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民族志:范式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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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文学民族志

我使用“文学民族志”(literary ethnography)并非刻意标新,学术界将文学literature、民族志ethnography并置已经普遍,但都将二者保持于两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上,鲜有将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文学研究,即使是文学人类学(literary anthropology)这一分支学科亦不多见。所以,“文学民族志”包含着多学科交叉,特别是方法论借助的实验性。

“文学民族志”包括几个关键词:文学文本(即传统意义上说的“作品”)、参与观察、现场取证、乡土知识。具体地说,在精读文学文本的基础上,到作品的发生地去做深入了解,进而加深对文学作品特别是伟大作品中有关作者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关怀与关照,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认识;特别体察作家在作品中“从生活中来的”的细节,以及所“收藏”的生活本真,尽量还原“乡土知识”与“民间智慧”的本来。

我在文学民族志系列中首先选择了“乡土文学”这一种类型进行实验,理由是:一方面,我国是一个具有农耕传统文明的国家,是“社稷”,乡土性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和基础。事实上,在我国现代文学创作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深刻的部分主要反映于“乡土文学”,沈从文、贾平凹、莫言、陈忠实、阿来等即为代表;另一方面,乡土社会处于巨大的变化与变迁、保持与守护之中,我国当下的“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都面临着这样双重的任务。

我并不将“乡土文学”中的“乡土”完全定义、定位于农村,而是像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全观性地以“乡土”定义“中国”,是以乡土为根本的生命价值的家园纽带。我更愿意相信,“乡土性”作为一种文明背景下的存在性“影响因子”,可以和可能被带到城市里的。根本上说,土地是命根,中国的文化是离不开乡土的;根本是说。传统的“城乡”是水乳交融的;根本上说,那些城里人、读书人,溯之家谱、族谱,十之八九都从“三农”来;根本上说,绝大多数传统仕绅阶层的最后归宿是“告老还乡”。

我在这一系列中选择了人类学家林耀华的小说体著作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以及与乡土社会相关的宗族著作《义序的宗族研究》等“作品”进行分析。为此也专门去过林先生的家乡;而且笔者打小就在与林先生家乡为同一个生活区域中长大,熟悉作品中所描写的场景。同时,为了了解中原腹地的乡土情形,笔者选择贾平凹的乡土作品进行分析。具体方式是,在精读作品的基础上,深入作品的缘生地进行“田野作业”(fieldwork)。为此,笔者专程到他的家乡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进行调研,寻找文学作品中的现场和创作的“灵感”。

我希望这样的研究尝试可以在诸如文学评论的“索隐派”“评点派”“题咏派”等基础上有所超越,也突破文学研究“考证派”的方法而呈现人类学、民族学之于文学特殊的价值面向。

至为重要的是,如果“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政府遵循的原则,那么“农民”作为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就是对象的主要言说者;如果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基本必定是“农村”社会;如果“社稷”国家是指以农为本的传统,“农业”必为首先和首要之生业。我希望我的文学民族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