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海陶玮汉学研究的起源动因和学术成果
第一节 汉学起源和情感动因
海陶玮于1915年5月7日出生在美国中南部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的萨尔弗（Sulphur）, 2006年1月8日在德国黑尔沙伊德（Herscheid）去世，享年90岁。在他9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世界形势风雨飘摇，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关系曲折动荡，从隔绝到建交；世界范围内的汉学格局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二战”之后，美国汉学在传承欧美传统汉学的基础上，在以地区研究为特色的“中国学”研究潮流中异军突起，领先世界。海陶玮，这位由于偶然机缘接触到中国古诗的美国年轻人，毅然决定把文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用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的汉学学习和研究生涯，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了美国20世纪的汉学发展，并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成长为美国著名汉学家，也成为美国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如果我们仔细探究海陶玮进入中国文学研究的际遇和起源，会发现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起源具有鲜明的东方因素；如果我们纵观海陶玮90多年的人生历程，就能够感受到：支撑海陶玮秉持初衷、历经坎坷而成就非凡汉学人生的，是他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由衷热爱。
一 汉学起源：东方诗歌的感召
作为一位本科学医科化学的理科生，海陶玮是通过什么渠道接触到了中国文学？又是什么机缘促使他走上了中国文学研究的道路？笔者将集中探究海陶玮的汉学起源。
关于海陶玮的简介、悼文等公开资料都显示，海陶玮走上中国文学研究道路，是因为他在大学期间阅读了庞德所译的中国诗歌，受到庞德所倡导的意象派诗歌运动的感召。如哈佛大学官网介绍：“在科罗拉多大学攻读化学本科专业期间，海陶玮发现了庞德英译的中国诗歌，并且通过阅读对中国诗歌产生了兴趣。”[1]《哈佛公报》关于海陶玮的悼文介绍：“在科罗拉多大学攻读化学学士学位期间，海陶玮读到了庞德的英译中国诗歌，于是开始学习中文。”[2]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是美国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和意象派诗歌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1909年至1917年由他倡导发起并付诸实践的意象主义运动是美国20世纪早期影响很大的文学流派。1915年庞德出版了兼翻译与创作为一体的《神州集》（Cathay），其中翻译了19首中国古诗，风行一时。
这种文学氛围无疑影响到了年轻的海陶玮及其同时代的文学青年。海陶玮当时正在科罗拉多大学读医科化学专业，如果没有庞德及其英译中国诗歌，他毕业后可能会从事化学或医学有关的职业，但是，“这是埃兹拉·庞德的国家（美国），东临艾略特的国家（英国）。他的许多大学同学都感受到了这种文学氛围，这种氛围也曾发生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代。”[3]海陶玮虽为医科，但一直是文学爱好者，在校期间，“他一直期望能够写出自己的诗歌，于是在庞德作品中发现了中国诗歌”[4]。1936年从科罗拉多大学化学专业毕业时，这位21岁的青年已经有了自己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主见，并做出了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弃医从文，开始研读中国诗歌和文学，这个从化学到文学的转变，就是因为阅读了庞德英译中国古诗激发所致。
大学期间的海陶玮发现了庞德诗歌，他一定读过《神州集》，这是庞德关于中国古诗的译本，出版之后立刻在当时的美国和西方世界引起很大的轰动。其中包含的19首中国古诗分别是《诗经》1首，古乐府2首，陶渊明诗歌1首，卢照邻诗歌1首，王维诗歌1首，李白诗歌13首。具体篇目如下：
Song of the Bowmen of Shu 》诗经·小雅·采薇》
The Beautiful Toilet 无名氏》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
The River Song 李白》江上吟》和》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
The River Merchant's Wife: A Letter 李白》长干行·其一》
Poem By the Bridge at Ten-Shin 李白》古风十八·天津三月时》
The Jewel Stairs'Grievance 李白》玉阶怨》
Lament of the Frontier Guard 李白》古风十四·胡关饶风沙》
