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厘定

（一）治理理论兴起的原因

治理理论的流行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现实的不可治理性

治理理论源于市场和国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失效和失灵问题。市场的失效是指市场在限制垄断、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提高公共产品等方面存在内在局限。政府失灵的问题是指因政府机制的缺陷而引起的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无法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的情形，于是人们开始寻找“第三条道路”。治理理论的提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人们得以从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多个维度和层面解决政府和市场失灵问题。治理理论试图改变传统管理中唯一权力中心以及权力强制性运行方式，通过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使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联合行动，共同参与组织事务谋取各方共赢。

2.全球化

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体系，是一个以经济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融合过程，急剧改变着传统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面对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权力运行方式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反思传统的行政管理学理论，对科层模式弊端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从学术层面推动了治理理论的发展。

3.公民社会的崛起

治理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还政于民的过程。因此，没有高素质的公民、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治理。治理不仅需要公民具有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还需要公民拥有参与的权力，所有这些只有在公民社会才能实现。公民社会的崛起和第三部门力量的壮大，为治理理论的实施提供了现实基础。公民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和主要参与者是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利益集团，他们通过这些组织表达自己的诉求，影响社会决策。

（二）治理

“治理”一词在法国13世纪就阶段性地流行过，其本意长期与统治、政府、指导、指引通用。在17世纪和18世纪，治理是关于王权和议会权力平衡的讨论所涉及的重要内容，在王权实现过程中开始依靠一些新的原则，而从这些原则中诞生了民众权利和市民社会理念。

《现代汉语词典》中，“治理”有两种意思：一是统治，管理，如治理国家；二是处理、整修，如环境治理、污水治理等。治理的英文为“governance”，是由拉丁语“gubernare”演变而来的，意为驾驭，是指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务管理，强调掌舵而不是划桨。治理改变了韦伯的科层理论，标志着新公共管理的诞生。

英国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罗茨（Robert Rohodes）归纳六种不同的治理意义：①作为最小政府治理。行动上体现为政府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尝试用市场和准市场提供公共服务，重新界定公共管理的范围和形式。罗茨认为这种提法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②作为公司的治理，指监督和指导组织的体制，修改后可用于公共部门，对公共治理有一定的启发。③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是指用市场激励机制和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应用于公共服务，包括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管理主义指把私立部门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以结果为准绳，强调清晰的绩效和评估标准。新制度经济学把市场激励机制应用于公共服务中，通过竞争和消费者的选择，达到削减公共开支和公共服务部门的目的。④作为善治的治理，采用了世界银行对治理的定义。世界银行认为治理就是使用政治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善治成为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贷款政策的主导思想。⑤作为社会调控制度的治理。强调政策结果不是中央政府能单独决定的，需要与地方政府、志愿部门、私人部门互动制定政策和制度，成为互动式社会——政治管理的方式。⑥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网络中的组织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互相交换资金、信息、技术资源，形成的一种互相依存的链接关系，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协调方式，是市场和等级制的某种代替。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立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者以符号为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治理的过程在不同的层次上，都要关注怎样达成和解而不是增加冲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信任是最主要的现代治理过程的成分。除非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相信治理过程是公平和公正的，否则冲突而不是和解就是治理过程的结果。建立基本的可以依靠的信任关系是治理的基本过程。治理的过程就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冲突，加强组织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保证治理的结果是为了全体成员的利益，而不是部分组织参与者的利益。

因此，从本质上讲，治理就是权力的轨迹和怎样获得权力以及怎样平衡权力、分配权力和审查权力。这种新的管理模式涵盖所有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所欲呈现的是一套政策参与者都能接受的组织运作模式。

（三）大学治理

大学治理的概念假设大学拥有非常真实和广泛的权力决定自己资源的分配。大学独立控制自己的人事任命、晋升、身份，认同和奖励学术卓越者。还意味着大学在形式上能够处理好公共权力及其代表者以及大学本身之间的关系。

因此，大学治理是指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包括治理的结构和治理的过程两个方面。结构是一个合法的权力群体和权力关系，是治理发生的形式和安排。过程是关于治理的执行，或者是显性的或者是隐性的。美国大学的治理就是在美国社会制度环境中，用于保证大学组织向各利益相关者提供有效约束激励机制，以增加社会整体福利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为大学内外部的组织构架、关系以及其中的权利规则。

（四）共同治理

1.共同治理

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是大学共同治理的促进者和主要领导者，他们发起和制定了很多共同治理制度。为促进大学学术治理工作的不断发展，大学教授联合会专设了大学和学院治理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自1934年起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与美国学院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就建立了联合会议制度，以政治联盟的形式推动大学共同治理。

