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血色黎明
血色黎明
1927年12月10日深夜，广州越秀仓边路一间印刷厂地下室里，陈铁军正在用油印机赶制起义传单。油墨的气味混着潮湿的霉味，她的旗袍背上已被冷汗浸透。
“铁军，省委来电。”周文雍掀开伪装成货箱的木门，腰间的驳壳枪在煤油灯下泛着冷光，“张太雷同志指示，起义定在明日凌晨三点。”
陈铁军将最后一张传单叠好塞进麻布包，抬头时露出脖颈间的银项链——那是母亲临终前留下的遗物。“文雍，我想把传单塞进警察局信箱。”她摸出一把黄铜钥匙晃了晃，“我在警署当文书的表妹给我的。”
周文雍皱眉：“太危险！你...”
“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她将手枪藏进旗袍内衬的暗袋，“再说，总得有人给反动派送份‘大礼’。”
凌晨两点，陈铁军穿着剪裁得体的旗袍，拎着装有传单的鳄鱼皮手袋，从容走进警察局大院。当她将传单塞进信箱时，忽然听见身后传来皮鞋声。
“陈小姐这么晚还来送文件？”值班警官打着哈欠走过来，目光在她胸前银项链上停留。
陈铁军稳住心跳，露出职业性微笑：“王科长让我送紧急公文。”她晃了晃盖有“广州市公安局”红章的信封，“您要不要检查？”
警官色眯眯地扫了她一眼：“陈小姐亲自送来的，自然免检。”他转身时，陈铁军迅速将传单塞进每个信箱缝隙。
12月11日凌晨，广州城在夜色中颤抖。广州市警察局楼顶上那盏惨白的探照灯，不间断地扫着南北走向的维新路，惨白的光柱像一柄悬在革命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张太雷站在北教场四标营起义指挥部，遥望着维新路闪烁的探照灯光柱，指节捏得发白。
“老周，你带敢死队从正面佯攻，我带主力从后巷突入。”他压低声音对身旁的工人赤卫队队长周文雍说，“记住，警察局地下室有电台，必须在天亮前控制。”
周文雍摸了摸腰间的驳壳枪，点头时脖颈的伤疤在月光下泛着冷光：“放心，我们连撤退路线都画好了。”他身后二十名敢死队员清一色黑布缠头，腰间插着炸弹和匕首，像一群沉默的夜枭。
凌晨三点，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维新路方向骤然响起密集的枪声，敢死队抱着炸药包冲向警察局正门。张太雷带着主力沿着潮湿的青石板路疾奔，拐进一条堆满垃圾的小巷时，突然听见头顶传来瓦片碎裂声。
“小心！”他本能地扑向身边的陈铁军，一颗子弹擦着她的耳际射进砖墙。二楼窗口探出三挺机枪，火舌瞬间吞没了三名起义军战士。
“分散隐蔽！”张太雷扯下领带包住右手，操起一把汉阳造步枪。陈铁军从腰间摸出两枚手榴弹，在战友们的火力掩护下迂回到楼侧。当她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时，张太雷突然想起三天前在省委秘密会议上，这个剪着齐耳短发的姑娘坚决要求加入行动的情景。
“陈铁军同志，你是知识分子，留在后方更合适。”当时他这样劝她。
“张书记，我父亲就是被警察开枪打死的。”姑娘的眼睛在煤油灯下亮得惊人，“再说，我枪法比你们都准。”
此刻，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交织成一片。陈铁军的身影在二楼窗口一闪而过，紧接着警察局的探照灯熄灭了。张太雷带着战士们冲进警察局后门时，正撞见几个警察举着白旗从楼梯上下来。
“电台在地下室！”周文雍浑身浴血地冲过来，“有重兵把守！”
晨光初现时，广州起义总指挥部的红旗在警察局楼顶猎猎作响。张太雷站在天台，望着远处陆续赶来的国民党援军，突然想起三天前牺牲的李大钊先生。他掏出怀表，表盖上似乎还残留着妻子的体温。
“该发报了。”他对报务员说，“就说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起义军控制全城……”
突然，一颗流弹飞来，张太雷应声倒地，子弹穿透他胸膛的那一刻，怀表指针正指向六点零三分。
楼下传来激烈的枪声，红旗在血色黎明中翻卷，宛如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
占领警察局后，陈铁军在局长办公室发现了秘密档案柜。当她用银钥匙打开柜门时，整个人如遭雷击——里面全是共产党员的照片和名单，最上面一张是周文雍的通缉令。
“铁军，快撤！”周文雍冲进办公室，“国民党援军快到了！”
她将名单塞进焚烧炉，忽然听见楼下传来激烈的枪声。回头时，一颗子弹擦着她的耳际射进墙壁。周文雍扑过来将她压在身下，两人在浓烟中滚向地下室。
起义失败后，周文雍和陈铁军遵照省委指示转移至香港。1928年1月的上环码头，他们扮作阔绰的归国华侨，在英国巡捕的严密盘查下登上渡轮。