Exile's Letter 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Four Poems of Departure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Taking Leave of a Friend 李白》送友人》
Leave-Taking Near Shku 李白》送友人入蜀》
South-Folk in Cold Country 李白》古风六·代马不思越》
The City of Choan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Sennin Poem by Kakuhaku 郭璞》游仙诗·翡翠戏兰苕》
A Ballad of the Mulberry Road 》汉乐府·陌上桑》
Old Idea of Choan of Rosoriu 卢照邻》长安古意》
To-Em-Mei's“The Unmoving Cloud” 陶渊明》停云》
这19首中国古诗很可能就是点燃海陶玮文学梦想、使他一生都痴迷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星星之火。
出于对这19首中国古诗的喜爱，海陶玮对《神州集》翻译的诗人和作品都非常关注。《神州集》最为青睐的李白诗歌，使他关注到“诗仙”李白的系列作品，并尝试翻译了李白的不少诗歌，在哈佛大学档案中，笔者发现有《李白诗选》（Anthology Lipo）[5]，选译了三十多首李白诗歌，包含了李白诗歌的大部分名篇；《神州集》的一首陶诗《停云》，是陶渊明集首篇的一组四言诗，主要抒发“思亲友”之情，庞德《神州集》只节译了四节诗歌中的第一节，海陶玮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怀着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陶渊明全集的翻译中，出版了自己的汉学代表作品——《陶潜诗集》，首篇也是这首四言诗《停云》。另外在自己常年的教学中，他也坚持给哈佛大学的学生们讲解包括李白、陶渊明、王维等人的诗歌，海陶玮的教学档案中就有这些诗歌的讲课教案和阅读笔记、词汇表等手稿资料。[6]
由于青年时期受到庞德对中国古诗英译的启蒙，海陶玮对庞德的文学翻译功底也非常推崇。庞德主张把翻译当作自我寻求所扮演的角色，扮演角色的首要条件，便是扮演者要深入角色，体验角色的感情世界，叶维廉用“洞察力”（clairvoyance）来形容庞德的这种翻译素质，[7]批评家斯坦纳（George Steiner）称庞德掌握了“将自己融入他人这一翻译艺术的最高奥妙”[8]。海陶玮在翻译陶渊明诗文期间，有意给自己营造了一种“陶渊明式”的生活，对翻译对象思想的融通和生活方式的模仿促进了他对诗歌作品的理解感受和有效翻译。
在自己的汉学生涯中，当他提及和评价他人诗歌翻译时，总是不自觉地以庞德翻译为范本来衡量，找寻庞德对其他译作的影响，如在评论张郢南、沃姆斯利《王维的诗》时不自觉地提及庞德及其翻译：
庞德对》诗经》的翻译，虽然在学术上表现出明显的不足,但却创造了大量诗作的奇迹——这是其他大多数译者通常做不到的。在我看来，庞德经常能够达到这个高度，沃姆斯利却很少达到这一点，但是他已经努力使整个诗歌翻译比我们通常读到的中国诗歌翻译作品好很多了。[9]
在海陶玮看来，这点能够使诗歌翻译“好很多了”的技巧，似乎也是来自庞德等意象派作家的影响：
毫无疑问，沃姆斯利的译文在一些喜欢忠实于原著的读者看来是过于自由了，但无疑，他的这种做法，可以从弗洛伦思·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 1878—1942）的“拆分”和庞德的丰富想象力所构建的表意和词源理论那里得到支持。[10]
在评论华裔学者刘若愚《中国诗艺》时，海陶玮把其中的译文分为有韵翻译和无韵翻译，认为有韵翻译不如无韵翻译质量高，因为有韵翻译比无韵翻译更难，如果做得不好就会显得非常牵强，在他的心目中，庞德的有韵翻译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他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据我所知，能够把有韵翻译有机融合到中国诗歌翻译中的译者只有一个，就是庞德。”[11]
这些评价显示出他对庞德翻译的赞赏，然而在自己的诗歌翻译中，海陶玮并没有执着于这种难度更大的有韵翻译，也没有像诗人庞德一样对中国古诗进行“误读”和转译，而是坚持了严谨的学术翻译。
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古典诗歌时，海陶玮总是把庞德译文作为重点参考加以推荐。在哈佛大学馆藏档案中，海陶玮1964年至1965年春季学期人文学课程资料中就有庞德的译文。如讲授《诗经》开篇《周南·关雎》时，他把庞德与其他几位汉学家如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卜弼德（Peter Alekseevich Budberg）的译文进行对比参照，用于授课。
以上可以说明，海陶玮是受庞德影响走上中国文学研究道路的，庞德是青年海陶玮开始关注中国、进入汉学的媒介。那么，海陶玮与自己青年时代偶像庞德是否有过真正的接触？根据笔者目前的了解，两人确实也建立过实际的联系，这种联系与另外一个人物——方志彤有关。
