Fiction Studies,Vol.45,No.3,1999,p.566.
[31]Terry Eagleton,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Oxford andMalden:Blackwell,1996,p.vii.
[32]TomLeClair,In the Loop:Don DeLillo and the Systems Novel,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7,p.ix.
[33]Christopher Douglas,“Don DeLillo”,in Hans Bertens,and Joseph Natoli,ed.,Postmodernism:The Key Figures,Malden and Oxford:Blackwell,2002,pp.104-105.
[34]Frank Lentricchia,“The American Writer as Bad Citizen”,in Frank Lentricchia,ed.,Introducing Don DeLillo,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6.
[35]Frank Lentricchia,“Tales of the Electronic Tribe”,in Frank Lentricchia,ed.,New Essays on White Nois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92.
[36]Frank Lentricchia,“Libra as Postmodern Critique”,in Frank Lentricchia,ed.,Introducing Don DeLillo,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198.
[37]Douglas Keesey,Don DeLillo,New York:Twayne,1993,p.vii.
[38]Christina S.Scott,Don DeLillo:An Annotated Primary and Secondary Bibliography,1971-2002,Ph.D.dissertation,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2004,p.32.
[39]Mark Osteen,American Magic and Dread:Don DeLillo's Dialogue with Cultur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0,p.1.
[40]John Frow,“The Last Things Before the Last:Notes on White Noise”,in Frank Lentricchia,ed.,Introducing Don DeLillo,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p.419.
[41]John N.Duvall,“The（Super）Marketplace of Images:Television as Unmediated Mediation in DeLillo's White Noise”,inMark Osteen,ed.,White Noise:Text and Criticism,New York:Penguin,1998,p.433.
[42]Leonard Wilcox,“Baudrillard,DeLillo's White Noise,and the End of Heroic Narrative”,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32,No.2,1991,pp.346-365.
[43]该书第八章的标题——“Slow,Spare and Painful:Body Time and Object Time in The Body Artist”——激发了笔者对德里罗的小说《国际大都市》（Cosmopolis）的思考。正如下文将显示，笔者在对《国际大都市》进行文本阐释时，也征用了“物时间”与“身体时间”这两个概念。
[44]范小玫：《德里罗：“复印”美国当代生活的后现代派作家》，《外国文学》2003年第4期。
[45]刘风山：《〈白噪音〉中的消费文化与宗教生死观》，载郭继德《美国文学研究》第四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5页。
[46]Glen Scott Allen,“Raids on the Conscious:Pynchon's Legacy of Paranoia and the Terrorism of Uncertainty in Don DeLillo's Ratner's Star”,Postmodern Culture,Vol.4,No.2（1994）,
[47]Peter Baker,“The Terrorist as Interpreter:Mao II in Postmodern Context”,Postmodern Culture,Vol.4,No.2（1994）,
[48]Richard Hardack,“Two's a Crowd:Mao II,Coke II,and The Politics of Terrorism in Don Delillo”,Studies in the Novel,Vol.36,No.3,2004,p.381.
[49]Vlatka Velcic,“Reshaping Ideologies:Leftists as Terrorists/Terrorists as Leftists in DeLillo's Novels”,Studies in the Novel,Vol.36,No.3,2004,p.407.
[50]Paula Bryant,“Discussing the Untellable:Don DeLillo's The Names”,Critique: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Vol.29,No.1,1987,pp.16-17.
[51]Cornel Bonca,“Don DeLillo's White Noise:The Natural Language of the Species”,College Literature,Vol.23,No.2,1996,p.31.
[52]Arnold Weinstein,Nobody's Home:Speech,Self,and Place in American fiction from Hawthorne to DeLillo,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289-290.
[53]David Cowart,Don DeLillo:The Physics of Language,Athen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2,p.2.
[54]David Cowart,Don DeLillo:The Physics of Language,Athen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02,p.184.
[55]Frank Lentricchia ed.,New Essays on White Nois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7.
[56]Dana Philips,“Don DeLillo's Postmodern Pastoral”,in Michael P.Branch,Rochelle Johnson,Daniel Patterson,and Scott Slovic,eds.,Reading the Earth: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Moscow and Idaho: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1998,p.236.
[57]Cynthia Deitering,“The Postnatural Novel:Toxic Consciousness in Fiction of the 1980s”,in Cheryll Glotfelty,Harold Fromm,eds.,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p.196-203.
[58]Glen A.Love,“Ecocriticism and Science:Toward Consilience?”,New Literary History,Vol.30,No.3,1999,p.570.
[59]Richard Kerridge,“Small Rooms and the Ecosystem:Environment and DeLillo's White Noise”,in Richard Kerridge,and Neil Sammells,eds.,Writing the Environment:Ecocriticism and Literature,London&New York:Zed,1998,p.182.
[60]Jeanne Hamming,“Wallowing in the ‘Great Dark Lake ofMale Rage’:The Masculine Ecology of Deon DeLillo's White Noise”,Journal of Ecocriticism,Vol.1,No.1,2009,p.27.
[61]Elise A.Martucci,The Environemental Unconscious in the Ficiton of Don DeLillo,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7,p.2.
[62]Jesse Kavadlo,Don DeLillo:Balance at the Edge of Belief,Frankfurt:Peter Lang,2004,p.4.
