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模拟期
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后期，这段时期刘震云尚处于模拟习作阶段，他对于社会的思考还没有完全展开，或者说还没有进入人生和历史的深层，其思想仍局限于已经形成的话语规范之中，此时他写的内容大都也无所谓深度，只是呈现生活中对一些现象的感触和认知，表达自己对于这种随时代而来的新现象，以及人和人关系所发生改变的模糊思考。叙事方面也显得很稚嫩，有种故作高深的感觉。他把本时期的部分作品选入了《刘震云文集》中的一卷，本卷名字为《向往羞愧》。大约刘震云也认为当时写的这些内容尚且比较稚嫩，只是一个面的扫描，还没有完成聚焦，更不可能透视。人因此也显得单纯，或者说是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阶段。他在《向往羞愧》的“自序”中说：
这本书的前一半是一个苍蝇从瓶子里竭力向外撞的伤痛记录，当然那是非常可笑的；后一半是当苍蝇偶然爬出瓶子又向瓶子的回击，当然也是非常可笑的了。每当我们回首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还是一个跌跌撞撞的孩子。[3]
这里刘震云提到的“瓶子”，其实就是对于世界的认识。最初在瓶中，也就是对世界认识还不到位，更谈不上深刻。到了80年代中后期，他对于之前对世界的认知开始反思和批判。对“瓶颈”的突破可以看作是刘震云思想境界提升的一个标志，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刘震云创作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分界线。第一阶段，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的他思想是一张写满了传统文化的纸，为传统的思想所占领，以他人的价值标准为自己的价值标准，以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作为自我确认的依据，很容易为一些事情羞愧脸红。
可以说，在突破这个“瓶颈”之前的写作和思想的刘震云整体上还如同柏拉图“洞穴理论”中黑暗山洞中的人。此时的他习惯了周围的黑暗，只是由于内心的敏感才感受到四周扑面而来的疑惑，感觉到周围诸多拧巴之事，但又找不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根源。于是他只是出于本能在其中四处搏击，如堂·吉诃德般把风车和羊群都当作敌人。这里当然也和那个时代背景有关系，他从1979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开始写作，其时中国“文革”刚结束，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刚吹响。刘震云曾经成长于其中的那套价值体系完全被颠覆并重建，要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该标准的建立也没有完成。作为一个年轻个体，生活在其中，自身不清醒也是难免的，所以他这个时期的作品中，普遍表现出对社会现象变化的一种惶惑。这种惶惑中有对流逝既往的留恋，也有对新生事物的欣赏，同时还有对这种旧的价值体系颠覆后无所适从的茫然。这意味着他青少年时期建构起来的价值体系在自身的人生经验中开始受到冲击，开始对周遭的很多不寻常现象进行思考。他前期的作品大都是这一类，涉及主要是权力、伦理等传统向度，当然这里的伦理更侧重于那种对自然人性和行为构成压抑和约束的传统教条性内容。
在1979年11月发表的处女作《瓜地一夜》中，刘震云已经开始把思考聚焦在“权力”和“人性”上了。《瓜地一夜》中讲述一个发生在集体经济时代瓜地的故事。西瓜成熟时，为防止西瓜被偷，村里组织民兵晚上到地里配合看瓜的老肉看瓜。老肉眼神不好使，脾气又拖沓，因此被叫作老肉（“肉”在河南方言里意思是慢腾腾，拖沓的意思）。老肉本来因为身体残疾是常被人看不起的，但因为他本家侄女嫁给了队长的儿子，他便被派来做这个在生产队里比较体面的看瓜的活。结果晚上果然抓住了一个名叫李三坡偷瓜的。李三坡是村里一个老实人，因为老娘在床上病了好几年快断气了，想吃口西瓜，队里又不分瓜，才想到晚上去偷瓜（其实上那个瓜是白天村民卸瓜时李三坡老婆藏在旁边豆地的）。李三坡被抓住后，在如何处理李三坡的问题上，几个帮忙看瓜的民兵与老肉发生了分歧。几个民兵同情李三坡，说都是一个村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李三坡家里又确实有困难，大家抬抬手让他过去就算了。但老肉坚持要把李老坡交到村上处理。