方志彤（Achilles Chih-tung Fang, 1910—1995，又名方志浵），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长期执教于哈佛大学，具有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和中西跨文化背景，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培养汉学人才方面贡献很大，徐文堪称其为“百科全书式学人”[12]，梅维恒认为“其学识和语言能力旁人难以企及”[13]，但国内学界对方志彤的生平阅历知之甚少，对他的重要贡献认识不足。近年来，钱兆明、欧荣、高峰枫、徐文堪、应梅等学者对他开展了初步研究，他生前在哈佛大学的师友同事如赫芙、木令耆、陈毓贤等也有一些回忆书信等资料可供钩稽索引。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又查补了哈佛大学馆藏海陶玮档案和方志彤档案，梳理了两人的学术关系，发现海陶玮的学术兴趣、研究课题、治学方法、藏书爱好和性格处世等方面，都受方志彤影响颇深，这部分内容将在后文专门展开，此处先说明方志彤在海陶玮与庞德的交往以及海陶玮汉学起源中的促发作用。
方志彤因为研究庞德的缘故，与庞德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良好的私人友谊，海陶玮则是方志彤与庞德交往的直接见证者和记录者。方志彤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课题就是庞德的《比萨诗章》，为了自己的研究，他与庞德1950年到1958年多次晤面，频繁通信。[14]关于两人的初识，海陶玮在方志彤悼文中说：“方志彤在庞德被拘禁在华盛顿时就认识了（庞德）夫妻俩”[15]，这一点与学者钱兆明和欧荣根据两人来往信件所做的研究是一致的。[16]钱兆明和欧荣详细地叙述了两人的交往细节和密切关系：方志彤与庞德的交往始于1950年，当时庞德被囚于华盛顿圣伊丽莎白精神病医院，与世隔绝，深感沮丧。方志彤给《诗章》的出版社社长詹姆斯·拉夫林（James Laughlin, 1914—1997）写信，建议修改庞德《诗章》的某些内容；1950年庞德修订自己的《中庸》与《大学》译本，拟出版英汉对照本，方志彤应邀为其修订版注释唐石经；1950年12月27日，中西学界的两位大家首次会面，均有“互为知己、相见恨晚”之感，之后两人的书信来往日渐频繁，庞德在1954年3月的一次信中，称方志彤几乎是其晚年的“唯一安慰”。[17]
“百科全书式诗人”庞德与“百科全书式学人”方志彤彼此倾慕、影响至深，对于方志彤来讲，他在与庞德密切沟通基础上产生的学术成果——865页之巨的学位论文《庞德〈诗章〉研究》，使他1958年顺利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让后继研究者不断受益，“从此成为庞德研究者不断探索的乐园”[18]，挚友钱锺书也评价：“该论文的缩微胶卷本早为包括叶维廉在内的庞德学者必不可少的参考”。[19]在写作博士学位论文前后，方志彤还写作和发表了不少关于庞德研究的论文，[20]1955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庞德羊皮卷诗歌注解的论文，1957年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了论文《费诺罗萨和庞德》[21]，之后又发表了关于庞德的系列文章和书评，这些研究使他逐步成为庞德研究方面的权威。除了学术影响之外，两人的私人友谊也颇为深厚。方志彤始终都未公开出版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一般人都认为是论文部头太大，但海陶玮说，主要原因是“因为方志彤不太愿意公开庞德用典的马虎，唯恐冒犯了诗人或他的夫人”[22]。这是海陶玮能够近距离接触和参与两人交往过程后更切实际的看法。
海陶玮也通过方志彤这个媒介，对庞德这位年轻时代的诗人偶像有着持续的关注和近距离的了解，进而成为庞德诗派的追随者。根据钱兆明、欧荣的研究[23]，方志彤曾把海陶玮刚刚出版的《中国文学论题》邮寄给庞德，然后在信中自豪地说，自己藏有这部著作中列出的多半参考书目。[24]海陶玮甚至还因为方志彤的影响，成为庞德文学上的追随者。哈佛大学莫斯莱回忆，“他（海陶玮）守护着另一个文学英雄——庞德的门户，却被庞德的反犹太主义吓坏了”[25]。根据海陶玮的学生回忆，方志彤去世后，海陶玮在与学生一起整理方志彤的遗稿过程中，还曾经非常期望发现一两首庞德尚未发表的诗歌手稿，以补充进庞德文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理出这样一条线索：海陶玮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是在1930年代浓厚的意象派文学氛围影响下，阅读了庞德的中国古诗译本引发的；后因华裔学者方志彤的缘故，与庞德建立了实际的联系。
在这种相互引发和影响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东方对西方、东方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海陶玮把方志彤当作学术导师，主要是为他所具有的深厚渊博的中国传统学养而折服。海陶玮最早结识方志彤是1940年到1941年到北京留学期间经赫芙介绍的，当时方志彤为海陶玮等哈佛在京的一大批留学生在学业上提供了长期指导，海陶玮当时正在译注的博士学位论文《韩诗外传》全部初稿都包含着方志彤的审阅意见。20世纪四十年代之后两人陆续到了哈佛大学，作为仅有的两位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员在一起共事30多年，海陶玮经常请教方志彤，他的著述如《陶潜诗集》等都包含着方志彤的修改意见，华裔作家木令耆曾说：“他（方志彤）是海陶尔（海陶玮）教授的老师，也是美国和西方许多汉学家的宗师。”[26]这是对方志彤非常中肯的评价。方志彤去世之后，海陶玮在《华裔学志》上发表纪念悼文，[27]称他是“一位古代的中国圣人”（the old Chinese sage）。
