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宇教授以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诗律的语言基因与文化传统研究”为基础，历时10余年写成《汉语诗歌节奏、声韵及新诗体式建构》，这是一部有重要理论创新且很具实践价值的学术专著。
这部专著的第一个重要突破，是系统阐释汉语诗节奏的特性及其形成原理（机制）。自苏格拉底提出“不美，节奏坏，不和谐，都由于语文坏和性情坏；美，节奏好，和谐，都由于心灵的聪慧和善良”[1]以来，节奏一直是欧美诗学（狭义）的核心议题。这当然也成为现代汉语诗学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
这部专著以语言的“动力特点”为起点，从萨丕尔认为英语的“动力基础”是“重音节和轻音节的交替”[2]，推导汉语的“动力基础”是“连续强重音”——轻音节很少，没有次重音节，不能构成普遍性轻重音的交替。例如李白的《静夜思》，20个字全是重读音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500个汉字全是重读音节，没有一个轻读音节或次重音节。现代汉语仅有少量轻音节助词，但和古代诗歌一样常常可以省略，构成的语词、语句或语段同样多为“连续强重音”。由于重音更多，汉语语音的“动力基础”显然比英语单词及句段“重音节和轻音节的交替”更“响亮”，这个特征对汉语诗韵很有利。进一步由汉语的“动力基础”推导出必然会形成“顿（指句中轻微停顿）”以及极强势的双音化——双音成为汉语最合理、最轻松，也最符合心理预期的语音组合，这正是生成汉语诗节奏的关键“动力特点”。此外，“词长弹性”、虚词的高度灵活性是汉语诗“构造”节奏最为有效的语法工具。
与朱光潜认为构成汉语诗节奏主要依靠“顿”不同，这部专著论证汉语诗生成节奏主要依靠“双音化”——如果没有极为强势的双音化，无规律的“顿”是不可能生成汉语诗节奏的，“顿”不过是把双音化更清晰地“标示”出来，由此作者把汉语诗节奏称为“双音衍生型”节奏。假如我们观察《诗经》的四言诗，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双音化在汉语诗节奏的生成中起着最为本质的作用。
这部专著还提出了“隐性的双音化”之说。这首先指的是汉语诗中未能组合成双音结构的单音词发音“拉长”，朱光潜称之为“句末一字音延长成为一顿”[3]，这在汉语诗学、语言学中都有定论。有意思的是，专著中提出了“三音压短”之说，这不见于汉语诗学、语言学相关研究，其举出的例子如“数学”与“数理化”、“纽约”与“洛杉矶”等，都可观察到汉语的三音节词有发音加快以趋近双音节词发音时长的现象——这与诗句中单音必须“拉长”一样，都源自汉语的强势双音化。此外，超过三个音节的汉语词或者结构，必须强制切分成两个或多个音步，例如“珠穆/朗玛”“捷克/斯洛/伐克”“加利/福尼亚”等。
这样来看，在汉语诗句中，除了大量的双音词或双音结构，就是单音“拉长”、三音“压短”以及超过三音的强制切分——形成的“近似”于双音结构的形式——作者称为双音的“衍生形式”，这正是把汉语诗的节奏定性为“双音衍生型”节奏的缘由。他指出：“汉语极强势的双音化机制和天然‘停延（顿）’，使汉语诗形成节奏比英语的轻、重音配置相对容易，节奏感更强，甚至更为整齐。可以说，汉语具有天然诗性语言的特点。”[4]围绕阐释汉语诗节奏的特性及其形成原理，作者还从汉语的“动力特点”这一角度解释了汉语双音化和“顿”的形成机制——这甚至超出了诗学的范围，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
令人惊讶的还在于，这部专著毫不犹豫地指出“双音衍生型”节奏的“缺欠”：“总的来说，汉语诗节奏具有三大优势：配置容易，节奏感强，更为整齐，同时也有两个相对‘缺欠’：柔和度不够，缺乏起伏变化。”[5]著者提出并全面论证古代诗歌平仄律的根本功能，就是优化汉语诗的节奏，使汉语诗节奏形成高低起伏且更为柔和。这也是具有颠覆性的。南朝时沈约把“四声”引入诗歌创作，原本是想形成类似于音乐的“曲（旋律）”一样独立、自足的审美形式。此后平仄律的设计虽然大为简化，但在通常的认知中，还是有意无意地认定平仄律是相对独立的审美形式，延续至今。
如果平仄律的根本功能是优化、改善汉语诗节奏——这个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汉语新诗理直气壮并坚决摒弃的平仄律，可能就需要重新评估，除非新诗的节奏不需要优化、升级。这样，这部专著也许可以“搅动”新诗诞生以来形成的一些固化思维，带来新的争论——也可能是诗学乃至创作的新的活力。这是这部专著第二个重要的突破。