可能由于刘震云天生具有谨小慎微的禀性，在最初的写作中便有意隐藏自己的激愤。在该主线的发展中，刘震云还设置了一条副线，他有意把两种不同的情形做了对比。社员只是大队的“奴隶”，他们只是劳动时被召集起来，需要分配劳动果实时却没有他们的份，所以李三坡在病危的老娘想吃口西瓜，家里又没钱买时才铤而走险去偷瓜；而村长、队长来到地里时老肉都会主动切瓜让他们吃，支书家里来人了，便让儿子骑车到瓜地里让老肉装一麻袋瓜带走；特别是村支书们都已经算计好给乡上各个部门的领导送西瓜，这是他们每年的惯例，还生怕送晚了，落在其他村的后面，领导不稀罕。老肉这个人就更让人既可怜又可恨了，本来一个可怜人，有了个给集体看瓜的差事，马上觉得自己比一般老百姓有特权了，对瓜地旁割草的妇女孩子，凶巴巴地往远处赶，对同样可怜的李三坡也没有丝毫同情心；对领导却很会逢迎巴结。这里对“权力”没有直接指责，只是试图在这种对比中让读者作出判断。这种叙事方式在他成熟后的作品中经常使用。
在刘震云的这篇处女作中，已经可以看到他对“权力”及权力下的“人性”思考。《瓜地一夜》思考的权力固然涉及了村级政权，但其重点却只是聚焦在老肉身上，从老肉性情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刘震云此时主题所向和价值判断：只要是“权力”，不管大小，很容易遮蔽人性。
这篇作品比起同时期的作品已经表现出一种见识的超前性。李书磊回顾刘震云大学期间写作的状况时，也认为写《瓜地一夜》那个时候的刘震云对人心世故已经有了很高的领悟。“写《瓜地一夜》也就是大学二年级吧，那时候我还在写一些大而无当的豪言壮语。所以后来震云写出《官场》、《官人》、《单位》这样的世故小说我一点也不奇怪。他对社会和人生早就看得很透早就存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慧心，即使当学生的时候也没有学生腔。”[4]
《月夜》（1982年）通过一个女人的视角，叙写了一种随时代变迁的伦理情感。她回忆着旧日时光，丈夫不爱说话，很老实本分，每天默默地陪伴自己，自己感觉很温馨，这种爱能持续多久呢？丈夫早逝后，儿子成了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儿子小时候也很体贴母亲，外貌很像丈夫，英俊，女人的心里有些安慰。但长大儿子却在外面学“坏”了，不像丈夫了：丈夫不爱说话，儿子爱说；丈夫听话，儿子不听；丈夫饿死都不出去逃荒，儿子没和母亲商量就要去当兵。女人对儿子几乎绝望了，然而女人最后发现，儿子心里面还是挂念着娘的，只是内心有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这里似乎有对那种传统男耕女织生活状态的眷恋，也似乎有为时代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生存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变化的困惑。此时刘震云面对这种变化，心情是沉重的、忧伤的。
“母亲”对本时期“开会”的态度很有意思，母亲很讨厌大队部，“因为一到这个地方来，必定是开会，一开会，就意味着要耽误做活，只能纳鞋底子了。为了弥补这损失，来到会上，她拼命纳鞋底子，并不听讲话，并不知道开会为了什么。叫举手的时候，她便举手；叫喊口号，她便学着喊；一讲散会，她像听到大赦令一样，赶紧立身，向家转，回到家，才觉得舒服和自由”。这点上刘震云大概试图表现在一代青年人对于外界的向往，希望通过会议获得外界信息的渴求，而老辈人只是固守内心的那份情感。
但“会议”是现代政治宣示权力的一种表征，刘震云以为青年喜欢开会是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似乎没弄清“会议”的本质。倒是母亲的表现无意中传达了对这种政治符号的消解。
《被水卷去的酒帘》（1982年）中农民郑四是一个恪守传统道德伦理却又被时代甩在后面的人，用那几个很俗套又很温馨的词汇描写一下就是“勤劳”“善良”“专一”“不怕吃苦”。相信分了田地，凭自己的一身力气可以过上好日子。青子也是个普通女子，最初希望找老实可靠的郑四有个依靠，后来被县里一个退休的主任娶走了，她对郑四感觉愧疚，可又无法拒绝现实中物质的诱惑。郑四对于青子答应嫁自己后又嫁与他人后开始是痴呆、后来是生气，看到青子一副时髦打扮后又感觉惶恐，看到青子那个退休干部丈夫后开始是害怕，后来又看老头子挺温和、还说“我们是朋友”后，又兴致勃勃地聊村里杂事。
