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新的文学机制的建立

晚清之际，随着国门大开西方势力大举进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西方的商业模式也改变着中国的市场内容和形态。在中国社会迅速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近代型商业都市在中国纷纷崛起，于是产生了大量市民。市民对信息、娱乐的需求，形成了日益广泛的市场，这就促使了报刊、平装书等新型传播媒介这些西方事物也在中国出现了。新型传播媒介的出现有力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流程。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促进了文学的“商品化”。综观中国文学的发展，19世纪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变化最大的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伴随着中国社会发生的前所未有之变局，构成文学活动的各个要素都发生了极其重要的本质性变化。简单地说，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力量和商业经营模式随着坚船利炮进来之后，极大冲击了传统的文学流通模式，其力量之大，既改造了作者也制造了读者，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市场。

（一）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市场的形成是在技术力量和商业模式的引进基础上出现的，这个市场的出现对读者和作者都有巨大影响。在18世纪末文学的文本还是线装书，经过19世纪变成以平装书和报刊为主了，这主要是由于机器印刷技术的引入，报刊和平装书可以大量生产，而它们的售价低廉，往往只有线装书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这样就有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对那些收入不丰厚的家庭来说，也有了消费的可能。在经营方式上，“近代出版商有机器复制作后盾，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方式来大量出版书籍，其数量远非手工业作坊能比。它的销售又充分运用资本主义的商业经营方式，一面在各大城市设立分店，一面又运用各种手段促销，显示出资本主义的强大优势”[21]。另外，“报馆书局生产的目的就是要赚取利润，尽可能地扩大报刊订户和增加平装书的销售量往往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这就势必促使报馆书局把眼光投向那些不属于士大夫却又有钱消费报刊及平装书的市民阶层，从而也就将文学从士大夫阶层垄断的状况下摆脱出来。”[22]

（二）作者和读者的变化。有两个历史性的变化，一是作者队伍扩大了，改变了传统士大夫垄断文学的局面，随之而来的第二个变化是作者的写作目的变了。此前很漫长的历史时期直至18世纪末文学作者是以士大夫为主体。这里有一个流变的过程，在传统中国，当印刷问题没有解决，文本的流传依靠传抄的年代，下层的庶族文人因为贫穷往往难于获得必要的书籍，无法与士族文人竞争，随着技术进步，阅读媒介由甲骨、刻石、钟鼎转为竹简、木片、帛书，再到纸的出现和雕版印刷的发明，文化掌握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由贵族转向“士”，再扩大到“庶族”。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更大的变革，就是“由西方输入了机器印刷和书、报、刊的资本主义商业性经营方式，改变了传统文本的制作及传播方式，大大降低了成本，加快了传播速度，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士大夫阶层的解体，促使近代社会文化发生变化，从而也促使中国的文学观念发生变革。”[23]与此项相关联的一个变化是作者的写作对象也在相应发生着变化，在传统社会，士大夫的写作一般不是为钱，也不存在为普通老百姓的写作，因为“文学”那时是士大夫圈子内的玩赏品，与一般老百姓关系并不大。尽管作家会揭示下层民众的苦难酸辛，所谓关心民瘼，但这些揭示民生疾苦的作品并不是为了给老百姓看，作品本身古雅的形式与一般民众的理解能力之间就存在隔膜，他们揭示的疾苦只是为了让帝王贵族和士大夫们意识到社会存在的危机，根本上还是为自己阶层的利益服务的。而到了近代，这些传统的关系明显发生了转变。随着稿费制度的建立，写作本身可以成为谋生手段了，在新的社会结构里，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从传统士大夫意义上解放出来，为读者写作成为必然。报刊的商业化，要求报刊的文章照顾到读者口味，而当时主要的读者群是市民阶层，“在为平民百姓写作时，头脑中的士大夫意识渐渐淡化。由于办报需要向外文报刊和外国人办的中文报刊学习，他们（作者）头脑中的思想意识也不断受到西方的影响。”[24]以上作者和读者的变化，也同时伴随着文学观念的变化，这个变化与近代报刊有着重要关联。

（三）近代报刊对于文学观念的影响。文化的市场机制是以近代报刊为场域形成的，而近代报刊的发达，是多种历史合力的结果。就影响来说，近代报刊在思想上具有强烈的启蒙效果，在文体上促进了文体的变革，加速了中国社会近代化过程。就报刊这一近代中国新鲜事物而言，在改变国人思想和变革文体方面发挥了重大而悄无声息的作用。中国近代报刊有一个大致的发展脉络，先是外国人在中国办外文报刊给外国人看，然后是外国人以营利为目的创办中文报刊给中国人看，最后是中国人自己办中文报刊给中国人看。报刊文体有特殊要求，需要直接满足读者的需求，要尽可能多地扩大销售，这就必然改变传统文体对读者漠然的态度，要抓住读者的心理，关心时事就成为必然。这一市场化和关心受众的取向，是与传统的作文方式有很大差别的，报刊文体是传统所没有的，在这个过程中师法外国人的报刊文体就成为必然，这种学习促使了文体的变化。

通过对西方的学习，国人在文学观念上有了新的认识，逐渐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让文学从“载道”的麻木状态中觉醒起了巨大作用。对于西方文学观念的接受有一个历史过程，并不是从接触西学开始就必然具有了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中国早期接受的西学是从基督教传教士开始的，而传教士的文学观念主要是中世纪基督教“劝善罚恶”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念和中国传统的“载道”文学观如出一辙，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影响深远，“无论是改良派政治家还是革命派政治家，他们对文学的看法都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他们因此对‘文学’的认识与传统文学观颇为接近，其功利色彩甚至较传统的正统文学观念更甚。”[25]梁启超排斥《水浒传》《红楼梦》，指称为“诲盗诲淫”，就是例子。到20世纪初王国维等人对文学的审美特性已经有了清醒认识，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试图将文学从“载道”的传统禁锢中解放出来，这就在文学观念的认识上有了一个新的高度。

晚清到五四这段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近代事物，萌动了与传统思想相抵牾的近代思想意识，所有这些变化具有强烈的启蒙性质。西方既是敌对的他者，也是令人倾慕的学习对象，在传统与现代，文明与落后，激进与保守的激烈碰撞中，理性精神逐渐成为反思和批判传统的武器。就文学来说，这个时段里发生的文学思潮都有理性精神鲜明的体现，无论这些思潮今天看来如何保守、如何落伍，在当时都有启蒙民智的价值，为以后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