这部专著还考察了汉语诗韵的“比较优势”。萨丕尔指出：“法语的音节本身很响亮……汉语的诗沿着和法语差不多的道路发展。音节是比法语音节更完整、更响亮的单位。”“英语的元音级次（响亮）生来比法语的逊色，然而英语在节奏的活泼上得到了补偿。”“英语能接受法语的暗示采用押韵，然而在节奏的安排上并不真正需要它。所以押韵的用处一直是远比不上音势，有点像装饰品，时常可以不用。”[6]著者注意到萨丕尔论述汉语、法语、英语的音节构成及押韵的比较关系。王力等语言学家也确认，“汉语里的元音是占优势的”[7]，由于元音占优势、辅音少，且普遍为重读音节，所以汉语的音节比法语和英语都“更响亮”，由此汉语诗韵设计就可相当简易（单音尾韵）且极为高效，汉语诗韵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据朱光潜等考察，约相当于中国南宋以前，古英语诗全无尾韵，无韵是古英语诗的传统，有韵则是汉语诗（不限于汉语诗）的传统，这和语言个性、诗韵优势密切相关。
基于以上系统研究，著者提出了区别汉语诗与散体文的基本“韵律标准”：“（1）节奏和韵，萨丕尔称为‘汉语韵律里的两个控制因素’，若不全部具备，至少须具备其中一个‘控制因素’。若没有韵，节奏须鲜明；若没有很鲜明的节奏，就须有韵。这是汉语诗最基本的韵律标准。（2）汉语诗比较严格的韵律标准，节奏和韵这两个‘控制因素’都应具备。古代诗歌整体上都遵循了比较严格的标准。（3）高级的韵律标准，韵、节奏、平仄都应具备。唐宋格律诗、词，即遵循高级标准。”[8]这显然具有很强的实践意图。第七、第八章论“韵律与新诗体式建构”，同样毫不掩饰写作这部专著的目的。
作为汉语诗韵律、体式的专论著作，系统论证汉语诗节奏形成原理、平仄律（声调）的功能、汉语诗韵的比较优势，从理论上进行追根溯源的阐释，讨论汉语新诗体式建构的依据和方向等，这样的研究具有极强的挑战性和明显的学术难度。由于新诗选择“自由”乃至极度“自由”的发展路径以及现代学科的“细分”，这也是长期以来文学研究、语言学研究和美学研究“三不管”的领域。这项研究的直接指向，是汉语美学特别是汉语声律美学的建立。中宇教授的学术专长是中国古代文学和诗学，他甚至在权威的《古汉语研究》发表长篇语言学论文，这有利于他从语言角度切入或进行汉语诗学的古、今变异比较，并联系西方语言美学、语言文化学和语言逻辑学的丰富理论，所取得的成就具有某种超越性。
胡适指出，汉语新诗是在短时间内“猝然发生”的，也就是并没有经过很充实的学术准备和文化准备，特别是新诗的体式，从《尝试集》开始就显得非常凌乱，有仿古体，有隐形的辞赋体，有真正的自由体，不一而足。虽然现代诗人一直没有放弃建构汉语新格律诗的企图，但少有成果，例如倡导新诗格律最力的闻一多，其实他的诗大多也没有真正按照自己设计的格律创作。外国的诗歌形式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十四行诗，日本俳句，还有泰戈尔式的小诗，但都很难铸成汉语新诗的某种规范格式。新诗的文体建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部专著提出节奏须更好（苏格拉底指“节奏坏，不和谐，都由于语文坏和性情坏”），韵不可废（比较优势），源自《诗经》、绝句的“四行节”，源自《诗经》、律诗的“八行节”，源自《诗经》、唐宋词的双节对称形式等，似乎依稀可见作者所主张的新诗文体的基本轮廓，或可激活相关学术认知并有助于推动新诗文体的建设——这是接续汉语诗歌血脉、再创诗国辉煌的前提。
2021年10月25日
[1]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载《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页。
[2]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语言和文学》，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5页。
[3] 朱光潜：《论中国诗的顿》，《新诗》1936年第1卷第3期。
[4] 参阅第二章“汉语的‘动力基础’与节奏形成原理”第二节“汉语的‘动力基础’与‘顿’及双音化”，第33页。
[5] 参阅第三章“平仄律与汉语诗节奏的优化”第二节“汉语诗节奏的‘升级’空间与平仄律设计原理”，第64页。
[6]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语言和文学》，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5、202页。
[7] 王力：《汉语讲话》，文化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
[8] 参阅第七章“韵律与新诗体式建构——‘行’‘节’变化”第三节“新诗的双节对称形式及其渊源”之“‘无韵诗’对称形式与韵律标准讨论”，第193—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