1966年，大学教授联合会颁布了共同治理的标志性文件《关于大学和学院政府的联合声明》（Statement on Govern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声明充分强调教师、校长、董事会之间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性，制定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组织原则和制度，保障教师参与学校重要政策和重大决策的民主权利。大学应建立大学系统、分校、学院以及系的学术评议会，作为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常设机构，创设大学教师、董事会、校长之间的长期协商机制，共同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声明阐述了两条共同治理原则：一是大学重大事项决策既需要首创能力，也需要全体人员的参与。二是大学各组成群体在决策中的权力地位有所不同。谁对具体事务负有首要责任，谁就最有发言权。进一步明确了董事会、校长和教师的权力和责任范围。不仅确认教师对教师招聘、学术项目、教学和研究项目、学生学习等学术事务负有首要责任，而且鼓励和支持教师参与大学使命、预算、行政领导遴选等重大事项的决策。1994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发表《关于教师治理与学术自由关系的声明》（State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of faculty Governance to Academic Freedom），论述了学术自由与共同治理的辩证关系，建议将共同治理与学术自由联系在一起，进一步促进共同治理理念制度化。2001年，大学教授联合会、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美国大学和学院治理理事会（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的声明中指出，董事会在管理捐赠、获得必要的资本和基金运作、人员政策等方面拥有最终决定权。在长期的校园建设规划，资源分配、短期内的各种优先事项中需要董事会、管理层和大学教师共同努力。除非出现例外情况，教师负责课程、学科内容、教学方法、科学研究。教师地位以及与教育过程有关的学生生活领域的最终评估和决定权属于董事会。

美国联邦教师高等教育项目和政策委员会（The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 and Policy Council of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制定了六条共同治理原则：一是教师和专业人员制定学术标准和课程。特别是那些直接参与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和专业人员应该在课程内容、学位和证书要求、教学标准、学生成绩标准、年级和所有的与学生学术项目进步相关的方面担任领导角色。为有效履行这些责任，教师和专业人员必须接近这些信息和资源。二是教师和专业人员要求学术自由。教师和专业人员必须能够在教学和研究的实践中进行独立的学术判断，行政管理人员不能进行干预，除非证明学术不具有竞争性或者有错误。强有力的终身教职系统是保护学术自由反对恐吓性和武断解雇的堡垒。除此之外保护言论自由应该扩展到所有的员工，以便保证公开、客观和具有创造性。三是教师和专业人员应该在学术人事和地位方面具有主要的决策权。他们在学术任命的面试和建议方面、终身教职和晋升、研究支持、学术休假、学术奖励和学术质量评价方面拥有主要的决策权。专业人员应该在他们面试和建议任命他们的职位、促进学术地位和晋升以及其他的专业奖励和专业质量考核方面拥有主要的决策权。行政管理人员应当很少否决这些决定，至少也应具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并采用书面的形式接受他们个体和集体的反馈。四是参与治理的范围应该扩展。一个功能良好的大学或学院必须保证所有的教师和所有的职员都能够参与大学的治理。采用合适的安排使他们的声音也能够被听到，在影响大学使命和运行的过程中给他们合适的权重。在预算、专责委员会、决策机构等影响他们工作的领域起主导角色，在招募校长和管理人员的委员会中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五是工会，代表大学和学术评议会都能在共同治理中担任角色。六是认证机构应该支持共同治理概念。

因此，大学共同治理就是特定的利益相关者，分配给特定的责任和权利，建立治理的结构和程序，促进高等教育机构内部人员和程序的互动，实现大学组织内的人力资源互相合作而达到目标和目的的一种方式。它通过组织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对话和讨论，共享权力，并对决策的结果负责。共享权力是共同治理的核心。大学治理强调参与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合作共享大学权力，但治理权力的分配和获得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博弈过程和履行谈判契约的过程。大学共同治理的核心就是怎样分配权力。大学共同治理中共享权力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第一种是把不同利益全体的代表纳入大学董事会。加州大学的学术评议会主席和副主席是大学董事，而且加州大学还有一名学生董事，这样就能充分照顾到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利益和诉求。第二是在大学内部设置各种机构，合理划分权责。大学除董事会之外还有学术评议会、咨询评议会、特别事务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有明确的分工并互相制约。

