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研究评述

一 国内文献研究评述

2015年以前一些文献提出要对阅读推广活动评价，如肖永英等在2006年就提出阅读推广活动要“完善评估工作”[8]。

王波、杨婵等学者提出阅读推广活动评价的相关因素有：从读者的角度，活动自身运动规律等方面[9][10]。

一些研究者在儿童阅读推广、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等方面，分析并提出专门的阅读推广活动评价指标体系。如：王素芳等提出儿童阅读推广活动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图书馆、用户感知、社会影响等多个维度，后续又建立“投入—产出、结果和影响等多维度评估指标体系[11][12]。岳修志建立基于大学生用户的8个指标和基于图书馆的6个评价指标[13]。李臻、罗瑜就“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构建评价体系[14]。有研究者将相关技术或模型引入活动评估中，如淳姣等把CBBE模型引入图书馆阅读推广评估[15]。

自2015年以来，在阅读推广或全民阅读评价方面的主要文献里，对于活动的评价更加深入和细化，如绩效（效益）评价或评估、评估标准体系、评估实证研究、评价机制、基于读者大数据的评价等[16][17][18][19][20]。如刘喜球、王尧提出阅读推广活动评价的三级指标，且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阅读推广活动绩效和问题，并提出对策。刘喜球、王尧提出的三级指标主要是针对某高校三年来的阅读推广活动进行年度评价，但缺乏对于单个活动的评价，或提出的评价指标没有分别针对单个和单位活动。同时相关文献里有提出区域或国家层面的全面阅读评价指标或标准，但目前对于区域的阅读推广活动还很少进行实证研究。

二 国外文献研究评述

国外相关研究文献多侧重在国家层面、制度建设和案例分析等方面，关于阅读推广活动评价的研究较少。部分论文论述了某个阅读推广计划的实施过程及其效果（或产出）。

一些活动评价方法和工具。安东尼奥·菲尔·达科斯塔（Antonio Firmino da Costa）等评估了葡萄牙2006—2011年的国家阅读计划。通过实地考察、与活动的组织者和读者访谈、非正式的对话、文档收集、对场所和活动观察等方式，利用混合法，即“广泛/定量和密集/定性”的方法进行评估[21]。维拉·玛丽亚·达席尔瓦（V.M.da Silva）和弗朗西斯·安东尼·劳伦斯·瓦斯（F.A.L.Vaz）认为要从读者的阅读过程和收益两方面，来考虑里斯本地区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的影响情况[22]。英国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在2002年一起合作，用“书籍和阅读”作为连接，开发新的观众和新场馆，以阅读启发创造力，这个项目被命名为“Books Connect”，拉夫堡大学图书馆和信息统计中心设计了“工具箱”，建立一套统一适用的性能指标和数据采集工具来评价该项活动[23]。

在经济效益与定性评价方面。弗朗西丝·D.卢瑟（Frances D.Luther）和艾达·伍兹（Ada Woods）分析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城一书计划”的效果，主要针对活动的具体经济效益，包括：多家单位支持且免费提供图书的运作过程；当地学生和居民免费参与相关图书作者的见面会和报告会等[24]。哈德森（Hudson）等评估“分享故事阅读”活动对于促进学生识字的作用，使用“质量指标清单”分析活动提升学生素养的效果[25]。卡罗尔L.蒂利（Carol L.Tilley）回顾了美国漫画公司在1935—1946年间阅读推广系列活动，如列书单和少年书评，评价其对于青少年在当时以及现在的影响[26]。但这些文献对于活动的评价不是研究的重点，而且是一种定性表达。

相关观察、实证研究等方法。尼德尔曼（R.Needlman）等将45个儿童分成两组，安排他们在父母的陪伴下，提升朗读素质技能。通过观察和反馈，可以有效激励父母训练和提高，从而提升儿童高声朗读技能[27]。这种观察和反馈的实验方法可以帮助实施评价阅读推广活动。布罗西奥·迭戈（D.Brosio Diego）等实证研究促进患者阅读的恢复性策略，发现阅读修复效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公共空间内私密空间的建设、阅读过程的主体化[28]。可见，针对特殊人群的阅读提升效果，阅读空间的创建和阅读主体在阅读过程的自主性很重要，阅读推广活动结果评价需要参考阅读空间和阅读人员自主性。克莉丝汀（O.Christine）、法拉（O.Farrelly）等进行实验，在专业研究人士的指导下，将236位孕妇分成三个小组，提供相应指导，通过图书赠送活动，评估投入（赠书、辅导、阅读时间长度和频率）与产出（词汇理解和掌握、认知和社会情绪能力）的关系[29]。研究结果肯定了专业指导下的图书赠送活动对弱势群体及家庭阅读的帮助和促进作用。投入与产出评价是阅读推广活动评价的方法之一。在考虑投入和产出时需要结合活动的特性，投入不仅仅是经济上或人财物方面，产出也不仅是满意度，还包括用户在具体活动中的受益方面，如用户能力的提升。

黄建秀（Gum-Sook Hoang）等开发了阅读推广方案的评价工具，对韩国的“阅读文化提升方案”进行评价，找出政策与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策略[30]。这对于区域以及国家层面的阅读推广活动评价有所帮助。

巴罗·莫妮卡（M.Baro Monica）等基于定量数据和图书馆管理者的看法，在2009年对加泰罗尼亚320家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进行评价，发现影响阅读推广活动效果的因素有：为图书馆提供外部支持的外部服务计划开展的活动、图书馆工作人员数量、计划活动的总数量、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活动数量的相互作用等[31]。需要解释的是，加泰罗尼亚公共图书馆依靠外部力量开展一些阅读推广活动。

国外相关文献对于阅读推广活动评价的研究，主要是对单个、具体的阅读推广活动的评价，也有对阅读推广活动计划或方案的评价，或对某一类机构阅读推广活动的评价[32]。侧重于根据提出的某项计划的文本，再以实际工作为参考，进行实证评价，多从读者（用户）的角度来评价该项阅读推广计划。这些研究方法对于本项目的研究确实有帮助作用，但其评价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仍显不足，且缺乏从阅读推广活动的组织者的角度来评价阅读推广活动，从而不能有效地帮助阅读推广活动的组织者提升活动的效果。

一些文献中关于系统或社会活动的评价方法，值得借鉴。如层次分析综合评价方法；基于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的复杂系统综合评价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优劣解距离法（TOPSIS）；灰色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BP神经网络法等[33][34][35][36]。这方面的文献能够为科学地评价阅读推广活动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