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她站在我们面前，没有讲稿，没有书本，也不紧张。讲台上只有她的手包。她四下看看，笑了笑，波澜不惊，开始讲起来。
“你们应该已经注意到，这门课叫‘文化与文明’。不要被吓到，我不会用饼状图来砸你们，也不会填鸭子一样喂你们史实，那只会让你们脑满肠肥，对健康没好处。下周我会给你们一份阅读书目，看不看随你们，反正不看不会减分，看了也不会加分。我会把你们当成年人教，当然，你们是成年人。希腊人说得好，最好的教育方法就是教学相长，可我不是什么苏格拉底，你们也不是一屋子柏拉图们——如果‘们’是正确的复数形式。好了，话是这么说，我们还是会展开对话。还有，既然你们也不是小学生了，别指望我给你们灌鸡汤，光说漂亮话。对你们有些人，我可能不是什么好老师，大概率不合你们脾胃，也和你们的脑子不相通。丑话说前头，对有些人，很可能就是这样。当然，我希望你们能对这门课产生兴趣，乐在其中，我指的是真正的乐趣，严肃的乐趣。乐趣和严肃并不冲突。我也希望你们能用严谨回报我，天马行空在这里行不通。我叫伊丽莎白·芬奇。谢谢。”
说完，她又笑了笑。
没人做笔记。我们盯着她，有些人心生敬畏，少数几个搞不清状况，剩下的，几乎已经爱上了她。
我不记得第一堂课她教了些什么。但我隐隐约约知道，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来对了地方。
让我们从最基本的事情讲起吧：她的打扮。她总是穿粗革皮鞋，冬天是黑色的，春秋天是褐色麂皮，搭配着长筒袜或连裤袜，你永远不可能看见伊丽莎白·芬奇光着腿（当然你也想象不出来她会穿沙滩装）。裙子的长度都刚刚过膝盖，她抵制一年一度的裙长暴政。说起来，她似乎在好些年前就已经确定自己的造型了。目前仍可谓时尚；到下个十年，或许就可以说是复古风，或年代感了。夏天她会穿百褶裙，通常是海军蓝，冬天是花呢裙。有时候，她会穿格子呢或苏格兰风格的短裙，用一枚大大的银色安全扣（毫无疑问，苏格兰会有个专门的词儿来形容它）扣住。谁都看得出来，她把钱主要花在了衬衫上，要么是丝绸的，要么是高支棉，通常带条纹，绝不可能半透半露。衬衫上偶尔会配一枚胸针，总是很小巧，像人说的，很低调，但不知为何，却又很耀眼。她很少戴耳环（她打过耳洞吗？哎，这倒是个问题）。她左手小指上戴着一枚银戒指，我们觉得那是祖传的，不是她自己买的或别人送的。她的头发是银灰色，很有型，而且总是那个长度。我想她应该每两个礼拜就打理一次头发。是的，她信赖人工，她不止一次跟我们说起过这一点。而人工，在她看来，和真理并不矛盾。
虽然我们——她的学生——年龄都在小三十到四十出头之间，但一开始我们面对她，好像又变回了小学生。我们想知道她的背景和私生活，想知道她为什么从来（据我们所知）没结过婚，想知道她晚上都做些什么，是不是会给自己做一个香草煎蛋卷，一边看最新一期《歌德研究动态》，一边来上一杯葡萄酒？伊丽莎白·芬奇会喝醉吗？也许只有世界天翻地覆的时候才会？看，人是多么容易陷入幻想甚至讽刺啊。
我认识她那些年，她一直在抽烟。而且，她抽起烟来，也和任何人都不一样。有些人吸烟，很显然是享受尼古丁带来的劲儿，有些人吸烟是因为憎恨自己，有些人吸烟是习惯动作，而有些人，让人讨厌，他们声称自己“每天只抽一两根”，就好像烟瘾尽在掌握似的。“一两根”到头来总是三四根甚至半包，这是所有吸烟者的一个谎言。伊芬却不一样，她从来不对吸烟这件事表态。她做的事情既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美化。她把她的香烟装在一个玳瑁盒子里，让我们只好玩“猜猜是哪个牌子”。她抽烟，但对抽烟无感。抽烟有意义吗？如果你胆敢向她这么发问，她不会找任何借口。是呀，她会说，她肯定有瘾；是呀，她知道不好，也反社会。但不，她不打算戒，也不会去算每天抽了多少根，这种事情在她关注的事项里排位很低。另外，这是我个人的推导，确切地说是我的猜想：这是因为她不怕死，而当今这个时代对生命有些估值过高，她对这个问题真的没什么兴趣，所以，你也不该太关心。
