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经学”最直接的含义，指对特定的几部儒家典籍的训解和阐释。[1]在中国古代，这种训解和阐释赋予经典文本不间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使得阐释者及其时代受到经典所示价值的教化，文化传统借此得以维系和延续。与之同时，一方面，尤其针对当下言说，而非单纯记述过往，是信仰意义上的经典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阐释者处在特定的、异于经典文本指涉与产生的时空中，政治情势、时代思潮和个人的经历、思想等，共同造就特殊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因此，阐释者无法摆脱的“历史性”，不仅是发掘经典文本的阐释潜能的动力，而且也无可避免地致使其在经典阐释中投射进基于现实判断的理想图景和行动指向。
宋代（960—1279）的经学通常被视作以义理阐发而非文本考据见长。相应的，宋代的阐释者似乎也更认同：经典与当下的状况、关怀密切相关。正如他们自己所言：“岂徒解经而已哉！唯圣人君子知其有为言之也。”[2]“徒解经而已”，是一种旨在克服时间障碍的翻译，追求准确地理解经文之意；“有为言之”，则表明阐释具有现实对话性。宋代经学在“有为言之”方面，无疑具有高度自觉和丰硕成果。[3]而有关于此的研究，从阐释学的角度来讲，有助于揭示传统中国经典阐释的历史性、互动性等特点；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讲，也利于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维、实践的逻辑与风格。现在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有效揭示出“有为言之”的内容。
不妨先看一则南宋光宗朝（1189—1194）的故事：
上久不过重华宫，（倪）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时李皇后寖预政，思进讲姜氏会齐侯于泺，因奏：“人主治国必自齐家始，家之不能齐者，不能防其渐也。始于亵狎，终于恣横，卒至于阴阳易位，内外无别，甚则离间父子。汉之吕氏，唐之武、韦，几至乱亡，不但鲁庄公也。”上悚然。赵汝愚同侍经筵，退语人曰：“谠直如此，吾党不逮也。”[4]
据《春秋》经传，鲁桓公不听申
的劝告，执意带着夫人文姜到泺水会见齐襄公，结果因发现襄公和文姜私通而在齐国遇害。[5]经筵侍讲倪思进讲《春秋》至此处时，向光宗阐发义理，指出历史上后妃失德的严重后果。
倪思的阐释看上去只是讲论经史，并未言及时政。但在这里，历史的书写者用两种时政背景（光宗已很久不去重华宫拜见其父，李皇后逐渐干预朝政），倪思对“过宫”的高度关切（“疏十上”等），光宗、赵汝愚听讲后的反应（“悚然”“退语人曰”云云），共同搭建起一个“舞台”，使读者很容易领会：被安排在这“舞台”上出场的倪思的经典阐释是“有为言之”，是在警告、力劝光宗不可听信李皇后，伤害与孝宗的父子关系。然而，这样的理解是否符合倪思的本意？或者说，如何检验这个后建的“舞台”是适当的呢？经典阐释本身能够提供帮助。“甚则离间父子”，本与《春秋》经传所述文姜的事迹无关，是倪思在阐释经义时有意植入的新话题，以勾连现实政治中的“过宫”风波，恰好证明此“舞台”是适当的。
可以说，倪思的经典阐释之“言”未及于李皇后干政、离间光宗父子，但“意”已及于此；表面未及时政的阐释之“言”的表达，实是“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6]，即劝谏光宗。由此可见，成功捕获言外之意，或说揭示如何以言行事、以言所行何事，依赖语境（“舞台”）和文本分析。[7]但现存的经典阐释，绝大多数并没有现成的语境，需要研究者去重建。重建语境应当至少考虑：①阐释者所处的文化传统、思想氛围、政治情势、舆论环境等；②阐释者的身份、经历、思想及其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问题等要素。此外，精读阐释文本，将其与权威阐释、流行阐释等作比较分析，考察其是否背离或“溢出”阐释传统之流，是否与其他阐释有思想上的对话，也是必不可少的。
本书聚焦宋代《尚书》学，运用语境重建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专题的形式，通过研究经典阐释“有为言之”的面向，揭示《尚书》学在两宋变法、中兴、灾异论和理学等重大政治思想、实践主题上的回应与贡献，丰富关于宋代经学、政治文化的认识。《尚书》主要记述唐虞三代君臣的言论、事迹，汉代以来被奉为“五经”之一，深刻影响着传统中国的政治思维和实践。《尚书》学在宋代尤为兴盛，时人称“博士业《书》者十常三四”[8]；又称“经解惟《书》最多”[9]，可见一斑。然而，学界对于宋代《尚书》学却不甚重视、研究不足。以往的宋代经学史、思想史重视《周易》《春秋》《周礼》“四书”学[10]，所描绘的宋代思想图景以理学家的形而上思想为主，兼有宏观政治风气影响下的《春秋》学以及服务于王安石变法的《周礼》学，《尚书》学在其中几乎是“消失”的。本书从梳理和反思该现象开始。