郑四与青子的关系是该篇小说表达的重点。他得到青子的承诺与老掌柜的买上缝纫机就可以结婚的允诺，以为双方关系已经定下，但他不知道，时代已经不是那个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如一日的时代了，不会再有“望夫石”之类的传说了：
郑四叫道：“她原说嫁我的呀！”那人吃了一惊：“真的？”“真的。”“过礼了吗？”郑四愣了一愣：“过礼？没。”“登记了吗？”“登记？没。但是她答应我了呀！”那人泄气了：“那算什么呢！大城市里，亲过嘴还不算数呢！”
这里“大城市”便是“现代”的同义语。我们看到那种“古典爱情”已经被新的时代抛弃了。刘震云很敏感地把握了时代的变幻性，同时在对这种时代变化感受的传达中隐现着对传统价值观行将失落的遗憾。那个一诺千金、海枯石烂不变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篇小说还把郑四与青子家作了对比，这种对比是一个多元化的比较，是城市与乡下的对比，现代与传统的对比，普通人与特权阶层的对比。郑四觉得自己除了三百多块钱，还缺点什么。“他在想办法，看凭自己像铁块一样的身体，能否将那缺的‘什么’补起来。”当然补不起来了，这种差距不是肌肉能弥合的。刘震云还在寻找着，他发现了这种别扭，他在寻找这种别扭的原因。此时看到时代变化中的种种不协调，还在对爱情，道德这些失去的美好带有些许惆怅。这里“酒帘”也是一个意象，它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符号，而水则是代表着时代潮流，“酒帘”被水漂走则象征着一种美好，纯洁、传统的东西，在我们的注视下渐行渐远。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此时刘震云对作品象征意义追求的主动性。
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变化是全方位的，本时期作品整体上都表达了对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思考。1983年《安徽文学》上发表了他的《江上》，描述了一个孩子在乡下打渔的爷爷和北京工作的妈妈之间的选择，孩子留恋和爷爷在一起的那种宽松、温馨、自由的氛围，当然也喜欢妈妈带来的城市里的鸭舌帽，他不太想走，但最后还是被妈妈接走了，如果鸭舌帽象征的北京、代表着现代，乡下爷爷的小渔船则代表着传统，这又是一个现代对于传统的胜利；同时孩子对乡下爷爷的留恋又传达着对传统温馨情感的依依不舍。
可以说，刘震云初期的写作已经比本时期许多作家走得更靠前面了。他对于那些在商品经济浪潮中的弄潮儿尽管基本面上是肯定的，却也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感。如刚开始打破“大锅饭”，鼓励人们致富的时候，金钱和物质立即成为一种无法抵制的诱惑。1983年的《村长和万元户》中，富贵老汉为了从茶山上得到五千块钱，凑出一万拿到县里“万元户”的称号和奖品，只好用了破坏性办法：“在茶园里大量上硝酸铵、硫酸铵，停止上磷肥，致使茶树疯长。采茶的时候，他又采得特别狠。这样，当年可以大大收获一次，但它同时也将今后几年的收获提前收走了。地力已被浓缩性地拔走了，茶叶被连本采去了。谁接管这茶园，谁必定要破产！”他最终如愿以偿。支部书记李明德看到村民富贵老汉因为获得“万元户”称号获得奖励后，对于自己仅获得的一张奖状心理再也难以平衡，决定辞去支部书记的职务，也要发家致富。但作者也表达了一种人们内心在追求财富时那种心理异化带来的隐忧。这里支书的奖状当然象征着曾经的精神财富，而奖状被撕碎则象征着精神樊篱遭遇物质浪潮冲击时的不堪一击。
《河中的星星》（1983年）中，游手好闲、投机倒把的于三成被青梅竹马的娟子拒绝了，娟子嫁给了村里的支书金山。但金山也只会吃政治饭，在商品经济时代到来后，于三成发了财，成了企业家，而丢了印把子的金山却成了落魄的人。金山向于三成请求为其做装卸工被拒绝，这种拒绝是对于金山夺走娟子的报复，也是对金山曾经批斗自己的报复。但这篇作品中刘震云的主观介入比较多，金山明知于三成对自己愤恨还去求于三成、于三成对于金山那种不近情理的拒绝并没有现实基础，也说明刘震云还没有从现实主义的传统中走出。此外，于三成对待金山姿态某种程度上似乎传达了作者对于“文革”余孽憎恶态度，但于三成小人得志的自得与傲慢也表露无遗。于三成是刘震云认可的人物形象，这种情感的投射暴露了当时刘震云的狭隘与偏激。