第二，庞德与方志彤保持密切联系，也因为方志彤充当了东方向西方传达中国思想和文学的角色。对庞德来讲，他从与方志彤的密切交流中获得了与中国学者直接探讨的机会，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思想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海陶玮在纪念方志彤的悼文中也认为，方志彤“扮演了庞德中国信息来源的提供者和儒学方面的导师”角色[28]，学者钱兆明、欧荣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两人有关儒学持续而热烈的讨论，对庞德后期儒家思想及诗章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章》（Cantos） 52章到61章描绘了中华帝国儒家思想统治下的持久繁荣。庞德还曾译过《大学》《中庸》《论语》等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他的《诗经》英译本之序即为方志彤所作。
第三，如果把这个线索再向上溯源，庞德《神州集》的出版与其所倡导的意象派诗歌运动，也具有鲜明的东方因素。
庞德《神州集》是根据美国学者恩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在日本学习汉诗的笔记遗稿而译成的中国古诗英译本。费诺罗萨是美国东亚研究专家，主要研究东方美术史，对中国文学也格外青睐，他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接触他们（中国）的文学，尤其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部分，即诗歌，可能会大有收获。”[29]1896年至1900年，他专门到日本，在森槐南（Mori Kainan, 1863—1911）、贺永雄（Ariga Nagao）等汉学家门下研习汉诗，并做了大量的中日文学笔记。森槐南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系主任，是日本著名的汉诗专家，费诺罗萨曾经跟随他学习汉诗，并请贺永雄为他翻译。[30]费诺罗萨1908年在伦敦去世之后，遗孀玛丽·麦克尼尔·费诺罗萨一直想寻找一位合适的译者来翻译费诺罗萨的诗歌笔记，1912年她经人介绍结识了正在伦敦的庞德，坚信庞德是唯一能够完成丈夫遗愿的最佳人选。于是庞德开始真正接触中国古诗，他如获至宝，不遗余力，开始阅读和整理这些诗歌笔记，并展开了与中国思想与文化长达一生的缘分。为了创造和支撑自己的意象派理论体系，庞德从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中获得灵感和营养，在中国古典诗歌、日本俳句中生发出“诗歌意象”的理论，从而影响了英美文学的潮流。现代诗人艾略特（T.S. Eliot）在《庞德诗选》（Selected Poems of Ezra Pound, 1929）前言中称庞德“为我们的时代发明了中国诗歌”。
庞德从费诺罗萨文学笔记遗稿150多首汉诗中挑选了19首译成英文，并把译作编成诗集，名为《神州集》，副标题为“由埃兹拉·庞德大部分译自李白的汉诗、已故费诺罗萨的笔记，以及贺永雄、森槐南的解读”（Translation by Ezra Pound for the most part from the Chinese of Rihaku, from the notes of the late Earnest Fenollosa, and the decipherings of the professors Mori and Ariga），副标题其实明确标注了自己这部诗集的东方因素。
很有可能正是《神州集》这部中国古诗英译诗集，触发了年轻学子海陶玮的人生梦想。中国古诗，这个中国文学中最悠久、最灿烂的文学形式，不仅给正在苦苦构筑自己意象派理论的庞德带来了巨大的灵感和支撑，使庞德成为宣扬中国文明、翻译介绍中国古诗并为中西方诗歌互识互鉴做出贡献的媒介，更通过庞德的英译和传播，成为点燃年轻海陶玮从事中国文学研究梦想的媒介。海陶玮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喜爱、痴迷上了中国古诗，并毅然抛弃了自己学了多年的化学专业，转而开启了文学之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汉学的道路。
进入20世纪，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中美文学开始相识互见。中国古典诗歌影响了美国现代诗歌，庞德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他在整理和翻译费诺罗萨汉诗手稿的时候，曾写信给妻子说：“东方似乎正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31]，对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推崇使他发出感慨：“中国在许多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中已经取代了希腊。”[32]年轻时代的海陶玮因阅读庞德《神州集》弃医从文，走上中国文学研究的道路，就是这种中西文学交流的一个缩影。海陶玮与中国文学的结识跟英美世界的文学潮流和氛围密不可分，但也有一定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成就了美国汉学乃至西方汉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笔。从海陶玮接触中国诗歌的案例来看，中国文学能够走入西方世界，译介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工作，所译作品也未必是文学经典作品。但通过译本媒介，中国文学就有可能被西方读者所关注、欣赏、喜爱和研究。