本书绪论章第一节“20世纪以来宋代《尚书》学研究”，从分析、检讨20世纪以来经学通史、《尚书》学史、宋代《尚书》学专题研究的研究范式入手，指出深受清代学术兴趣、成就影响的旧式经学史，重点关注宋代《尚书》学不遵注疏的特点及其涉及文献辨伪的内容，受到思想史、哲学史影响的新式经学史，则因种种原因更加忽视宋代《尚书》学；而《尚书》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多集中在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及清代，除辨伪问题外基本与两宋历史无涉，客观上也促使宋代《尚书》学不受重视。此外，宋代《尚书》学的专题研究普遍视经典阐释为自足的文本，或单纯排比、对照阐释间的关系，或直接从中归纳阐释者的思想，存在经典阐释的历史语境不明或过于宏阔疏离的问题，无法揭示《尚书》学之于宋代政治、思想的参与及贡献，反过来又助长了经学史、思想史对宋代《尚书》学的忽视。
这种研究的不足，归根结底在于未能深入宋代《尚书》学的问题意识，未能进入阐释者的世界。鉴于此，绪论章第二节“《尚书》在宋代政治中的角色”，通过分析宋代知识人所理解和坚持的《尚书》在政治中的角色，展示他们在日常政治实践中“释放”《尚书》影响力的诸般途径，以此明确《尚书》在宋代主要被视作君主之轨范，《尚书》阐释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时政判断的给时君提供规范性、可实践性价值的行为。本节内容有助于准确把握宋代《尚书》学的问题意识，历史地理解和呈现宋代《尚书》学，是全书研究的基础和起点。
北宋政治的重大主题和热点话题是变法，南宋则是和战。[11]本书第一、第二章即重点研究《尚书》学对变法、和战等时代命题的回应。第一章“《尚书》学与熙宁新政”，聚焦北宋神宗熙宁时期，变法派（王安石）和反变法派（范纯仁）人物的《尚书》学。第一节主要解读范纯仁进呈神宗的《尚书》选讲本——《尚书解》，分析他是如何通过运用选取《尚书》经文，对所选经文作有选择性的解释，以及沿袭、改造和舍弃汉唐注疏等方式创造出《尚书解》，以确保严格针对他所认为的时政弊病，更为显明地表达他对神宗的劝谏。第二节主要分析王安石在与神宗、反对派对话时阐释《尚书》的种种情形，并结合《书义》等，勾勒出他借此构建起的一整套思想和话语体系。本节揭示出《尚书》在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和实践中所扮演的重要而独特的角色，即回击反对者，坚定神宗的变法决心，同时也呈现出王安石与反对派在《尚书》阐释上的诸多冲突与对话。
第二章“《尚书》学与高、孝中兴”，聚焦南宋高宗、孝宗两朝，考察《尚书》学如何回应复仇、孝道、近习等与和战、中兴密切相关的时政话题。第一节从苏轼《书传》的复仇话题在南宋前期《尚书》学中引起的回响入手，探讨不同的阐释者针对苏轼之说或承袭、或改造、或批评的态度，及其背后基于时局、政见的现实指向。这一节的分析也表明，在阐释经文表达复仇论方面，《尚书》学具有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的特点。第二节主要解读孝宗朝重要政治人物史浩的《尚书正义》，考察史浩在阐释经文时，如何通过巧妙地引入新的概念、话题，偏离传统的阐释重心，来表达他关于孝宗朝“子继父”“三年丧”和近习等关键性政治问题的见解与思考。
第一、第二章所揭示的《尚书》阐释中的“有为之言”，大多针对某一政治人物、举措、事件等，其语境也相对具体。第三、第四章则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中，考察《尚书》学之于灾异论、心性论等传统中国重要的政治理论的回应。第三章“《尚书》学与士大夫灾异论”，以苏轼为切入点，考察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于灾异事应说的不同态度及其变化原因，辨析其灾异常数说，旁征时人的灾异论并检讨主流史料，通过重新梳理和认识宋代士大夫灾异论的特点及演变，在此政治思想的脉络下，来准确理解两宋《尚书》阐释中的灾异论。第四章“理学中的《尚书》学”，通过考察《尚书·大禹谟》“虞廷十六字”的阐释类型及演变，以此为例，展现《尚书》在理学的心性论，以及基于此的针对君主的修养功夫论的理论构建和运用中的角色。第三、第四章的研究也表明，重视《尚书》阐释，有助于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宋代的士大夫灾异论和理学。
最后的“全书结语”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经典阐释的角度，归纳宋代《尚书》学表达“有为之言”的若干方式。二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尝试总结《尚书》学研究对于宋代的思想史和广义的政治史研究做一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