自然，她有偏头痛。
在我的心目中——那是我的记忆之眼，我唯一能看见她的地方，她就站在我们面前，异常安静。她不像那些演讲者，擅长调动脸部肌肉，散发魅力，让人分心，或表明个性。她从不挥动手臂，或手撑下巴作支颐状。她偶尔会放一张幻灯片，来阐述某个观点，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需要这么做。她用沉静和声音，操纵我们的注意力。她的声音平静清澈，几十年的烟熏嗓让它的质地更为丰富。她不是那种老师，只和从课堂笔记上抬起头看她的学生交流，像我说过的，她讲课是脱稿的，所有内容全在她脑子里，都已经深思熟虑过了。这也迫使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缩短了她和我们之间的距离。
她讲课都是书面语，句子结构完全合乎语法，说真的，你都能听出逗号、分号和句号。她开始说一个句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该在什么时候结束，怎样结束。不过，她讲课从来不是什么开口说话的书，无论写作还是通常交流，她用的都是同一套词库，但效果一点不古板，反而相当鲜活。她还喜欢偶尔插一句不同调性的短语，可能是自娱自乐，也可能是想让我们吃一惊吧。
比方说，有一周，她跟我们说起《金色传奇》，这是中世纪一本讲述灵验和殉道故事的合集，里面有眼花缭乱的奇迹传说和富有教诲意义的殉道事迹。她讲述的主题是关于圣厄休拉的。
“如果你们愿意，请将思绪穿越回400年，那时候基督教还没有在我们的海岸上建立起霸权。厄休拉是一位不列颠公主，基督徒国王诺特斯的女儿。她聪明、柔顺、虔诚、贞洁，这些都是这类公主的标配。此外，她还很美，这个修饰语问题更大。安格利亚国王的儿子埃瑟拉斯王子对她一见钟情，向她求婚。这让厄休拉的父亲左右为难，因为盎格鲁人不仅强大，而且还偶像崇拜，也就是信奉异教。”
“厄休拉是一位待价而沽的新娘，这样的情况以前以后都很常见，同时她还聪明、贞洁等等，还心智聪慧。她告诉父亲，若接受那位权贵之子的求婚，就要附加迫使对方将婚期延后的条件。所要求的宽限期为三年，这样厄休拉就可以去罗马朝圣，而这段时间，年轻的埃瑟拉斯也可以接受真正信仰的启蒙，然后接受洗礼。有人认为这可能会破坏婚约，但陷入热恋的埃瑟拉斯不这样认为。至于安格利亚国王的观点，没有被记录下来。”
“当厄休拉想要精神越轨的计划传出去后，一些志同道合的闺中少女，都聚拢到她身边。这里我们碰到了文本的一个关键。你们很多人会看到，有十一千[1]名处女陪伴在厄休拉身边；熟悉威尼斯的也许会想起卡帕乔描绘这个故事的系列组画。组织这样一个旅行团时，托马斯·库克先生[2]还没出生呢。我刚才说到的文本关键，就是字母M，当初抄写员写下它时，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M是指‘千’，还是‘殉道者’？我们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后一种更说得通。厄休拉加上另外十一位处女殉道者，正好十二人，这个数字也是耶稣使徒的数量。”
“尽管如此，让我们还是允许故事按照彩色宽银幕镜头的方式来展开吧，卡帕乔为这些技术的普及做出了很多贡献。十一千名处女从不列颠出发了。当她们到达科隆时，上帝的一位天使在厄休拉面前显身，给她带来了一条消息：日后当她离开罗马，踏上归途后，她和她的团队会再次经过科隆，在这里，她们将被加冕为殉道者。关于这个终局的消息很快在那十一千名处女中传开，她们坚定的心为之狂喜。与此同时，在不列颠，上帝无所不在的天使中，也有一名出现在埃瑟拉斯的面前，指示他去科隆会见未婚妻，在那里，他也将赢得殉道者的荣耀。”