二 情感动因：对中国文学的热爱
在波折动荡的人生历程中，对中国诗歌和中国文学的终身挚爱，是海陶玮坚持不懈从事汉学的精神支撑和情感动力。
在海陶玮的人生历程中，世界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国际形势风云激荡，他的生活直接遭受冲击，“二战”中正在北京留学的他被日军关押在集中营中成为战俘，后又被美国政府征召到国防部五角大楼的陆军军事情报部门工作，为国效力；世界格局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曲折动荡，经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中美建交之间长达二十多年的尖锐隔绝对峙状态，[33]在此期间处于学术成长期的海陶玮无法自由前往中国大陆，失去了直接获得文献资料和近距离接触研究对象国的良机，面临着资源和信息的匮乏；世界范围内的汉学格局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与欧洲汉学相比，美国汉学起步较晚，海陶玮和其他同代学者当时几乎没有美国的学者可以拜师学习，只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北京，经历了艰难坎坷的求学过程，获得了中国传统学术训练，成长为美国较早专业研究中国文学的著名汉学家；“二战”之后，美国汉学在传承欧洲传统汉学的基础上，以地区研究为特色的“中国学”异军突起，领先世界，海陶玮等学者对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则继续传承欧洲传统汉学和中国传统学术，为传统汉学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不懈努力；海陶玮自幼丧母，父亲也并不支持他弃医从文，使他求学时代一直面临着经济困窘和自食其力的压力，同时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年轻人，他也经历了思想的苦闷徘徊和青年游子的叛逆探索，最后在哈佛大学经受了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思想逐步由西方转向东方，专心研究中国文学，最终在中国文学和古代诗人的东方世界中，找寻到了自己的精神依托和心灵归宿。
海陶玮两岁时，母亲波特·凯迪（Berta Mckedy）去世，他失去了悉心的生活照料和温暖的母爱，由祖父母抚养，之后跟随父亲来到科罗拉多州的萨里达（Salida Colorado）并在那里长大，度过了自己大部分的青春求学时光。父亲名叫劳瑞斯·丹泽尔·海陶玮（Loris Denzil Hightower），是当地的教育学监和学校教师，为海陶玮的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经过小学、中学的学习，海陶玮考取了科罗拉多大学医科化学专业，但是1936年毕业时，这位深受文学氛围影响并阅读了庞德英译中国古诗的文学青年，毅然决定弃医从文，立志文学。学习中文是阅读中国文学的前提，大学时代对中国诗歌产生浓厚兴趣的海陶玮尝试先从学习中文开始，但这在当时的美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科罗拉多大学的最后一年，海陶玮主动向当时任教于科罗拉多大学的美国专业汉学的一代先驱史麟书求教。跟随史麟书学习一年之后，海陶玮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考虑到当时美国开设汉语课程的大学并不多，他打算到汉学相对发达的欧洲去游学，先在科罗拉多大学同学、美国著名女小说家吉恩·斯塔福德[34]建议下申请获得了德国海德堡大学奖学金，赴海德堡大学（Heidelberg University）学习诗歌和小说等文学创作，同时兼修中文，后又到法国巴黎大学游学，作为文学青年的海陶玮经历了一年多的奔波不定、居无定所和苦闷探索之后，决定更系统、更专业地对中国诗歌进行学习，他全力以赴准备了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并被命运眷顾，1937年回到美国，作为哈佛大学远东语言和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始系统学习中国文学。
1940年6月，海陶玮刚刚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又继续攻读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为了前往中国搜集原始资料并完成论文，他申请了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奖学金并顺利获得资助。但是个人的命运在险恶的环境中往往不堪一击，在海陶玮留学期间，正好遭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幸免于难。
