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改造农村社会生活：以清河为重点

在认同社会调查是科学认识社会的方法的前提下，在整个社会高度关注农村危机的社会氛围中，20世纪30年代中期，燕大社会学将社会调查的重点逐渐从城市转向农村社会调查。这种转向是中国社会危机、世界局势氛围和基督教会共同关注和发力的结果。

在世俗社会重视农村社会问题的同时，世界基督教会也很重视农村问题。1928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耶路撒冷召开大会，提出了“建造基督教的乡村文明”的口号，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会逐渐将乡村建设作为工作重点。1930—1931年，美国平信徒海外传教事业调查团给予中国基督教会的乡村工作很高的评价，但也提出建议，应该集中力量创建乡村建设中心。1931年，重视农村建设、努力通过农村农业改革的“美国农业之父”包德斐（Kenyon L.Butterfield）再次来华，提倡农村工作，推广乡村社会建设理念。这时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的著名农村社会家杨开道正是包德斐的博士生。

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而言，农村问题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近代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农村和农民大多陷入了衰败和挣扎，农村和农民也越来越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在农业人口高达90%的民国时期，农村问题也就是中国的问题。为了寻找治疗病症的方法，各路人马都逐渐采用更为科学和专业的手段，来探求一种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

从众多的农村调查中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农村调查都有强烈的复兴农村和改造农村的初衷，旨在了解农村社会的真实情况，作为复兴农村的基础。李景汉多次强调，中国的社会调查要特别注重应用，而不要纯为研究学理、求得知识，只“为调查而调查”，不举行调查则已，举行调查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目的和宗旨，使人们根据调查的结果来改善社会实际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增进人类幸福。[30]

农村调查和农村建设实验一直是燕大社会学系教学和研究的重点工作，30年代初还开设了“农村社会学”和“中国农村运动”等课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燕大开展农村调查的繁荣景象和努力进取，也顺应了这一时期农村危机日益加深、乡村建设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环境。[31]这时的燕大社会学系师生们，不仅进行了深入了解中国的农村调查，更在调查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农村建设和农村改造的社会实践。其中最为知名的是燕大社会学系主导的河北省的昌平县清河镇调查、山东省的汶上县和济宁县调查、河北省的定县调查，同时还不断派学生前往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汶上和济宁乡村建设基地以及清河试验所等地实习。

1928年，燕大社会学系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2000美元的资助。系主任许仕廉等人认为对一个特定地区进行定量分析可能会更有价值，更能产生有针对性的社会改造案例。由燕大社会学系许仕廉任主席，农村社会学家杨开道为秘书和实际调查指导者，燕大社会学系在清河镇开展了长达两年的农村社会调查，试图从中国固有的民众仪式和实地环境中寻找改造农村的途径。清河镇虽然在河北省昌平县，但实际距离燕大北边约4公里，步行1个多小时即可到达。调查范围包括40个村，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22444人，3996个家庭。[32]根据初步调查和反复研讨，他们制定出包含12个问题的详细调查大纲，即历史背景、地理背景、生态关系、人口、家庭婚姻、经济状况、政治状况、教育状况、健康与卫生、宗教信仰、游戏、社会病态。

1930年，出版了杨开道、许仕廉等与学生共同完成的《清河的社会学调查报告》（Ching Ho：A Sociological Analysis，the Report of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Town of Ching Ho，Hopei，North China），内容包括历史、地理、生态、人口、家庭和婚姻、商店、经济、经济机构、政治、教育、宗教等方面。后又以中文题名《一个市镇调查的尝试》，发表在《社会学界》1931年第5期上，成为我国的“第一部”市镇调查报告。[33]

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五项社会改造的措施。一、成人教育。根据当地居民的文盲率极高，男子为45%，妇女为96%，应该开办识字班和图书室等。二、儿童教育。6—11岁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45%，可将已经停办了的小学重新开放，由燕大师生义务教学。三、乡村医疗。农村民众看病困难，公共卫生意识淡薄，缺乏基本的卫生认识和卫生习惯。为方便民众，请协和医院每周派医生来一至两次，收费低廉。还配合国民政府卫生署颁布的种痘条例，为当地民众施种牛痘。还从北平第一助产士学校请来助产士一名，特别开展接生、产前产后检查，普及妇女生育知识等。四、帮助农民建立销售合作社，提倡改良农副业，推广优质家禽养殖，向民众推广科学养殖的知识和品种。五、当地政府部门与当地民众合作，修建道路及排水系统，最终将清河镇建成本地区的模范镇。试验期间为7年，经费每年七八千元，前四年由燕大社会学系负担，之后逐渐增加自筹比例，七年之后全部由当地筹办。

1930年，在清河镇正式成立“试验区”。1932年，设立了调查研究、农村卫生、农村服务和农村经济四股，开办了家庭工艺厂、花生酱厂、毛织工厂、补习学习和医院，开展了儿童福利、职业训练、公共卫生、文化学习、公共娱乐、体育活动等福利事业；并根据当地需要，组织了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小本借贷，试图以此发展和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34]试验所计划包括乡村合作、公共娱乐、民众教育、家庭个案服务、童子服务、公共卫生、乡村图书馆，以及演说团、农业推广、植树屯田、乡村调查等。[35]

清河试验区是我国“第一个”大学设立的农村实验基地，给学生运用各种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实践的场所，“是给社会学系同学实习机会”。[36]调查过程中，社会学系的学生经常来“试验区”调查实习，或选一专题作调查、写论文，或参与到社会服务活动中去。燕大社会学系学生以清河为调查基地，撰写了多篇论文，如王武科的《中国消费合作运动研究举例》（1933年学士毕业论文）；李鸿钧的《清河小本贷款研究》（1934年学士毕业论文）、邓淑贤的《清河试验区妇女工作》（1934年学士毕业论文），邱雪巍的《一个村落社区产育礼俗的研究》（1935年学士毕业论文）；《清河小学》（1935年）、《清河合作》（1935年）、《燕大社区服务个案之分析》（1941年）。尤其可称道的是，其中还有论文发表在当时最有品质的社会学刊物上，如万树庸的《黄土北店村社会调查》（《社会学界》1932年第6卷，1932年学士毕业论文）；蒋旨昂的《卢家村》（《社会学界》1934年第8卷，1934年学士毕业论文）；王贺宸的《燕大在清河的乡建试验工作》（《社会学界》1936年第9期）；黄迪的《清河村镇社区：一个初步研究报告》（《社会学界》1938年第10期）。燕大清河实验区研究股还在当时的《北平晨报·社会研究》版面上，经常向社会介绍清河镇的各类调查成果和相关信息，扩大调查研究和实践的社会影响。如《河北昌平县概况》，《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第5、6、7期，1933年10月4日、11日、18日；《礼俗调查的尝试：北平清河镇左近四十村》，《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第40、41、43、46、47、48、49、51期，1934年6月27日，7月4日、11日，8月1日、8日、15日、22日，9月5日。

虽然当时全国上下都在从事各类方式乡村建设实验活动，但清河试验区却有其特色，即充分利用了燕大社会学系的优势。时人曾专门指出他们的典型特色：“他们所举办的事业，只求适合现有经济能力，所可担负的程度，决不求若何铺张，并且要根据本地民俗风化，与实际环境，找出合宜的社会控制技术。”[37]

社会的改良进步最需要的是稳定的环境和充裕的时间，而这恰恰是近代中国所最缺少的两个条件。1935年，已经将社会学系并入后成立的法学院，还成立了农村建设科。清河镇的调查和试验，一直进行到七七事变后，时局动乱，活动被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