2.对共同治理的批判

共同治理存在两个假设：一是在现存治理制度安排下，大学不能对外界做出有效的反应；二是大学决策效率存在问题。

（1）复杂性

大学治理的艺术就是平衡互相竞争的不同部分，通过精细的权衡和细心的妥协，获得明智的报偿。这种复杂性随着大学成分的变化而更加复杂。董事会对大学外围的事务缺少直接的等级控制，模糊的机构边界创造了模糊不清的角色和责任。教师被批评为保护现状，决策缓慢，视野狭隘，并不关注大学事务。教师在停车场、薪水、办公和设备问题以及没有生产力的问题上喋喋不休。同时，共同治理在教师、职员和管理者之间造成了裂痕、政治操纵（Political Maneuvering）、两极化和对立的关系。大学和学院治理理事会认为，共同治理削弱了校长的领导权威，增加了管理者责任，分散了教师的责任，导致教师的决策缺乏效率和效益，使大学适应环境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在1966年的声明中勾画出教师治理的框架要求，但报告使用了更弱化的术语——共担责任和共同努力。报告没有描述教师治理的结构和他们的管辖领域，但是他们必须在各个层次共担责任。上述这些因素都导致共同治理变得更加复杂和更具挑战性。由于这些不足，一些学者认为该模式已经过时。

（2）价值和效率悖论

治理理论强调组织的重新定位、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的同时，放弃了唯一最佳方法和固定模式的追求，主张分权化、多中心、多方参与、多种水平以及多种治理结构并存，多种治理工具并用，将效率和价值看成是并行不悖的。但治理理论最终未能解决民主的双重困境等由来已久的问题，甚至也未能最终解决公共行政学中的效率和价值矛盾，反而有走向实用主义的可能。

（3）价值取向冲突

1966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在《大学和学院政府声明》（The Statement on Govern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中主要关注大学董事会对学术自由的不合理干涉，认为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已经到了共担责任和学术机构不同组成部分合作行动的阶段，应该促进大学结构建设性的合作和行动，对抗不合理入侵。坚持教师有权参与预算、分配资源、长期规划的制定、招聘校长的过程。这些问题与美国教育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和美国大学和学院治理理事会（The 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看法不同。1998年，美国大学和学院治理理事会发表了治理声明，提出了大学的最大责任都集中在董事会的观点。这种观点不同于1966年理事会与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美国教育委员会的联合声明，迅速在学术界引起广泛讨论。1999年，《高等教育纪实》（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出现了两篇重要的批判文章，第一篇是大学教授联合会主席詹姆斯·理查德森（James T.Richardson）2月份发表的《教师治理受到攻击》（Faculty Governance Under Attack），第二篇是凯瑞·尼尔森（Cary Nelson）写的《与教师的战争》（The War Against The Faculty），发表在四月份。二者对治理理事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这种观点会侵蚀教师在高等教育决策中的影响力。

在大学内部，董事会和教师对共同治理的合法性的看法也有很大差别。教师认为董事会在学术人员、学术项目上拥有有限的权力，教师们能够决定和批准这些项目。在谁应该教、教什么、怎么教等方面，教师希望拥有最终决定权。这种观念还包括教师成员需要很高程度的自治来做他们自己的学术专业工作。因为学术专业不仅需要自由地发表奇怪的或者不受欢迎的观点，而且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组织和决定研究工作或者日常工作的结构和过程，是专业人员的职责，而不是由政府领导、董事会、管理者制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绩效标准，决定什么是高质量的和什么不是高质量的教学和科研成果。

董事会认为这些观念很难理解，如学术项目存在明显重复，不断膨胀的通识教育要求，过度的自由探索问题，让那些具有商业经历的董事感觉很别扭。

（五）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一词英文为“stakeholders”，最初是指那些没有其支持组织就无法生存的群体，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货商、债权人和社会。大学作为非营利性组织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没有像企业那样严格意义上的股东，不能分配大学利润，没有人或群体单独行使大学的控制权，也没有任何一部分人对大学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大学的利益相关者是指凡是与大学发生利益关系的人或集团都可被视为大学利益相关者，狭义的利益相关者是那些与大学有着直接契约利益关系的人或集团，他们影响大学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被组织目标的实现所影响。在美国，任何大学的利益相关者都寻找影响大学的政策和规则路径。

大学利益相关者分为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外部利益相关者是指现存的大学治理之外的利益代表者。外部利益相关者能够使高等教育更加积极地对外部要求作出反应并进行变革。大学的内部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教师、学生及行政管理职员。如果我们以大学教授的利益最大化作为政策的目标，那么大学将逐步走向封闭，教授们各自为政，一盘散沙，大学将不是大学。我们也不能以学生利益最大化为决策依据，中世纪的大学不能持续发展就是一个历史教训。为避免大学权力被某一群体垄断，大学的决策必须在大学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寻求一种权力均衡，而且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大学现有人员的利益作为大学追求的目标。