《模糊的月亮》（1984年）中，八爷的儿子胜运在改革开放后父亲怀揣梦想，攒劲种刀把子地的时候，自己却“不务正业”，背个相机给人照相，赚钱后又买个拖拉机搞运输，后来又开了个食品厂，成了当地有名的富裕户。但一心放在土地上，只有在刀把子地劳作才能找到成就感的八爷却不能接受，对儿子胜运“恨铁不成钢”。但八爷最终却也无力扭转局面，只能在儿子工厂里看大门。这是两代人价值观的碰撞。在这个社会转型期，传统的价值观和商业时代的价值观的碰撞，商业时代的价值观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东方露出了鱼肚白》（1984年）应该算是个中篇，刘震云试图在这篇小说中讲一个情节曲折的故事，倒叙、插叙一样不少。寡妇杨秀英是一个不守本分的人，经营裁剪生意发了财，要召一个上门女婿。胡群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听说后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前去应聘，被杨秀英拒绝。胡群试图报复去敲诈杨秀英，又拉上二聚做帮手。二聚是一个沉默寡言、孔武有力、却脑子简单的人，胡群找他的意思就是既能帮忙，又不会分走自己的好处。但他们把门踹开，才发现里面杨秀英正和劳改犯王丕天坐着说话。王丕天从小和他奶奶艰难生活，后来做点生意发了点小财，但很快在“批邓”运动中，被胡群举报成了劳改犯。80年代政策转好后，出狱的王丕天经营砖厂成了远近闻名的企业家，这次回来时向杨秀英求婚的。杨秀英过去与王丕天有过情感纠葛，但最后终于被王丕天打动。王丕天前妻花枝因为王丕天成为劳改犯，改嫁了二聚，此时知道王丕天发财后，收拾东西想跟王丕天走，却被王丕天拒绝了。
《大庙上的风铃》（《奔流》1984年第4期）中，赵旺从小父母双亡，在姐姐照顾下长大，对姐姐当然有很深的感情。80年代初期，商品经济观念兴起，赵旺种菜卖菜赚了些钱，并且在卖菜过程中还和供销社的一个女子产生了爱情，财富和爱情让他憧憬着自己的未来。然而此时他却在金钱、爱情、姐弟之情中间举棋不定，终于还是金钱和爱情战胜了姐弟的亲情，他心里带着愧疚拒绝了姐姐到家吃饭的邀请。这里写的是刚刚进入商品经济时期个人心头发生的变化，一种新的伦理观对旧的伦理观的突围，但那种传统温馨的伦理关系仍让人牵肠挂肚。
《栽花的小楼》（《青年文学》1985年第4期）仍然是在写时代的变化和人物不能适应这种变化造成的悲剧和冲突。红玉原来的追求是做一个“郭凤莲式”姑娘，干一番事业，找的对象是村支书的儿子坤山。李明生则是地主的遗腹子，为了让李明生上学，母亲和坤山的父亲上床时又被李明生撞见，耻辱和仇恨从此埋藏在他心中。80年代初坤山的父亲已经不当支书了，“郭凤莲式”的姑娘也不再时兴了。新时代里，金钱变得比一切都重要，而李明生则成立了一个汽车队搞运输赚了大钱。红玉的母亲逼着她重新考虑婚姻和爱情，于是红玉嫁给了李明生。坤山退伍后眼高手低，一事无成，红玉私下用李明生的钱帮助坤山，又被坤山赔光。无奈之下红玉欲与坤山私奔，怯懦的坤山却没有胆量。红玉面对懦弱的情人，同时又觉得对不起李明生，便割腕自杀。
与《被水卷去的酒帘》也相似，刘震云似乎在营造曲折的情节和悬念，把坤山与李明生设计成当年的一对阶级敌人；还试图表达一个女性面对爱情与金钱时的艰难选择，并最终选择了爱情，同时似乎叹息红玉的美好感情用错了对象。这明显还是一个主题先行的小说：李明生回来做什么生意都赚钱，而坤山偏偏做什么都赔钱，养鸡发生鸡瘟；养长毛兔，兔毛又卖不出去；搞长途贩运，却搞来大路货销不出去；后来又倒卖了银圆，遇到了假货，两年下来，赔钱借高利贷两万多元。这里无非是李明生是地主家的遗腹子，而坤山他爹是曾经村里的支书，意在表达新的时代这种人已经被社会淘汰了，新时期的适应者是那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如李明生。但作者这里有意把种种不幸都栽在坤山身上，把李明生这个商品经济时代的弄潮儿描写成一个大英雄的意识却很明显，以主观代替了客观，这也是那个时代作品的一个共性。没有接触到人内心本质的东西，因而显得失真，与曾经的那种“阶级斗争”的文学没有质的区别。他只是试图在其中穿插一个红玉对于两个男人的复杂情感，试图把这种感觉复杂化，结果并没有达到该目的；他试图反映这个转型时代的变化，却因为过于主观，使阶级斗争与改革开放相混的主题显得庸俗而概念化。