“厄休拉每到一处，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尽管这些人总数是多少，没有被记录在案。在罗马，教皇本人也开始追随这位女主人，结果饱受非议，被逐出教会。与此同时，因为这次远征竟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两个卑鄙的罗马指挥官开始担心这会促进基督教的传播，于是就安排匈奴军队去屠杀这些返程的朝圣者。正好，有一支匈奴军队这时候正在围攻科隆。我们必须允许这种叙事上的巧合和天意，毕竟它不是19世纪的小说。当然了，要我说，19世纪其实也充满了巧合。”
“于是，厄休拉和她的庞大粉丝团抵达科隆，就是在那里，匈奴军队掉转他们的攻城武器，开始屠杀那十一千加人，让我们用一个哪怕在公元4世纪也是陈词滥调的说法来形容此事：‘羊入狼口。’”
伊丽莎白·芬奇顿了顿，环顾教室，说道：“我们该怎么来理解这个故事？”沉默过后，她给出了答案：“要我说就是，借警察之手自杀。”
从哪个方面来说，伊丽莎白·芬奇都不算公众人物。你在谷歌上搜索不到什么结果。如果要从专业角度来描述她，我会说，她是一个独立学者。这听起来像是委婉的说法，甚至是套话。但是，在知识被圈禁在学术界之前，曾经有过智商极高的男人和女人，私下里追求着他们自己的兴趣。当然，他们绝大部分都很有钱，有些人性子古怪，还有一些，可以证明就是疯子。但是钱让他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没有发表的压力，无须和同事争出高低，也不必取悦系领导。
我从来没有打听过伊丽莎白·芬奇的经济情况。我猜她有家底，或祖产。她在伦敦西区有套公寓，我从没去过；她好像过得很节省；我猜她安排教学时，会留出私人时间来从事独立的学术研究。她出过两本书：一本是《狂暴的女人》，是关于1890年到1910年间伦敦的女性无政府主义者的；另一本是《我们必要的神话》，是关于民族主义、宗教和家庭的。两本都是小书，现在都已绝版。在某些人看来，一位独立学者的书若无人问津，那这个人就是笑柄。他们不会认为，那些获得终身教职的草包和无趣之人其实更该闭嘴。
她的几个学生日后都功成名就。在一些关于中世纪历史和女性思想的著作中，她的研究得到了认可。但是不认识她的人还是不知道她。这听起来似乎不证自明。只不过在今天，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里，朋友和粉丝的含义已经与过去不同，打了折扣。很多人互相认识，但一点也不了解彼此，他们对这种面子上的点头之交已经心满意足。
你可能认为我比较老派（但我如何并不重要）。你可能认为伊丽莎白·芬奇也一样，甚至更老派一点。但如果真是这样，她也不是常规的老派，那种老派是上一代人的写照，他们的真理现在被证明苍白而干枯。我该怎么说呢？她研究的真理，不是前几代人的，而是前几个时代的，她让其他人已经抛弃的真理依然鲜活。我这么说，不是在说什么“她是个老派的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她在很多方面早已超越了她的时代。“不要被时间所蒙骗，”有一次她这样说，“不要把历史，尤其是思想史，想象成线性的。”她是高洁的、自足的、欧范的。写到这里，我停下笔，因为我脑海里听到了她曾在课堂上教导我们的：“记住，无论什么时候，看到一个小说中的人物——更不用说在传记和史书中出现的人物——被简单地归纳为三个形容词时，永远不要相信那样的叙述。”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遵循的法则。
