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破旧立新

晚清到“五四”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种种变化，文学也顺应时代的变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调整。晚清帝国的种种变革努力无法挽回帝国颓败的命运，变革的内容无法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根发芽，传统保守势力一直保持着强大影响力。但晚清的革新努力为以后时代的更大变革积累了势能，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只取得了表面的成功，社会改造的庞大工程远未完成，广大民众依旧生活在顽固落后的传统中。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很快结束了，但统一的局面也失去了，大大小小的军阀实际上控制了不同地域，在政治上这当然是极坏的情形，但对于思想文化来说，则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思想文化也随之进入一个活跃的喷发期。晚清埋下的思想文化种子在这个时代纷纷发芽了，晚清开始派出的留学生一批批回国了，在各个领域占据显要的地位，推动着社会的变革。五四时期启蒙思潮的领袖和推动者，几乎都有留学的经历，文学革命的两个主帅——陈独秀留学过日本，胡适是美国留学生。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界标，被认为是继春秋战国时代和魏晋时期之后又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启蒙”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核心的主题。这个时期在思想文化上空前大解放，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坚决的态度要求摧毁顽固传统文化中落后腐朽的部分，打扫好庭院，收拾干净屋子，准备迎接“德先生”和“赛先生”进来。可以说当时的启蒙知识分子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是在充分的历史条件下来完成其事业的。从天时上说，当时是“王纲解纽”的时代，社会舆论控制松散，思想文化活跃，各种学说观念能够相对自由传播，是“主义”并立的时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好政府”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都有宣传。从地利上说，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启蒙领袖人物，登上了全国最高讲坛——北京大学，一举手、一投足都具有全国性影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大迅速成为新思想者聚集的地方，其势力足以向北大的保守势力挑战，并通过刊物和毕业生向全国辐射。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很成功地被贯彻了，在他治校期间，三个不同旨趣的学生社团和杂志得以同时存在——文化上保守的“国故”，政治上激进的“国民”，以及走向启蒙、致力思想文化革命的“新潮”。这些学生团体的主要成员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界和政界诸方面的领袖。北大校长蔡元培利用其政治影响力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招牌，实际上保护和支持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展。从人和上说，一批知识精英在风云际会中聚拢到了一起，当时的启蒙领袖们尽管出身不尽相同，教育背景各异，具体观点有差别，但在启蒙的方向和启蒙的内容上有高度一致的认同，在传播启蒙思想上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在攻击传统文化方面有强大攻击力。这个时代，知识阶层依托大学讲堂，以报纸杂志为阵地，登上了舆论的制高点，发挥了全国性的影响，使这个时代成为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距今九十多年了，现在回头看看，她的伟大功绩不能不说是启蒙的作用。“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恰当地标识出她的历史任务，确立个人价值，是争取民主的基本条件，个人价值的确立又与破除传统偶像及教条紧密关联，不扫除种种迷信科学也无法发展。具体地说，启蒙作用的发挥，就是为确立民主和发展科学营造思想氛围，扫除障碍，在旧传统的榛莽中开辟新传统的路。[1]

下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五四启蒙思潮的巨大影响。一是在思想领域对传统保守落后思想观念进行尖锐犀利的批判；二是在文学领域借鉴西方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建设，包括语言工具转换、文学观念的变化等。思想观念的变化与文学表现的变化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一体的，仿佛钱币的正反面一样是不可分离的。现代文学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是：一方面要强调自身的自主地位，建立独立的审美王国，不受政治、商业等势力的侵扰，自足地发展自身；另一方面，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学说和理念的宣传工具，尤其是启蒙思想的工具。不过，这时的文学工具作用还是宽松的，不是受一家一派控制的，还没有发展到后来那样完全被某一种意识形态所控制的地步，因此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