《罪人》是个中篇，人物主要是弟弟牛秋、哥哥牛春、嫂子和牛秋的“妻子”关系。牛秋兄弟俩父母早亡，两个人都是光棍汉。牛秋靠收酒瓶攒钱终于有了一个“娶妻”的机会。那女子因为母亲有病没钱进医院，便许诺谁能出600块钱她就嫁给谁，牛秋抓住了这次机会。女子也看得上牛秋，但牛秋考虑兄弟伦次，应该“大麦先熟”，把女子让给了给哥哥，女子于是成了牛秋的嫂子。但牛秋内心青春的骚动并没有停止，终于在一天爆发，在嫂子的配合下发生了关系，并被牛春发现。牛春没责怪牛秋，但牛秋从此内心里产生了障碍。后来嫂子生病去世了，他靠扛石头给自己娶了妻子，但他无法和现在的妻子行男女之事，因为脑海总出现嫂子的影子。最后牛秋在恼恨中用斧子把自己的一只手砍了下来，却忽然发现自己男性功能恢复了。这个中篇很显然表达了伦理和人自然欲望的对抗，刘震云在这里是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的，认为伦理是束缚人性的，压抑了人本性自然流露，但在人内心根深蒂固，突破它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
《乡村变奏》分三则，也是与改革时代的主流相偕，刘震云表达了自己对于时代巨变的思考。《“暴动”》塑造了一个农民大梁的形象，这是个新时代的农民，他从小不守本分，偷瓜摸枣，无法无天。长大后又一直弃农经商，倒卖衣裳布匹，他导演了一场关于棉花的暴动，见到县委书记也没有丝毫惊慌。这是一个农民叛逆者的形象，也是适应改革浪潮，具有创新思维的形象。刘震云似乎对这样一个农民形象寄托了些许希望。《花圈》中也是表达这样一个时代转型期的心理冲突，小水和秋荣是一对恋人，而秋荣的父亲却不同意他们的婚事，想让秋容嫁给李发。李发也是一个时代的弄潮儿，开了个家庭小工厂，家财万贯。秋荣一方面认可李发这种赚钱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并未忘却与小水的爱情。她想用话激起小水的斗志。小水赌气去和别人合伙买拖拉机搞运输赚钱，结果第一次就出事故车毁人亡。秋容嫁给了李发，却在结婚时让车队绕道小水的坟头，坟头上放一个很大的红色花圈，表达秋荣对小水的哀思。其实上这里表达了刘震云的一种困惑，在商品经济时代到来并冲击着传统的爱情观时，在金钱与爱情之间，应该选择哪端？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困惑，特别是在农村，这种传统伦理和情感相对比较质朴的地方，贾平凹的《浮躁》也表达了类似的现象，这是一种心理真实。只是他们此时还都在迷惑中，或许他们认为，爱情还应该是值得偏向的一端。在《老龟》中里的成银也是一个不安于种地、做卖猫贩狗生意的农民，但这样一个被我们认为二流子一样的人物在捡到一个背上刻字的老龟后，县文物所出高价购买的时候却被他拒绝了。他在老龟背上刻上“成银、于爱花是夫妻”的字后，重新放回到河里去。
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到1986年前后，从上文可以看出刘震云本时期的写作还比较稚嫩，无论是对于时代的把握、人性的揣摩还是叙事技巧方面都很不成熟，还处于模仿阶段。
首先从时代的把握上，此时刘震云还没找到鼓点。《乡村变奏》三篇中开篇这样一句：“乡村青年情感的细腻化，是当今农村显得骚动和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似乎是刘震云在思考当时社会现象的本质，但似乎并没有把握住。不是情感细腻化，是时代变了，现代化、机器、商品经济把人们的生活方式导引进了一个新的航道。而农村人仍然在固守那种传统的伦理观，就像郑四坚信的那种美好的、海枯石烂的爱情观。
对时代缺乏自己的经验与思考，使刘震云的视野仅停留在社会和人性的表面，所说的话都是那些主流媒体或教科书上听来和看来的，然后搅拌一点认为是自己的思考，其实仍在传统思维的樊篱之中重复既成话语。如《东方露出了鱼肚白》中王丕天向杨秀英的求婚成了一种财富的比拼，这是刘震云对那个时代的感受，他借用胡群的感受传达的：“他感到以前信权力，现在该信金钱了。”特别是作品中那种口号似的表白：“……我要使那些脱离土地的人们，都离土不离乡地生活在自己的城镇上，享受一下城市文明。我们要真正过一下主人的生活。愿意过主人生活的人们，请记住：要首先从改变我们的吃、穿、住开始，首先从改变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开始……”当杨秀英再次拒绝他，他便接着表白，这中间像似一场辩论：“不，你会去的。”“因为你不是一个平庸的女人。你不会满足一个人的富有，你不会满足一个人的生活，你还需要热情，需要热烈，需要理想，并且和我一样，还需要爱！……”这种肤浅、外露、不切实际和理想满天飞的言语如今看起来显得有些可笑。