全班同学未能免俗，很快就按危险有害、意图明确的常规方式，分裂成各种小团体和派系。有的是按课后选择的饮品来区分：啤酒，葡萄酒，啤酒和/或葡萄酒和/或装在瓶子里的任何其他饮品，果汁，什么都不喝。我所在的小团体会在啤酒和葡萄酒之间随意切换，这个小团体包括以下成员：尼尔（也就是本人），安娜（荷兰人，所以偶尔会被英国人的轻浮激怒），杰夫（内奸），琳达（情绪不稳，无论事关学习还是生活）和史蒂夫（还想上进的城市规划师）。无厘头的是，把我们联结起来的纽带是我们几乎对任何事情看法都不一致，除了有限的几样：什么政府上台都没用；上帝几乎肯定不存在；生活只是为了活着；包装俗艳的酒吧零食永远不会嫌多。在那个时代，课堂里还没有笔记本电脑，课堂外也没有社交媒体，新闻都来自报纸，知识都来自书本。这是一个更简单的时代，还是一个更乏味的时代？两者皆是，还是两者皆非？
“一神论，”伊丽莎白·芬奇说道，“一根筋，一夫一妻，千篇一律。这样打头的，都不是什么好词[3]。”她顿了顿。“姓名首字母交织图标，虚荣心的标志。单片眼镜，同上。单一作物，欧洲田园时代终结的前兆。我打算承认，单轨铁路是有益的。还有很多中性的科学术语，我也准备接受了。但一旦这个前缀牵涉人类事务……一言堂，它标志着一个封闭的、自欺欺人的国家。一体式比基尼，在词源上很滑稽，当作一件衣服也很滑稽。单一经营权，我指的可不是大富翁游戏，假以时日，它就成为灾难。单睾丸：值得同情，无须向往。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琳达，就是那个看上去老是病恹恹的人，她优雅地宣称她得的是“心病”，焦虑地问：“你为什么要反对一夫一妻制？大多数人不都想这样生活吗？这不正是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吗？”
“要对梦寐以求的事情保持警惕，”伊丽莎白·芬奇回答，“同样，还有一条普遍原则，要对大多数人渴望的东西保持警惕。”她停顿了一下，似笑非笑地看着琳达，借助她的提问，向全班人宣告，“强制性的一夫一妻制，就像在说强制性的幸福，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非强制性的一夫一妻制，貌似是可能的；浪漫的一夫一妻制，也许是让人向往的。但前者通常会倒退回强制性的一夫一妻制，而后者则容易变成执念，变得歇斯底里。到头来就成为偏执。我们始终要弄清楚，什么是相互的激情，什么是共有的偏执。”
我们都沉默了，听进去了。我们大多数人，在性和恋爱上的经验，也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平均水平：就是说，对上一代人而言，我们这方面的经验太过丰富，而在步步逼近的下一代看来，又少得可怜。我们还想知道，她的那些话，有多少是基于她的个人经验，但是，谁也不敢问。
琳达为了她的面子，还在死缠烂打：“那你是说都没啥奔头？”
“对此，富有幽默感的桑德海姆[4]是怎么说的呢？”伊丽莎白·芬奇真的半哼半唱起来，“‘一人没法过，两人太乏味，三人来组队，安全又和美。’这也是看待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当然了。”
“可你自己同意吗，还是你只是回避这个问题？”
“不，我只是给你备选方案。”
“那你的意思是，埃瑟拉斯去科隆是错的？”我们都知道，琳达对课程内容非常当回事，哪怕是关于中世纪宗教的。
“不，他没错。我们都追求我们觉得对自己最好的东西，哪怕那意味着我们的毁灭。有时候，尤其是它意味着毁灭的时候，更在追求。等到我们得到了，或没得到，通常都为时已晚。”
“你这样说可没多大帮助。”琳达暴躁地嘀咕。
“我不是受雇来帮助你的。”伊丽莎白·芬奇答道，语气强硬，但不含责备。“我是来协助你思考、讨论和梳理你自己的思想的。”她停顿了一下，“不过，既然你问起埃瑟拉斯，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处境。作为厄休拉的未婚夫，他接受了她提出的条件：她去罗马朝圣的时候，他会钻研基督教的文献，确信经文里的真理，并接受洗礼，皈依她的宗教。我们不知道，这样做会让他的父亲安格利亚国王，那位最臭名昭著的异教徒，有多生气。但不管怎样，一位上帝的天使出现在埃瑟拉斯面前，指点他去科隆跟厄休拉会合，他们将在那里一起光荣殉道。”