1940年海陶玮离开美国前往中国时，美国还在“二战”中奉行“中立”，极力避免把战火烧到自己本土。但是1941年海陶玮刚到北京，战争形势发生陡转，当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美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最终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东部的中国，1937年日军在北京附近挑起“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北京沦为日寇占领区，使得在北京的美国留学生们受到了战争的直接冲击。海陶玮和美国来华的其他留学生，统统被日军拘捕，并关押在日本山东潍县集中营，成了日军的战俘。[35]所幸的是，海陶玮的妻子弗洛伦萨（Florence Cole）返回了美国。在战俘营，海陶玮和其他外国人遭受了严酷的监禁。后来，海陶玮回忆起自己和当时居住在北京的英美人一起，狼狈地带着随身物品，从美国大使馆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达火车站，街道两旁站满了围观议论的中国人的情景，还觉得心有余悸：“这是一种致命的心灵打击”。[36]这个集中营之前是美国长老会教会学校，由日本警察看守，战俘的生活被严格管制，海陶玮被分配到集中营厨房里做清洁员。[37]在突如其来的打击、残酷的环境和艰苦的牢狱生活中，海陶玮一直把自己饱含心血的《韩诗外传》译稿带在身边，并偷偷把书稿藏在集中营的一个暖瓶里。
直到1943年，美军在中途岛战役等的节节胜利，改变了美日在太平洋战争的战势格局，美日开始交换战俘，在交换第二批战俘时，600名美国战俘只能有200名可以交换回国，海陶玮有幸被赖肖尔[38]列入200人名单，得以释放并遣返回到美国。[39]通过贿赂，他从集中营中偷偷带出了《韩诗外传》译稿的前两章，[40]这些书稿跟随他搭乘日军交换战俘的轮船，从山东抵达葡萄牙殖民地的印度果阿，然后被转移到一艘具有醒目标识的瑞典特许轮船上，轮船经过非洲，横跨大西洋，经过巴西里约热内卢，最终到达美国纽约。[41]
康达维回忆，海陶玮五十岁生日时曾谈起自己获得博士学位论文的艰难过程：
当我还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时，在他50岁生日的庆祝会上,他讲述了如何偷偷带出刚刚完成的论文复印件的故事。警卫检查了囚犯们带回的所有东西。海陶玮把一本放在了毯子里，被巡官发现并没收了。然而，海陶玮在热水瓶的内壁中放了另一份复印件，警卫允许他留着这个热水瓶。然而，当他的船抵达纽约时,美国海关官员询问他，问他是否带了任何书面材料。作为一个“美国好人”，他提到了藏在保温瓶里的论文复印件，于是海关官员就没收了那个保温瓶。海陶玮请哈佛大学高层官员写了好多信才把论文复印件拿回来。[42]
1943年12月1日，海陶玮乘坐瑞典到美国的“格里普斯霍姆”号轮船（the Swedish-American liner Gripsholm）到达美国纽约，当地报纸以“詹姆士·罗伯特·海陶玮乘格里普斯霍姆号轮船到达”（James Robert Hightower arrives on Gripsholm）进行了报道：
抱着一摞书。科罗拉多州萨里达市的詹姆斯·罗伯特·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从“格里普斯霍姆”号客轮上岸,他和其他被遣返者就是在这艘客轮上回到美国的。战争爆发时,他正在中国北京学习，被日本人关押在潍县集中营。[43]
然而，回到美国后的海陶玮并不能马上回到哈佛校园继续从事自己的学业，因为当时战争尚未结束，他被美国政府征召到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陆军军事情报部门工作，为国效力。“二战”之前，美国的东亚研究非常薄弱，能够懂日语、汉语的人才非常稀缺，海陶玮和一批在东亚有过学习经历的留学生自然是最佳人选。在五角大楼的情报部门，海陶玮和团队同事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破译日本军方电码。终于，海陶玮等到了1945年，当年8月，美军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宣告结束。海陶玮以美国上尉军衔退伍，回到自己的母校哈佛大学，生活终于归于平静。1946年，经历了战争创伤和漫长的6年时光之后，海陶玮译注的《韩诗外传》前两章终于顺利完稿，[44]他由此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45]
第二次到中国，是1946年到1948年，前后约2年的时间。比起第一次到中国的遭遇，战后的世界环境趋于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海陶玮选择到中国仍然需要很大的勇气。一是他刚刚经历了“二战”重创后回到哈佛校园不到一年的时间，战争的痛苦还没有完全淡化和消除；二是当时他已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如愿留校担任讲师，有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不再有完成论文的学业压力；三是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刚刚和自己的妻子团聚，并且有了两个年幼的儿子，完全可以选择平静的家庭生活；四是与第一次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有所不同，这次他并没有受到基金资助。但为了能够完成《韩诗外传》全部翻译任务，弥补第一次到中国留下的遗憾，他再次携妻儿到北京从事汉学研究，直到共产党赢得内战、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8年才返回美国。