由于改革是一种时代大潮，刘震云总体上对于改革时代弄潮儿是肯定的，也塑造了一系列80年代农村中适应商品经济时代的青年形象，在与另外一些消极、保守、愚昧落后的人物形象作了对比，如《东方露出了鱼肚白》中杨秀英这种靠本事吃饭、敢爱敢恨、不委曲求全的人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正面人物，为她描绘一幅美好的未来蓝图。而对于花枝这种因为生活无奈寻依靠改嫁、自己拿不定主意的人却安排了一个非常尴尬的结局。还包括其他同期作品，《河中的星星》中的于三成和金山的对比、《栽花的小楼》李明生和坤山的对比，作者叙事时概念先行的迹象比较严重，不是按照事实逻辑，而是按照自己的一种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下形成的价值判断体系。这点上与张一弓的《黑娃照相》《春妞和她的小嘎斯》及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小月前本》《浮躁》等小说主题非常相似，但叙事方面却比那个时期的贾平凹逊色不少。不同的是，他对于这些改革者的成功肯定中带有斥责，对于传统的败落也带有依依的眷恋。后来刘震云的作品中便很少再进行这种价值判断，尽量客观如实地反映生活或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来建构故事，情节前后之间甚至没有逻辑，一切皆出于偶然。
其次，从对时代下人性人情的思考看，该阶段的刘震云已经开始揣摩人的心思，但表达却不够老练。如馄饨馆老板在李明生没付钱走后的反应，本来想说“你还没付钱”，结果说成了“欢迎下次再来”，显得有点夸张和做作，似乎是对某部电影中滑稽镜头的套用。
对人性把握的不到位致使很多情节显得做作，甚至概念化，对人物的刻画当然也很肤浅。《河中的星星》中的于三成、《栽花的小楼》中的李明生和《东方露出了鱼肚白》里的王丕天三个人都是“文革”时期地主遗腹子或者弱势群体，在商品经济到来时却成了时代的宠儿。但三人无一例外的都是对曾经慢待过自己的人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如《东方露出了鱼肚白》中王丕天有钱之后的傲气，摆谱教训胡群和二聚后呵斥道，“‘你们去吧！’像主子吆喝奴才，而胡群和二聚争先恐后地向外跑，像两只挨了打夹着尾巴的狗。”甚至连改嫁的花枝也成为刘震云讥讽的对象，被刘震云定义为一个“经常爱后悔的人”。更甚的是刘震云对王丕天的这种声色俱厉的口气甚至带有推崇的意味，这明显是刘震云那一个阶段的人生观，是他当时对有钱人的理解，但这种神态有点小人得志的意味。这说明此时刘震云的内心还很不平静，充满着对金钱、名利的向往和对这种生活概念化的印象，故作老练和成熟中更看出他的幼稚、浅薄和狭隘。特别是和同时期贾平凹的《浮躁》相比。《浮躁》中蔡大安在小水和金狗成功后向他们请求入股，这与刘震云《河中的星星》等几个短篇中的情形很相似。但贾平凹处理得要成熟得多，大家都知道蔡大安人品不好，七伯建议，让谁入股都可以，就是不能让他入股。但小水说：“七伯说得也太过分了，蔡大安只要能来，也让他来，世上的好人坏人撒得匀匀的，让他来也有好处，当然他的为人咱心里清楚就是了。”这种处理传达出人性中宽容和大度，传达出一种良性的价值观。大概贾平凹比刘震云长几岁，写作历史也相对较长，价值判断的处理也相对成熟吧。
这些细节似乎暗示了当时刘震云内心的自卑和不成熟，值得肯定的是他表达了一种自己的内心判断，这是他以后发展的基础。
刘震云似乎认为在商品经济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其中人和人的感情似乎没有受到影响。《河中的星星》中的母子情、《模糊的月亮》中的父子情和《大庙上的风铃》中的姐弟情虽然在时代冲击下游移不定，但最后都试图说明主人公内心的情感并没有改变，这当然是刘震云一厢情愿了。
特别是对于爱情的态度。此时的刘震云虽然对现实迷惑不解，但对于爱情还是相信的。娟子并未因为于三成发财了就移情别恋，于三成最终还是意识到自己输了。这与《被水卷去的酒帘》青子虽然嫁给了退休干部，内心却对郑四充满着歉意，稍后《栽花的小楼》中红玉的爱情选择上，尤其是《乡村变奏》中在传统观念中不务正业的成银在金钱和爱情之间选择相似，可以很明白看出作者此刻内心里更倾向于选择爱情，这也是他对于时代弄潮儿的一个别样的视角，这些敢打敢冲，但在传统视野下显得流里流气、离经叛道的人依然保持有如此细腻情感。可以看出本时期刘震云的爱情观，尽管他看到物质财富和商品经济对人性的冲击很大，但人性中那种美好的东西还是存在的，爱情的结局尽管悲凉，但过程仍然温馨。这种思维态势一直持续到《塔铺》，刘震云才在李爱莲注视中作别爱情，把这种温情深深地埋葬。