“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件事？在感情层面，我们可能认为，这或许就是浪漫爱情的一个极端而狂热的例子。换句话说，这个故事有瓦格纳的风格。而在神学层面，埃瑟拉斯的做法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粗鲁的插队行为。此外，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强制的禁欲对年轻男性的影响，以及，就这个故事而言，对年轻女性的影响。它会呈现为各种各样的变态行为。厄休拉和埃瑟拉斯都已经订婚三年了，就要在日耳曼人的剑前弯下脖子，将胸膛献给长矛和箭矢，在这之前，他们是否获许度过一个新婚之夜？我们不得不怀疑没有，因为事实上，夫妻间的快感会改变他们的信念。”
事后，在学生酒吧，我们当中有些人借着烈酒，开始直奔主题。
我学过表演；就这样遇到了第一任妻子乔安娜。我们都心怀稚嫩但坚定的乐观主义，至少在最初几年里。我得到了电视节目里的一些小角色，也做过配音；我们一起写剧本，也一起把它们扔进呼啸的寒风中。我们的保留节目还包括在游轮上表演双簧：段子、说唱、唱点歌跳点舞。我最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在一部长期播出的肥皂剧（不，并不出名）里，扮演一个有点邪恶的酒保。之后几年，时不时会有人过来搭讪：“知道吗？你看起来就像那个，叫什么来着……NW12？……里头那个酒保弗莱迪。”我从来不纠正他们，说那个剧其实叫SE15，我只是微笑着表示异议：“说来奇怪，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呢。”
找不到工作时，我去餐厅打工。也就是说，当个服务生。不过，我还是很有派头的，或者说，可以看上去很有派头，所以被提拔为前台。渐渐地，我不再无所事事，也不去演戏了。我认识了一些食品供应商，乔安娜和我决定住到乡下去。我开始种蘑菇，后来，又开始种植水培西红柿。我们的女儿汉娜，不再孩子气地傲称“我爸爸在电视上”，而是勇敢地将同一份气魄换成“我爸爸是种蘑菇的”。乔安娜在演戏上比我更成功，为了更有利于她的事业，她决定住到伦敦去，即使我不跟着一起去。所以就这样了，就是这样。是的，你仍旧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她，她经常出现在那什么……哦，该死。
当我告诉伊丽莎白·芬奇，我曾经是一个演员，她笑了。“啊，演戏，”她说，“这是虚构制造真实的完美例证。”说得我很高兴，说真的，感到受尊重。
伊芬，现在我们私下里都这样叫她，站在我们面前，一如往常，将手包放在桌子上，说道：“幸福这回事，差不多满意就行了。生活中唯一可以确定，甚至都不用怀疑的事情，就是不幸福。”然后她等我们接口。我们只能靠自己了。可谁敢先开口啊？
你会注意到，上面这段引文没有给出出处。她是故意的，这是一个有用的伎俩，可以帮助我们独立思考。如果她说明了出处，我们就会开始想，对那个被引用者，他的生平著作，我们了解多少。然后相应地表示敬意，或不恭。
我们开始了热烈的讨论，用依旧年轻的理想主义对抗老气横秋的怀疑主义，直到，至少在我们看来是如此，她选择透露引文出处。
“是歌德，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没希望比他活得更充实更有趣，这些话是他临终时候说的，那时他已经八十三岁了，他说他一生中只感受到了一刻钟的幸福。”她看着我们，眉毛没有动，这不是她会用的身体语言，但是我们感觉到她扬了扬隐喻的，甚至是道德的眉头。于是，作为她的学生，我们接收了这一讯息，开始讨论成为一个伟大的，或甚至没那么重磅的知识分子，是否注定会不幸福；人弥留之际发表这样的言论（在我们听来显然不够真实），是因为他们什么也不记得了，还是说他们对自己人生这么重要的方面如此轻描淡写，可以让他们死的时候少一点留恋之情。琳达总会毫无顾忌地说出我们其他人觉得幼稚甚至尴尬的看法，所以她对此发表意见说：