两次亲历中国的经历，使海陶玮对中国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体认，亲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北京，遭受了战争的巨大冲击，在中美、日美国际关系的漩涡中遭受重创，起落沉浮，特别是第一次到中国的经历可谓千难万险，千辛万苦，从美国留学生到日军战俘，从日军战俘到美国军官，从美国军官到哈佛博士，身份的戏剧性转换也深刻反映出青年海陶玮在求学道路上的艰难与坚持。
在哈佛大学50多年时光，海陶玮的汉学研究同样受到来自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为中美关系引起的学术隔离与对峙使他面临着资源和信息的匮乏。在海陶玮1946年留校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中美尚未建交，他无法便利地再次前往中国大陆查找丰富的研究资料，并与中国学界继续保持联系，这成为制约他汉学研究的一个瓶颈。为了突破这一瓶颈，他以20世纪四十年代两次到北京购置的书籍为主体，逐步积累了自己的私人汉学收藏，形成自己汉学研究的文献基础，同时也通过会议等各种渠道与欧美学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20世纪60年代之后，海陶玮的研究兴趣转向陶渊明研究，中国台湾成了当时西方学界与中国大陆进行交流的一个孔道。为了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他决定前往台湾寻求学术资源。他1964年辞去了哈佛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一职（1960—1964）, 1966年辞去了远东语言系（后东亚语言文明系）主任一职（1961—1965）, 1965年终于如愿以偿，申请获批富布莱特—海斯研究奖金，携全家来到台湾从事研究[46]。他还四处访学，拜访名流，扩大学术交流。1966年夏天，即将离开台湾的海陶玮，作为美国富布莱特委员会的面试考官，到台湾大学面试交换教授项目的候选人，与项目候选人之一——作为台湾大学推荐到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交换的叶嘉莹有了一次晤面，这次晤面给海陶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学术兴趣已经转向中国诗歌的海陶玮，正需要叶嘉莹这样有着深厚中国古典诗词功底学者的帮助和合作，晤面当晚，海陶玮就邀请叶嘉莹前往哈佛大学访学，之后两人展开了长达30多年的学术合作，[47]并于1998年合著出版《中国诗词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48]，成为中外学界合作的一段佳话。后文将详述两人的合作过程。
另外，海陶玮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正式展开的传统汉学研究，也受到美国汉学学术重点和发展格局的影响。“二战”后费正清及其领导的“中国学”成为美国汉学的主流，使得美国汉学后来居上，迅速超过欧洲汉学并领先世界汉学。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文学的专门研究，在美国汉学界很长时间都只是其中的一个不受重视的方面，燕京学社的成立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但是，在1952年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随着与哈佛大学合作的燕京大学的撤销，哈佛中国分部也随之撤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哈佛大学传统汉学的发展，而哈佛大学远东研究项目正处于创办阶段，没有师资和条件为海陶玮等美国第一代本土学者提供正规的学术训练。
海陶玮正好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正式展开学术研究的，并且致力于用传统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因此无论是汉学资料的储备，还是汉学指导的教师、汉学发展的环境，都面临着一些局限。1928年刚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根本无法满足研究生们的资料和师资等问题，海陶玮作为美国本土最早以中国文学为研究领域的学者，当时几乎没有美国的学者可以拜师学习。海陶玮的博士生导师叶理绥（Serge Elisseeff, 1889—1975）是法籍俄国后裔，经当时声望颇高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推荐，1934年赴美国出任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的研究领域并不是中国文学，而是日本文学，他是东京帝国大学首位文学学科的西方毕业生，还有一个日文名叫作英利世夫。但是，凭借雄厚的资金和叶理绥因循传统汉学培养学生的理念，燕京学社的学生可以被资助出国，到欧洲、日本和中国去留学进修，培养了美国第一代汉学中坚。海陶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留学北京、艰苦探索并逐步成才的。