1986年的《罪人》里面对人性的把握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刘震云从此时已经开始试图以客观的手法来讲述故事。前几篇小说我们还能够根据他的讲述来判断他的好恶，到了这篇小说我们已经不好判断了。每个人只是根据环境权衡得失，给牛秋介绍外地媳妇的人也是一片好心，并不知道那些女人就是放鹰的，而被放鹰的女人和他山里的丈夫也都是为生活所迫。这里已经表现出了刘震云与作品中人物对话的意识。这篇作品至少在对人性的把握上为《塔铺》打好了基础。
1986年的《乡村变奏》也体现出这种主题多元化或者主题消弭化的倾向。如《老龟》写了成银、爱花这对农民夫妻，不正经务农，做着有赚有赔的猫狗生意，过着时好时差的日子。这样的开头在传统的写作思路下一般会按照“善恶有报”的逻辑，二流子懒汉终将生活落魄，但刘震云却暗示出了这样一对不务正业“二流子”丰富的内心世界。在生活无以为继时，成银下河捕鱼竟然意外打到一只乌龟，看到龟背上刻有字号，有人说“这东西不吉利”，一改炖吃初衷，拿到大集“标价十元”出售。到此时似乎仍然符合那种的故事结构逻辑，按照该逻辑判断我们一般认为成银会占有这次意外之财。但当这只老龟被认定为“珍贵历史文物”，文物所追加到一百元他也不卖。夫妻俩争执后，成银只在龟背上加刻了自己夫妻的名字，到大河放了生。这说明刘震云从创作初期就已经试图摆脱那种传统现实主义写作套路，尽可能客观地传达自己对生活的观察的追求，至此方见起色。
再次，从叙事和语言方面看，刘震云此时还没形成自己的风格，只是在模仿。从他作品中设定的场景、人物的对话，人物的形象，都很受同时代作品的影响，里面还很少能够看到刘震云个人的经验和思考，或许这也是他当时的思想局限。
《栽花的小楼》第四节开篇两个词：“月黑。风高。”气氛的营造似乎在写悬疑小说。还有人物描写如写到红玉的出场：“明亮处，从小楼里，走出一个烫着发，穿着高领白毛衣和半高跟皮鞋的美丽姑娘。她旁边，是一个身着毛料服装、脸色刚毅的青年男子。”第四节里李明生在红玉走后，在房间里焦躁的踱来踱去，烟头烟灰撒了一地。这些主题、段落语句似乎都是在模仿某个电影中的镜头或某篇“伤痕小说”。或许他此时还做不到把自己个体经验转化成作品，只是把其他作品的片段搬到自己的作品中来，自己也不知道表达什么主题，只是参考80年代初文学刊物上那些“伤痕”“反思”小说的中叙事、语言甚至主题生搬硬造，但因为他自己对文字驾驭能力的限制，尤其关键的是他没有经历过那些“伤痕”“反思”作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切肤之痛，因此模仿中便显得从形到神都乏动人之处，如《东方露出了鱼肚白》中叙事技巧的生疏、人生经验欠缺，尤其是思考缺席让他在作品中处处捉襟见肘。当王丕天说：
“我来娶你！”，杨秀英哈哈大笑了，突然又敛住笑容：“做梦！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人？我现在是富翁，一个有六千块钱存款的女人！你现在是什么人？看中了我的嫁妆？那我可告诉你，我是要招赘的！何况你也知道，我不会生育，不会给你留下劳改犯的后代……”
“住嘴！”王丕天脸色铁青，然后一字一顿吐着：“那我告诉你，我是闻名全省的劳动模范，存款比你多十倍！看到了吗？门外还停着一辆吉普车，那是县上大人才有资格做的！”然后还“从皮夹克口袋里掏出一张写着六万元的存折，扔到了桌子上，吸着烟，轻蔑地看着她。”
作品中人物那种大喜大悲，肤浅的炫耀、夸张大笑的描写处处都昭示着刘震云人生经验的生疏和生活还原能力的稚嫩。还有《罪人》中牛秋找到妻子村庄，山村里人的打扮，屋子中央坐着一位老者，两旁站着几个大汉，腿肚子绑腿上插着刀子，让笔者想到《林海雪原》杨子荣进匪巢的场景。如此的夸张、概念化和不切实际，这类语言方式和叙述方式在刘震云后期的作品中再没有出现过，也说明此时的刘震云确实还不具备把现实搬进作品的能力，他只是模仿艺术，而不是模仿现实，这是一层隔膜，模仿现实的艺术本身就不一定很成功，他再模仿那种不成功的艺术，自然就距离成功更远了。不过这只是一个过程，这是他在尝试创作中走过的一条路径。
他此时的稚嫩之处还表现在有意利用象征和意象营造神秘氛围。如牛秋的梦中的意象：一只毛茸茸的古怪东西，像一只猫，又像一条毛狐狸，毛皮油光发亮，眼睛血红，还会说话，伸着细尖的嘴，喃喃地说：“回吧，回吧”，反复多次出现，象征着对人性欲望的呼唤；背石头时，在悬崖前，嫂子在山崖下喊他；在坟地看到死去多年的母亲嗡嗡地纺棉花，还有那只睁着红眼睛的大蜘蛛；在另外一个诡异的夜晚，让小毛头也同样生病去打针。刘震云要通过这种带点魔幻主义色彩叙述表达什么，我认为他此时还处在自我矛盾的冲突之中，有意神秘化整个故事，或许本身就没有太多所指，只是为增加作品的多义性而故作神秘。
