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词同源说

在学界关于词的起源，持诗词同源说观点的学者比较多。此种说法源远流长，下面我们择要析之。

一 词源于《诗经》

词源于《诗经》的观点是诗词同源说的典型说法之一。代表人物首先是清初的王森，他认为自有诗就存在长短句形式，有诗的长短句形式就是词的开端。[8]但如果从音乐关系和格律要求上看的话，初期的诗与词没有共同之处，不过从诗歌形式发展情况来看，词虽然是诗歌不断发展的产物，但不能由此就认为词的起源与诗的起源一样。

清初的徐釚则正式提出词起源于《诗经》[9]。从广义上看此说是有一定道理的，《诗经》里的作品虽然是供演唱所用，但《诗经》是先有诗然后配上乐曲，而且没有固定的格调，毕竟不同于按固定乐曲填上词句的词，即不符合“倚声填词”的合乐方式。

二 词源于宫体诗

词体创作在元明两代式微，但关于词源于宫体诗的说法却在明代便有人提及。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曾说：“六朝风华而稍参差之，即是词也。”[10]汤显祖所言意在强调，词是在六朝诗歌风流华彩风格的基础之上，稍稍改变一下词语的节奏，使之以参差不齐的句式出现，进而演变成了长短句形式，也就是后来的词了。汤氏观点主要是着眼于词的外在形式，而没有涉及词乐与词律问题，还不是完整的词的内涵。

清初的徐釚不仅提出了词起源于《诗经》的观点，还提出了词导源于梁武帝萧衍[11]。他的这一说法不仅是从词和梁武帝萧衍的宫体诗所表现的内容相同相近入手谈起的，还参考了其参差错落的形式来判断的。诚然，梁武帝萧衍等的诗具备了词体长短参差的形式，但仅凭表面的形式，还不能认为这些宫体诗就是严格意义上的词，因为这一说法不符合词体“倚声填词”的基本属性，只能说明词与宫体诗之间有着某种关联罢了。

明末清初的贺贻孙对词起源于宫体诗则有更为明确的观点：“梁昭明《拟古》诗云：‘窥红对镜敛双眉，含愁拭泪坐相思，念人一去几多时。’竟是一半《浣溪沙》矣。至‘眼语笑靥近来情，心怀心想甚分明。忆人不忍语，含恨独吞声。’又是《临江仙》换头也。然则齐梁以后，不独浸淫近体，亦已滥觞填词矣。”[12]贺贻孙是结合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拟古》一诗，具体分析了宫体诗与后世词的相互转换过程，为词源于宫体诗一说补充了例证。

关于词源于宫体诗一说，近现代学者也多有支持，他们在谈论到词的起源问题时也经常把词与宫体诗联系起来，比如浦江清就直言：“词最初是从宫体诗发展出来。”[13]施蛰存先生在评价王国维时，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王国维云：‘读《花间》、《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咏》。’此言甚可寻味。盖唐词之兴起，其轨迹与梁陈宫体诗固宛然一致也。”[14]等诸如此类的观点比比皆是。

词源于宫体诗一说虽然有很多支持者，但如果细究对照宫体诗的内容和形式，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品从声律上要求还不完备，因为词律源于诗律，梁武帝时期诗律正在酝酿阶段，还没有正式形成，又何谈符合词律呢？此外梁武帝创作的那些宫体诗，也并不是根据既定的乐曲填词的，是先有诗后谱的曲，这与后世的“倚声填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说词源于宫体诗一说还有很多需要商榷的地方。

三 词源于乐府诗

关于词与乐府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学者谈到过，比较系统的是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谈到的，他说：

古人初不定声律，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唐虞禅代以来是也。余波至西汉末始绝。西汉时，今所谓古乐府者渐兴，晋魏为盛。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余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鲜矣；士大夫作者，不过以诗一体自名耳。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后世风俗益不及古，故相悬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词之变。[15]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王灼认为词（今曲子）乃古乐府之变，其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隋代，是隋代依汉代以来将乐器、歌章、古调一起并入清乐而致。王灼在此特殊强调词源于古乐府，他的用意在于把词与乐府等同，从应用价值的角度来提高词体的地位，并试图将词体创作和儒家的诗教传统融为一体，这对后世的词学尊体运动大有益处。清初周亮工、顾炎武等则认为词起源于乐府[16]。在中国文学史上，乐府诗的产生过程也是先有诗后配曲，并非纯粹意义的词体那种“倚声填词”。而且乐府诗在句数、用韵上都没有限制，更不受格律的约制，并非“调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因此也不符合词体的文体特征。

四 词源于唐代的近体诗

清人宋翔凤在《乐府余论》中明确谈到了词与诗之间的关系，他说：“谓之诗余者，以词起于唐人绝句。”[17]方成培在《香研居词麈》、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也涉及了词的起源问题。他们的观点比较一致，都认为词出于唐代的近体诗，经过增加散声、泛声与和声而形成。比如朱熹对于泛声填词则作如是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18]朱氏既谈到了词与乐府的关系，更是明确地强调了乐府诗是经过增加泛声才成为的“今曲子”。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在《全唐诗》编撰过程中，编写组也基本持此种观点。不过这种说法只是从词的形式上考虑的，关于以曲为主、以词为辅，歌词服从乐谱这一点还没有考虑到，所以此说也不能成立。