“老周，中央特科的同志说省委在皇后大道...”陈铁军压低声音，忽然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周文雍看见她手帕上的血迹，想起突围时她腹部中了流弹。
“到了香港就找医生。”他握紧她冰凉的手，指腹触到她掌心的茧——那是长期从事印刷工作留下的。陈铁军勉强一笑：“放心，我还要看着反动派垮台呢。”
省委临时联络点设在铜锣湾一家绸缎庄二楼。当周文雍掀开蓝布门帘时，迎接他的不是同志的拥抱，而是冰冷的枪口。
“举起手来！”省委代表将怀表摔在桌上，“为什么擅自撤离广州？”
陈铁军挺身而出：“当时电台被毁，与上级失去联络...”她话未说完，就被一记耳光打倒在地。周文雍扑过去时，看见她银项链上的吊坠已经断裂。
审查持续了七个小时。周文雍蜷缩在潮湿的地下室，嘴角的血渍混着地板缝隙渗出的海水。他听见楼上陈铁军压抑的哭声，还有皮鞭抽打的闷响。
“说！为什么擅自撤离广州？”省委代表将煤油灯摔在地上，玻璃碎裂声惊飞了梁上的蝙蝠。
“当时电台被毁，与上级失去联络……”周文雍试图解释，却被一脚踢中肋骨。他眼前发黑，恍惚看见张太雷牺牲前递给他的怀表——此刻正躺在审讯桌上，表盖已经被砸出裂痕。
后半夜，牢门吱呀作响。陈铁军被拖进来时，旗袍已被撕成碎片，后背的鞭痕在月光下泛着紫光。她艰难地爬到周文雍身边，用染血的指尖在地上画了个镰刀斧头。
“他们说……”她咳嗽着，血沫溅在他袖口，“说我们是右倾逃跑主义……”
周文雍将她冰凉的手捂在掌心，突然听见远处传来《国际歌》的隐约旋律。他贴着墙壁细听，发现是隔壁牢房的同志们在唱歌。
“审查结束了。明天……我们回广州。”他在她耳边低语，“中央指示，要重建广州市委。”
2月的广州城飘着冷雨。周文雍和陈铁军扮作归国华侨，住进西关一栋带天井的老洋房。他们在二楼书房设置了秘密印刷厂，油墨的味道混着天井里的白兰花香。
“这次任务是恢复工会联络点。”周文雍将油印机零件藏进衣柜暗格，“记住，接头暗号是‘木棉花开了’。”
陈铁军正在调制显影药水，忽然楼下传来拍门声。她镇定地将药水倒入青花瓷瓶，转身时已换上温柔的主妇笑容。
进来的是个穿长衫的中年男人，腋下夹着《大公报》。“请问府上有缝纫机吗？”来人操顺德口音。
“有的，在后院。”陈铁军掀开竹帘，看见天井里晾着的婴儿尿布——这是安全信号。男人点头，从报纸里抽出一张名单：“铁路工会的同志都在这儿，他们……”
话音未落，街上传来警笛声。周文雍从二楼窗口望见三辆警车驶来，立即将名单投入炭盆。陈铁军抱起摇篮里的假婴儿，跟着他从后巷撤离时，听见印刷厂的玻璃窗被撞碎的巨响。
1928年2月6日清晨，广州红花岗刑场笼罩在薄雾中。
周文雍和陈铁军被铁链锁着，并肩站在青石板上。陈铁军的旗袍已经褪色，但头发依然梳得整整齐齐，插着一朵纸折的木棉花——这是昨夜狱友们用烟盒纸为他们准备的“婚花”。
“文雍，还记得我们在长堤码头的约定吗？”她轻声说，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
周文雍想起起义前那个暴雨夜，他们躲在仓库里分发传单，陈铁军突然说：“如果我牺牲了，你要把我的骨灰撒在珠江里。”
“我记得。”他握紧她的手，“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在珠江边盖一所学校，让所有穷孩子都能读书。”
枪声响起的瞬间，陈铁军将头靠在他肩上。周文雍看见远处珠江水面上，一轮红日正破云而出。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刑场的枪声惊飞了树上的寒鸦。当国民党士兵清理现场时，发现周文雍的右手始终紧握着陈铁军的左手，指缝间露出半张染血的传单，上面印着：“苏维埃的旗帜永远不倒！”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枪声响起时，一位老战士站在维新路广州市警察局旧址前，从怀中掏出一只锈迹斑斑的怀表。表盖上的苏维埃徽章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光芒，表盘内侧的刻痕依然清晰：1927.12.11-1928.2.6，革命不死，爱情永生 。
“爷爷，这是什么？”他身边的小女孩指着怀表问道。
老人轻轻抚摸着表链上的银项链断口——那是陈铁军最后的遗物：“这是火种，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
珠江水滚滚东流，载着怀表的滴答声奔向大海。
在更远的地方，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正迎着朝阳升起，每一缕阳光都在诉说着那个血色黎明的故事：怀表可以停摆，但信仰永远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