刘震云前期的作品中，似乎都在追求一种象征的表达，这种象征的表达不只是在意象中，每篇作品的题目都是刻意为之。如他用“月亮”这一传统意象来寄托情思这一点，可以说他是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也可以说刘震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叙事方式和情感传达的意象；“栽花的小楼”表达一种进入现代社会后开始物质至上的一种趋势，用结尾的话说，就是“栽花的小楼，毕竟是美好的”;“被水冲走的酒帘”则代表一种古典情愫的失落。“大庙上的风铃”也是以风铃的摇曳象征着一种在爱情与亲情之间的情感摇曳；“东方露出了鱼肚白”似乎象征着寡妇杨秀英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
刘震云曾经提到，作品主题模糊有时是作品成功的一个表征，主题明确也意味着主题的单一，并举出莫言当初写出《透明的红萝卜》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作者作为一个善于发现生活的人，以其对社会人性的感触以及对于文字驾驭能力，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把这自己感悟到的生活中的情形表达出来。他无须来弄清楚这样一篇作品表达了什么样的主题，那样的话反而成了主题先行，类似于应制之作的单薄产品，他只需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对于其主题的阐释，或者说在作品停止的地方，批评开始发生作用。但那种复调的主题需要以作者对于世界和人生的复杂感受和多重思考为基础，更需要在叙事中呈现复调的能力，刘震云此时明显还不具备这种能力，这点上他暂时还赶不上莫言。
最后，主题的重复也是本时期刘震云作品很大弊病。在上文的叙述中他对一个主题几乎都是重复的表达，以至于让我们看到人物、情节都几乎雷同。如对于商品经济时代的成功者《河中的星星》中的于三成、《栽花的小楼》中的李明生、《东方露出了鱼肚白》中的王丕天，人物形象都是成功者，对待曾经自己的仇敌也无一例外地恶语相加，不留余地；大概为了表达女性对于爱情的忠贞，几篇作品中的女性对待金钱与爱情选择上的态度也都很类似，娟子没有因为于三成有钱就嫁给他、红玉也没有因为李明生有钱就忘却昔日恋人坤山的情感、青子尽管嫁给了那个退休干部，但对郑四却满怀歉疚。
这些重复甚至雷同如果仅停留在形式上并不说明多少问题，因为每个个体的经验都是有限的，作品多了其中的经验自然难免重复，这种现象在中外名作家，尤其是产量比较大的作家那里尤其明显。但关键是刘震云此时的重复不仅仅体现在形式上，其对时代、人性及叙事方式的认识和思考也基本上在做浅层次的重复。这说明刘震云本阶段对于这些相关元素的思考都还停留在非常初级的层面，还没找到突入世界和人生内部的缺口。
总体上说来，在前期的作品中，刘震云处于一种茫然无措的状态，他在思考周围发生的变化，有公社对社员的剥削，权力对民众的压制，人一旦和权力沾上边之后发生的人性变异；也有传统与现代交锋时在人们心头激起的涟漪；有个体在亲情和爱情之间的选择；有人在金钱与爱情之间选择。这些都是刘震云在自己的经验中对这些周边现象的思考。尽管有时显得稚嫩，却表现出同时期作家中少有的疏离主流意识形态趋向，如他总体上认同“改革者”的同时也展示出这些人物的某些方面特别是情感方面的挫败感。其他如刘庆邦的《断层》中的常江、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作为改革者的形象，都被作者塑造成“高大全”式的人物。这说明刘震云从写作之初就有那种独立思考特点。也正因为这种心态，才使他不懈追求，希望找到时代带来惶惑的根源。他要追求时代背后的真相，或许此时刘震云的写作还是比较乱的，如果说他想把地球撬起来，那么他还缺少一个合适的支点。他必须从诸多乱象中找到一个能够统筹各个部分的关键点。
刘震云后来似乎把时代的乱象理通。他顺藤摸瓜，最后发现不管是传统还是现代、爱情还是伦理都可以在物质需求这里落叶归根。而获取物质财富的最佳途径便是获得权力。而我们看到的一切乱象都是在权力话语操作之下的表演，或者在权力体系操纵下投下的烟幕弹，爱情、伦理、亲情都异化为权力的附着物而已。于是“权力”开始成为刘震云反思的中心。他反思这种特权思想如何形成的，以及围绕这些权力人们如何争夺。这便进入了他写作的第二个阶段。即他认为的已经突破了瓶子，并开始向瓶子发起攻击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