五 诗词同源说的近代回响

诗词同源说在近代词学研究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比较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任半塘、王易、吴梅等。

（一）梁启超

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19]一书中谈到了词的起源问题，他对宋人提出的词体起源说法进行了分析，比如陆游的“晚唐说”、沈括的“中唐说”、李清照的“盛唐说”等。在分析过程中，梁启超认为新体的“乐府声诗”的产生时间应该是开元天宝年间，以词入曲则开始于贞元、元和之际，但这些还不是纯粹意义的词，文学史上公认的词是在晚唐五代时期。梁启超先生对盛唐以后的新声也进行了思考与推论，他发现有些新声与后来的词调名完全相同，比如《浪淘沙》《忆江南》；还有些新声明显是后来转化成词调的，比如《浣溪沙》就应该是由《浣纱女》转化而来的。梁启超先生由这些现象又进一步推论出词之产生应该是在初盛唐之际。

梁启超先生不仅推出词体的大致产生时间，还对词体的字数、句数、用韵等形制方面的发展问题做了如下推论：

凡属于《江南弄》之调，皆以七字三句、三字四句组织成篇。七字三句，句句押韵；三字四句，隔句押韵。……似此严格的一字一句，按谱制调，实与唐末之“倚声”新词无异。……凡事物之发生、成长皆以渐。一种文学之成立，中间几经蜕变，需时动百数十年，欲画一鸿沟以确指其年代，为事殆不可能。[20]

从这一论述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先生承认任何一种新兴的文学体制的成立，需要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像《江南弄》的发展过程，无论是字句还是韵律、乐调，都与唐末的“倚声”新词无异。但这只是词体产生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而已。就词体发生来说，汉魏六朝乐府与词之间有密切渊源关系，可以看作词体的滥觞，但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词，是词体产生过程中的一个渐变环节，甚至于可以看作词体产生之前的一种预演。

（二）任半塘

任半塘先生关于词的起源问题的观点比较引人注目。他就敦煌所见资料进行整理和考辨，用二重证据法去考辨词体之起源问题。他认为：“词体产生时代可以上推至齐梁之间。”[21]任半塘先生较之梁启超先生则更进一步，他是从齐梁年间乐府诗具有配乐演唱的歌唱特征入手，兼及其参差不齐的长短句形式等外在特征进行判断而提出此观点的。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从齐梁年间至隋代初唐这一阶段，已经存在一种从外在形式上看和词体非常相近的作品。但这些作品我们还并不能证明就是“倚声填词”的词体，齐梁年间的乐府诗也仅仅是形式上与词体样式相同而已。

（三）王易

王易关于词的起源的观点主要见于《中国词曲史》。他提出：“语词之远源，则《三百篇》其星宿海也；以语夫近，南北朝隋唐乐府，殆龙门之凿乎。”[22]这是从宏观的角度探讨词的渊源。而就其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来看，王易则认为词体的形成与定型，未必一时并出。大抵中唐以前，词调非常简单，韵律也比较宽泛，一直发展到晚唐时期才趋近工巧，因此王易强调词体成立之顺序，凡有三例：“初齐整而后错综，一也；初独韵而后转韵，二也；初单片而后双叠，三也。这是从微观角度所作判断。……唐代词体初立，凡为词者，皆兼为诗歌乐府，故所谓词家，皆诗人也。”[23]这一论断很有说服力，因为就词的本质而言，乃是诗歌的一种，词的形式、韵律均从诗体中脱胎而来。而且词家皆是诗人，这也是中国词史上的一种正常现象，尤其是词之初起之时，比如李白、张志和、刘禹锡、白居易等早期文人词之创制者，皆是著名诗人。

（四）吴梅

关于词源于乐府，吴梅在《词学通论》中做了很好的总结：“词之为学，意内言外。发始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极于两宋。调有定格，字有定音，实为乐府之遗，故曰诗余。惟齐梁以来，乐府之音节已亡，而一时君臣，尤喜别翻新调。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陈后主之《玉树后庭花》、沈约之《六忆诗》，已为此事之滥觞。”[24]吴梅先生对词体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描述，而且特别强调词体特征是“调有定格，字有定音”，并据此认为词是“乐府之遗”，是“诗余”，词与乐府是一脉相承的，还列举了《江南弄》《玉树后庭花》《六忆诗》等作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以上种种说法，归结起来就是诗词同源。为此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说：“关于词的起源的理论，古人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要之，以词出于乐府与由于唐代的近体诗变化而来的两说，最为有力。”[25]从文体发展来看，可以说词是诗歌中的一种，但词毕竟是一种音乐文学，乐府诗、声诗等都与词的发生有关，但又终究各自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发生、发展、嬗变的过程，不能与词体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