“那或许是因为歌德从来没有找对女人。”
如果是在另一个老师面前，我们可能会放心地窃笑了。但这是伊芬，尽管她自己思想很严谨，但她从来不看轻我们的想法和提议，不管它们多么微不足道，多么感情用事，多么无可救药地喜欢扯到自己身上。相反，她会把我们不足称道的琐碎思绪，转化成某种饶有趣味的东西。
“我们，无论课内课外，当然得考虑我们自己动荡生活里运气的成分。我们可以深交的人少得出奇。激情可能会大大误导我们。理性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的遗传基因可能会拖我们后腿。我们生活中之前经历过的事情也可能会。并非只有战场上的士兵后来会得创伤后应激障碍。看似正常的日常生活也往往会有这样不可避免的结局。”
听了这样的答复，琳达忍不住有些自得。
当然，我不能保证这些都是伊芬的原话。但我有一对善于捕捉声音的耳朵，在重现她说话的腔调时，我希望我的模仿没有夸张。在我的生命中，无论以前还是以后，可能都不会有人比她更吸引我了，我不仅关心她说了什么，也关心她是怎么说的。也许，除了我那两回刚结婚时候的热乎期，可是，接着，就应了伊芬的那句忠告：“激情可能会大大误导我们。”
她谈论起心灵生活来轻松自如，自然而然地将它纳入“文化与文明”这门课程，这让她在开学头几个礼拜成为被嘲笑的对象。男孩，哪怕已经三十岁，终究是男孩，还是一样会交头接耳，瞎起哄。
“猜怎么着，她的包掉下来，敞开了，里面有一本詹姆斯·邦德的小说。”
“我上礼拜看到她被一辆捷豹跑车接走了，开车的是个女人！”
“昨晚带老丽莎出去玩了，让她享受了一番。喝了几杯，先垫垫底，然后去了一家俱乐部，原来她会跳舞，跳得可性感了。接着回她家，她拿出她的私货，给我俩卷了几根大麻，然后……”这时大男孩脸上会掠过一丝坏笑，“然后嘛，不好意思，对不起，绅士是不会把这种事情说出来的。”你可以想象，还有别的更巴洛克式的版本，而绅士还真说出口了。
这类反应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不知该如何面对她的镇定自若，同时又惧怕她的权威。他们的幻想可能出于误解，但与此同时，伊丽莎白·芬奇身上也确实有一些活色生香的东西。如果不是真实外露的，也是潜在的。如果我让自己的思绪天马行空，那么我的脑海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出现一幅关于伊芬的画面，譬如，一列火车正穿过一片漆黑的风景，在头等软卧车厢里，她穿着丝绸睡衣站在窗前，掐灭最后一根烟，此时，软卧车厢上铺，有个神秘的、看不清面目的同伴，正在发出柔和的鼾声。火车外，一轮圆月下，她依稀看见法国葡萄园的斜坡，或意大利湖泊上朦胧的波光。
当然，这样的幻想与其说是在界定被幻想的对象，不如说是在界定那个幻想者自己。他们要么假定她有一个光鲜亮丽的过去，要么假定她有一个虚幻不实的现在，在这种虚幻中，她为自己实际拥有的生活寻求补偿；他们还进一步推定，她和其他人一样，某种程度上也欲求不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站在我们面前的伊丽莎白·芬奇已经是完成品，集合了她自己的成就、别人的造就和世界的赐予。这个世界不仅仅是当下的显现，也是历史的积淀。渐渐地，我们明白了，也抛开了笨拙的冥想，那只是一开始我们被她的独特所刺激而产生的反应，很多余。她似乎不费力气就把我们全给征服了。不，这并不确切，要比征服还深入。仅仅靠以身示范，她就迫使我们去寻觅自己内心世界的严谨。