1.学生

对于学生来讲，大学的角色最可以符号化的就是授予学位的权力，大学生的心灵应该得到培育和锻炼，从而能够面对最大、最持久的挑战。大学最基本的职能目前依然是培养社会所必须的有教养的高素质公民。因此，学生是大学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他们已经获得了参与大学从校园生活到大学校长遴选的各方面事务的决策权。目前，他们最关注的还是教育的成本和他们毕业后的就业问题。

2.教师

大学内另一个重要群体就是教师。他们的质量决定着一所大学的质量。从学术界的观点来看，任何大学都是一切由教师并为了教师的一切（run by the faculty，for the faculty）而治理。教师在美国大学的学术事务中承担重要角色，特别是在院系这个层次，教师几乎参与了所有学术事务的决策以及非学术事务咨询建议权。尽管董事会和校长拥有学术决策的最终决定权，但这种否决权很少使用。他们经常按照教授们的建议和意见进行管理和决策。但历史上很少有教师参与到涉及高等教育战略规划的决策。

3.大学职员

大学的运转需要大量的专业化勤奋的职员。他们的岗位涉及会计、接待员（Receptionist）、投资官、门岗、程序员、护士等等。如果没有大学职员的支持，大学将停止运转。大学职员认为自己是大学巨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工作时间长而辛苦，甚至有时候还不被认可和尊重。

4.董事会

从法律上来讲，尽管美国大学董事会会授权给大学校长和教师，让他们就大学事务履行各自的职能，但是美国大学所有财产和人事权归属于外行的董事会。公立大学董事会成员要么被州长任命，要么在具有很强烈的政治性的公共选举中产生。董事通常制定大学政策，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保护大学利益。但公立大学董事往往把自己看作立法者或州长，而不是大学利益的受托人，导致大学董事会受政治影响较为严重。

5.地方社区

大学为地方社区提供了很高的生活质量、文化环境和经济稳定性，支持中小学教育，提供文化机会，创造一个令人愉快的统一社区。早期大学与媒体之间建立了互相信任和互相尊重的关系。他们分享类似的价值观念。媒体理解大学的重要性，接受大学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并经常获得公众的支持。但由于大学拥有大量的免税财产，或者因停车、人群和学生行为不可避免地与地方社区产生冲突，有时候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压力。

目前地方社区关注的是高等教育成本、学生的不合适行为、跨院系的体育运动。更为重要的是，大学与其他公立部门在公共政策的优先权中受到了侵蚀，健康看护、福利、义务教育甚至是监狱系统都比高等教育获得的资助多。这说明地方社区对公立大学的支持在降低。

6.政府

由于美国属于联邦制，宪法把教育归属于地方政府管理。尽管美国也存在联邦教育部，但大学受联邦政府干预较少，州和地方政府对大学的影响比联邦政府要大。不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他们主要通过提供资源，颁布适用于大学的法律来施加影响。

（1）州政府

一般情况下，州政府对公立高等教育拥有普遍治理权力和不被联邦宪法或者州宪法否决的所有权力，包括规划、运行、规则和资助的权力。州政府拥有对州内的公立教育机构的立法权，州政府利用这些规制权力监管本州的公立高等教育。如绩效拨款，通过一系列的定量指标，衡量高校的绩效，要求大学提供学生的学分数、教师工作时间、毕业率等相关数据，据此拨款，保证大学满足公共利益。

州政府通过两种方式对高等教育机构和项目进行监管。一是法人或者特许状（Charter），由州政府颁发。一些州通过州宪法，授予大学享有宪法上的自治权，享有宪法自治权的州与州政府、立法机构、州法院处于同一权力层次，被称为州的第四部门。另外一些州用普通法对所有的非盈利法人进行规范，还有一些州则通过针对慈善机构的法律对高等教育进行规范，还有一些州主要对教育机构颁布相关法律制度。二是许可（Licensure）。许可是一个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教育要求，一般会提及提供教育的条件、授予学位或者学院的名字。并不是所有州都要求有政府颁发的执照。一般情况下，认证机构的认证就能够免除所有的或大部分州的政府许可要求。如果想接受联邦政府资助，州政府必须建立一个州中等后教育规划委员会（Stat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Planning Commission）和教育专员（The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作为接受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资助的管理部门，负责对接受资助的高校及其项目的批准和管理。