[63]Katalin Orbán,Ethi cal Diversions:The Post-Holocaust Narratives of Pynchon,Abish,DeLillo,and Spiegelman,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5,p.105.
[64]Christopher Donovan,Postmodern Counternarratives:Irony and Audience in the Novels of Paul Auster,Don DeLillo,Charles Johnson,and Tim O'Brien,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5,p.40.
[65]Christopher Donovan,Postmodern Counternarratives:Irony and Audience in the Novels of Paul Auster,Don DeLillo,Charles Johnson,and Tim O'Brien,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5,p.51.
[66]Christopher Donovan,Postmodern Counternarratives:Irony and Audience in the Novels of Paul Auster,Don DeLillo,Charles Johnson,and Tim O'Brien,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5,p.63.
[67]Kenneth Womack,“Ethi cal Criticism”,in Julian Wolfreys,ed.,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pp.106-125.
[68]与卡瓦德罗和多诺万不同，卡塔林·奥尔班在他的著作中有意识地借鉴了列维纳斯的思想。但奇怪的是，尽管《伦理转向：品钦、阿比什、德里罗与施皮格尔曼的大屠杀之后的叙述》这本书在副标题中明确表明以德里罗为探讨对象之一，但是，在该书内容目录中，却并没有出现关于德里罗的章节。经过翻阅，笔者才在讨论阿比什的那章中发现，奥尔班只用了一小节来讨论德里罗的《白噪音》。并且，奥尔班的分析重点是要证明“在众多侵入该小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厨房的事务中，大屠杀不仅是最大的，而且也是最隐而不显的”。他把小说的情节与纳粹驱犹的过程做了类比性分析，认为大屠杀是《白噪音》话语策略“无法同化的他者”，这与笔者下文将要对《白噪音》做的伦理分析大相径庭。
[69]Bruce Bawer,Diminishing Fictions:Essays on 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 and Its Critics,Saint Paul:Graywolf,1988,p.256.
[70]Jean-Franç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trans.Geoff Bennington,and Brian Ma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p.xxiv-xxv.
[71]此关键词派生于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著作《后现代伦理》。他认为，在反本质、反普世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下，“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尊重歧义、学习尊重人的感情、学习欣赏不带目的与算计的行为”，并进而认为，我们在抛弃现代性所制定的伦理准则的同时，需要对人的道德感进行“再个人化”。在该著作中，他借鉴了列维纳斯的理论观点，把人的道德责任感视为“自我的第一现实”。参见Zygmunt Bauman,Postmodern Ethics,Oxford and Cambridge:Blackwell,1993。
[72]正如盛宁在《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一书中论述所说，后现代主义思潮是西方学界“对于迄今为止的西方人文传统的一次重新构思（re-conceptualizing）和重新审视（rethinking），是一次重新整合（reconstruction）和改写（rewriting）”。对于这股思潮，赞赏者有之，斥责者也不少。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消解了西方文化中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本质主义等以总体性为特征的思想，并促使人们去关注与尊重以往被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或遮蔽的他者，如女性、自然、少数族裔等。
[73]Jacques 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trans.Alan Bas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p.138.
[74]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7页。
[75]杨大春在《语言 身体 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一书中视“他者”为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之一（另两个是语言与身体），并通过比较列维纳斯与胡塞尔、梅洛—庞蒂、萨特及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论述，指出列维纳斯的独特之处在于“超越各种关于他人的相对他性主张，力主他人的绝对性地位”（第280页）。
[76]Cathryn Vasseleu,“The Face Before the Mirror-Stage”,Hypatia,Vol.6,No.3,1991,p.144.
[77]Emmanuel Levinas,Totality and Infinity:An Essay on Exteriority,trans.Alphonso Lingis,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69,p.33.
[78]Simon Critchley,“Introduction”,in Simon Critchley,and Robert Bernasconi,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evina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
[79]Emmanuel Levinas,Of God Who Comes to Mind,trans.Bettina Bergo,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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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David Ross Fryer,The Intervention of the Other:Ethi cal Subjectivity in Levinas and Lacan,New York:Other Press,2004,p.165.
[82]Emmanuel Levinas,Totality and Infinity:An Essay on Exteriority,trans.Alphonso Lingis,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69,p.43.
[83]朱刚：《一种可能的责任“无端学”——与列维纳斯一道思考为他人的责任的“起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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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林庆新：《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国外文学》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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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Emmanuel Levinas,Of God Who Comes to Mind,trans.Bettina Bergo,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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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汪堂家：《汪堂家讲德里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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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Seyla Benhabib,“The Generalized and the Concrete Other:The Kohlberg-Gilligan Controversy and Feminist Theory”,Praxis International,Vol.5,No.4,1986,p.411.
[103]朱刚：《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如何可能？——试析列维纳斯的伦理思想及其对存在暴力的批判》，《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04]Luce Irigaray,The Irigaray Reader,Oxford and Cambridge:Blackwell,1991,p.183.
[105]Mark Osteen,“Echo Chamber:Undertaking The Body Artist”,Studies in the Novel,Vol.37,No.1,2005,p.65.
[106]James Annesley,“Market Corrections:Jonathan Franzen and the ‘Novel of Globalization’”,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Vol.29,No.2,2006,p.113.
[107]Milan Kundera,The Art of the Novel,trans.Linda Asher,New York:Grove,1986,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