琳达跑来征求我的意见。这种事情很少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不像是那种能给人忠告的类型。结果，她想从我这里得到的意见，原来是如何去向伊芬征求她的意见。我有意没跟她绕圈子，因为和琳达打交道，注定会情绪化。另外，我也觉得和伊芬套近乎不是什么好主意。她可能愿意在课堂上讨论歌德的爱情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她能够，或愿意，或甚至被学校允许，在课堂之外给学生提供建议。但我很快就意识到，琳达并不是真的想寻求我的建议，或者，说得更明白些，她想从我这里得到的建议，只是同意她已经决定的事情。有些人就是这样；也可能绝大多数人都这样。所以，为了让她感觉好一点，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认可了她的意图。
一两天后，我一个人坐在学生酒吧里，她现身坐在我对面。
“伊芬太好了，”琳达开口，已经热泪盈眶，“我跟她说了我的心病，她很能理解。她伸出手，放在离我这么近的地方，”琳达学着那样子，手掌朝下，放在桌上，“她告诉我，爱就是一切。爱是唯一重要的东西。”然后她，当然是琳达，开始痛哭流涕。
我不太擅长应付这种情形，所以我说：“我去给咱俩再来一杯吧。”
等我从吧台回来时，她已经走了。她留下的，只有桌子正中一个湿乎乎的掌印，那是她刚才模仿伊丽莎白·芬奇时，手放的位置。我坐在那里，开始琢磨琳达，这还是头一回。伊芬从来不会迎合她那些脱口而出的想法，这一点让我更加认真地琢磨起她来。琳达看着你时，眼神里总是有某种急切。急的是什么？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紧迫？不过，随着她的掌印消失不见，我对她的关切也消散了。
“一百零七年前，就在那一年的春天，一名伟大的画家正在等待死亡；不是马上，但也快了。他心里清楚，自从疾病进入终末阶段，他就知道自己死期将近。他已经只能坐在轮椅上了。三期梅毒展现出各种各样的惩罚形式，但他至少躲过了对画家而言最严厉的惩罚：失明。每天早上，他们都会给他带来一大束装在水晶花瓶里的鲜花。插花给他带来了欢乐。有些早晨，他只是看着它们，把它们想象成一幅画。感觉好一些的日子里，他会重新插花，然后作画。他画得很快，原因显而易见。”
“他在捕捉稍纵即逝的瞬间，留住鲜花凋谢前那一刻。我们剪切鲜花，让它们凋谢得更快；但通过作画，我们又让它们在被丢弃以后还能长久保存下来。在这一点上，艺术变成了现实，而原始的鲜花只是稍纵即逝且被遗忘的拟像。”
“我们可以想想，他当时在想什么。譬如说，那个古老的问题，后来被称为莫扎特困境：生活到底是美丽却悲伤的，还是悲伤但美丽的？或许他找到了可以绕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比如说：生活是美丽的，仅此而已。”
“另一方面，你们可能会谴责这类想象，它们既虚幻不实，又多愁善感。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注释
[1]十一千应译为一万一千，但为了呼应后文所说“千”（M）的双重涵义[M既可能指一千（Mille），也可能指殉道者（Martyr）]，这里权且按照英文表达方式译出。——本文注释均为译注，后同。
[2]托马斯·库克（1808—1892），英国旅行商，近代旅游业的先驱者，也是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托马斯·库克旅行社的创办者，被称为“近代旅游业之父”。
[3]这些词，包括后面的姓名首字母交织图标、单片眼镜、单一作物等等，在英语中都是以“mono”（意指“单”“一”）打头的词汇。
[4]斯蒂芬·桑德海姆（1930—2021），美国作曲作词家，后面这句歌词出自他作词作曲的《肩并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