尽管面临着上述政治环境和汉学潮流的影响，海陶玮仍然在50多年的哈佛时光里，认真开展自己的汉学研究，一直坚持到自己的耄耋之年。他始终坚持着自己青年时代的文学梦想，执着地坚持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不断写作发表着自己的汉学研究著作、论文、译著等，以过硬的学术成果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同时还承担了一系列学术职务，为汉学在美国的传播和发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作为美国本土培养的最早的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海陶玮在哈佛大学长期担任中国语言、中国文学方面的课程，培养了不少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汉学人才，如康达维（David Knechtges, 1942—）、梅维恒（Victor H.Mair, 1943—）、艾朗诺（Ronald Egan, 1948—）等，这些学者都深受恩师严谨治学的影响，继续在海陶玮开拓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道路上业有专攻，深耕细作，并各擅胜场，颇有建树，成长为美国中国文学研究的著名汉学家。
可以说，海陶玮是美国中国文学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开拓了“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位传承者，这集中体现在他1981年退休时把自己积累和珍藏40多年的近1.1万册汉学藏书以5万美元的价格全部卖给了加拿大的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海陶玮当时对买主唯一的选择条件，就是“想要卖给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必须有充满活力和发展潜力的中文系”[49]。经过一番沟通联系之后，这批藏书正式落户阿尔伯塔大学东亚系，“正是得到海陶玮的这批藏书，我们（阿尔伯塔大学）现在才有了第一流藏书的基础”。[50]海陶玮为之毕生奋斗的汉学事业，又通过跨国卖书这一途径，在另外一个国度——加拿大开花结果。
从海陶玮的人生阅历可以看出，他毕生兴趣和精力都投入了中国文学的学习和研究，而其全部的动力，就是对中国文学的热爱。
1959年4月海陶玮在法国巴黎中国高等研究院（The Institu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作学术演讲，题目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任务与技巧》（L'étud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tàches et techniques），讲述了他自193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学学习经历和在哈佛大学教授中国文学的经验，谈到西方学者应该如何进入中国文学的研究，他说：“对文学的热爱无疑是最基本的品质。”[51]
海陶玮的好友、著名汉学家侯思孟（Donald Holzman, 1926—）也曾回忆说：
他（海陶玮）之所以能成为一流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还因为他具有成为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最优秀学者的潜质：他一生都热爱文学。[52]
通观世界范围内汉学家对中国研究的动力和起源，有传教的使命，有商业的驱动，有外交的考量，也有像海陶玮这样对中国某一知识和问题的纯粹而执着的热爱。这种热爱体现在以传教为使命的传教士汉学家身上，也延续在今天仍然关注中国、热爱中国的当代汉学家身上。这其中，有投身中国汉字王国和古琴世界的瑞典汉学家林西莉（塞西丽娅·林德奎斯特，1932—2021），只因七八岁时她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珍贵礼物——一把印有奇妙中国文字的粉红色的中国伞；有毅然中断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业前往中国，亲身探访隐居在终南山等地的中国现代隐士，追寻中国禅的前世今生的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只因在读博期间接触到中国佛道经典的微言大义；有创办“汉字与词源”网站，20多年整理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字形并放到互联网上供全世界分享，感动无数网友的“汉字叔叔”理查德·西尔斯（Richard Sears, 1950—），只因当初想弄明白中国汉字的字源，并且声称“如果还能活一年，365天，我决定要做《说文解字》”……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仰慕者，他们的研究在各自的国家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他们的研究都源自一种最朴素、最原始的动力——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