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方社会理论的最初形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东方社会问题就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东方世界普遍存在专制制度的论述，曾经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时总的来说，马克思并不了解东方社会的特点，还不能用特殊的理论来解决东方社会的特殊问题。相反，他把它涵盖在大一统的“世界历史”思想之下了。

“世界历史”思想是黑格尔最早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相当诱人的有价值的思想。黑格尔认为，历史不应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服从某种法则的有规律的演进，主宰历史规律的不是什么神秘的天意，而是在世界历史范围内运动着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具有世界历史性，这就决定了历史的世界性。黑格尔的历史观以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为前提，把孤立分散的历史现象联结为一个从东方走向西方的世界性的历史行程。在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叙述历史的规律性，这就使他的历史哲学具有大尺度的普遍适应性。一个民族的现状即使不符合时代精神，但它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环节，却符合历史某一特定阶段的时代精神，同样有其必然性和适应性。何况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概念的发展。但是‘客观自由’——真正的‘自由’的各种法则——要求征服那偶然的‘意志’，因为这种‘意志’在本质上是形式上的”[3]。所以各民族不论现状如何，最后都要被“自由概念”所统一，最终都要走到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上去。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真地考察了法国大革命和世界历史的关系，研究了“这个革命怎样变作世界历史”[4]的，认为“这件大事依照它的内容是‘世界历史’性的”[5]，因为“它的原则差不多灌输到了一切现代国家”[6]。

马克思在登上哲学舞台，试图建构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时，就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合理内核，并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的发展、交往的扩大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和国家——结束了封闭状况，都程度不同地卷入到世界历史的洪流中来，“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7]。人本身也结束了孤立自在的状况，“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8]。这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历史前提，因为共产主义不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9]，它“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10]。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1]，置身于世界历史之外，处在封闭狭隘地域的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所以马克思又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象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2]

“世界历史”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各民族怎样冲破狭隘的地域界限走向世界历史。对于欧洲来说，绝大多数国家都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激流。马克思肯定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13]。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在资产阶级已经开创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世界历史，向理想社会进军。对此，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在欧洲同时胜利的设想。但是对于东方世界来说，马克思贯彻自己的“世界历史”思想就遇到了较为复杂的问题。当时东方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处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就其发展程度来说，还没有跨入“世界历史”。它们怎样才能赶上时代，跨越已经拉大了的与西方先进国家之间的距离呢？马克思当时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和途径是唯一的，对各民族来说都是共同的，任何国家概莫能外。1859年，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4]马克思这时站在“世界历史”的立场上认定，东方国家尽管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但同样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样，东方国家就有一个西化或资本主义化的问题，这是地域性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所要求的。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生动的描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5]“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6]；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全世界，特别是对东方的侵略和渗透，在客观上推进了世界历史，曾经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

马克思以印度为例，具体分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所造成的后果。马克思断定，像印度这样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长期停滞的社会，必须经过西方文明的冲击，它的发展前途只能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据这种看法，他认为，英国对印度的侵略实际上是“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7]。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意味深长地写道：“问题并不在于英国是否有权利来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颠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好些”，因为“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18]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运用到东方国家不是没有矛盾和阻力的。一个显著的矛盾是他的“世界历史”思想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撞车了。一方面，东方国家原有的基础被破坏，输入新的资本主义因素是符合“世界历史”要求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切又都是在血与火的残忍征杀中实现的。历史的发展伴以非人道，社会的进步以牺牲人为代价，这两者是不应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对印度的侵略时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却在“世界历史”思想指导下把它们统一起来了。马克思说：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的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不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情感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生灵，

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19]

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英国的侵略罪行是过分达观了些，原因就在于当时在他心中有一个理想和价值的标准在升腾，那就是“世界历史”思想。这个观念使他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到世界历史的发展上来，人道主义准则只能占从属的第二位。这是至高无上的准则。从这个准则出发，他认为，英国在印度的罪行只是“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20]，“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21]。因此，必须丢掉无益的伤感，不要被伦理道德标准蒙住了自己的视线，要充分估计英国的侵略对印度走向世界历史所起的积极作用，这就是马克思所得出的结论。尽管马克思也多处谴责英国的侵略暴行，揭露了西方文明的伪善性，但是这掩盖不了他总的思想倾向，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世界历史”思想一直在他心目中占据主导地位。

对于英国侵略中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马克思也从“世界历史”思想出发，作了与上相似的评价。对于农奴制的俄国，马克思也认为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化，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上述马克思对英国侵略后果的评估以及对印度、俄国、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设想，显然面临以下三个矛盾：

一是“世界历史”思想与人的价值观念的矛盾。为了历史而牺牲人的价值，甚至对殖民者的侵略暴行也从理智上加以宽宥和容忍，这与马克思一贯坚持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和原则是相悖的。

二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马克思一贯重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又顾及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现在马克思要把东方各国一概拉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就不是在普遍和特殊的统一中来解决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而是牺牲特殊，强制特殊服从普遍，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

三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在《资本论》中又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解剖，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马克思毕生致力于领导工人运动，其目的就是为了从实践上埋葬资本主义。可是出于“世界历史”思想，他却主张在东方各国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建立资本主义秩序，甚至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使他的“世界历史”思想与他消灭资本主义的宏伟理想和现实工人运动的实践处于深刻的对立和矛盾中。

这些矛盾反映出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当时还未能彻底扫除长期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因为马克思一直生活在英国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不管他主观上是否意识到，欧洲高度发达的文明环境总是要对他的视野和心态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他很容易以西方文明的尺度去看世界，以资本主义为基准，为东方社会设计未来的发展前景。这个思想同他对东方社会没有亲身实感，只有从书刊上得来的间接知识是有关的。这就难免从逻辑出发做出一些主观臆断。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也就是所谓历史发展的单线论。既然全世界都要走上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那么历史发展就只能有一条线索可循。而造成这种单线论的直接原因就是单一的历史尺度，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线性决定论。马克思在构思东方社会的发展前途时，只考虑到东方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很落后，必须输入西方的刺激，即使这种刺激方式是非人道的也在所不惜。这里就只有一个尺度，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尺度，而人道主义则被剥夺了作为历史尺度的权利。这种历史发展的单线论显然是有弊病的，它以一刀切的思维方式来裁剪丰富多彩的历史，实际上也是逻辑对历史的一种规范和强制。到了晚期，马克思在构想东方社会历史发展前景时，不仅运用“世界历史”尺度，而且运用人道主义尺度，理顺了各种矛盾关系，从而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多格局和多线索。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不具有终极意义，只反映他思想的一个侧面。他从这个思想出发规划的东方社会必须经历西化或资本主义化也只是他特定时期的一种看法。只有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晚期的东方社会理论互相结合，才能体现出唯物史观的全面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