（2）联邦政府

联邦政府拥有宪法授予的花费权力（Spending Power），管理所有联邦资助的教育项目。这种权力没有给予联邦政府制定公立高等教育规则的权力，但授权联邦政府通过建立资助目的和资助条件来影响高等教育。历史上的《莫雷尔法案》《退伍军人法案》以及佩尔奖学金等大大推动了美国公立大学的发展。实际上，大学的很多方面都受到联邦政府的影响，从职业安全到健康风险控制，从会计要求到校园暴力报告。联邦政府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大学的各个角落。因此，大学被迫建立庞大的机构与联邦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联邦教育办公室和退伍军人管理局（The Veterans Administration）是联邦政府建立的高等教育资助机构，负责联邦政府对大学研究拨款、学生贷款以及奖学金的资助。在2002年，联邦拨款已经达到700亿美元。大学的很多研究设施从联邦政府研究拨款的经费中得到改善和提升，而且联邦政府的资助可以不断提高大学的知名度，减少知名学者的教学工作量，提升教师薪水，增加对研究生的资助和招生。联邦法院还通过执行规则权威，解决社会关注的问题，如制定《平等雇佣机会法》（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和《私人部门劳工关系法案》（Private Sector Labor Relations），影响高等教育。

国会通过《联邦公开会议法》（Open Meeting Laws）和《自由信息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Laws），要求大学所有的文件、校长遴选、重要会议都必须公开，以保证信息的自由获取。这些法案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董事会私下讨论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影响到大学正常运行。

7.专业协会

专业协会是共同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他们组建行业协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宣传自己的主张，以便影响大学治理政策。专业协会包括各种学术专业组织、教师组织、行政管理人员组织、董事会理事会以及各种大学和专业认证组织。

（1）认证组织

亚瑟·本特利（Arthur Bentley）在《政府过程》中指出：在美国，无论何时，当公民与政府行为发生联系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是组成一个团体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非政府的认证机构也是一个大学的利益相关者。认证机构的存在不能直接来源于公法，如联邦和州政府，而是建立在普通法基础上的自愿联合会（Voluntary Associations）或私人联合会（Private Associations）和州的公司法，他们制定公司或联合会的条款，并遵守这些规则和法律。认证机构通过公众和私人对认证结果的信任，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公法，按照制定的条款、法律和规章进行制裁。除此之外，他们还受到州法律和联邦法律的限制，以及法院权威的限制。

认证机构没有统一的认证目的和功能。一些认证机构是对高校进行整体认证，另一些认证机构对部分院系进行认证，还有一些对具体的研究项目进行认证。

首先，全美有六个自愿性区域认证协会负责对本地区高校学位授予权进行认证，通过认证的大学将被授予颁发学位的资格。区域认证协会是由会员单位缴纳会费，对认证进行收费的方式维持组织的运行。认证名义上采取的是“自愿”认证，但是每一所高校都必须参加认证，然后才能成为协会会员。地区认证协会一般会设立一个高等教育委员会和中等教育委员会以及少量的工作人员，负责协会日常运行和认证的组织和管理工作。认证协会通常从本地区已经获得认证的高校或者外部高校选择认证的专家，组成特别委员会对高校进行认证。认证通常涉及高校目标和使命，课程，项目内容和学位要求，教学标准，学生招生的标准和管理，教师的组成，师生比，解雇补偿金、终身教授、请假、养老金和其他的雇佣条件，保护教师在教学和写作方面的表达自由，设施特别是图书馆和学生学习资源的设施，充足的资金，组织的治理安排等方面。认证专家除了阅读高校按照上述标准提交的自评报告，还进驻学校进行2—4天的实地考察访问，根据学校报告和实地考察结果对认证高校做出是否给予认证或重新认证的结果。地区内的高校一般每经过5年就会进行重新认证，以便督促高校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及时淘汰那些不合格的高校。新建高校的认证对高校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不能通过认证，将会大大限制新建高校的发展机会。

评估的标准因协会和具体认证学校的情况不同而不同。认证协会允许高校邀请协会的管理者和教师进行专业指导，通过评价他们的自述报告，对所在学校的弱点和优点进行评价，以便顺利通过认证。

其次，认证机构的第二层次包括40个专业认证协会。如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美国化学协会（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美国心理学会（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医学会（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他们对大学部分院系或者项目进行认证，制定和执行专业教育标准。

三是认证工作还具有一定的专业监督的性质。联邦政府在1952年开始依靠认证机构的认证结果，决定是否对大学进行资助。联邦政府依靠认证机构确认大学和项目是否符合联邦资助的条件。州政府同样要求院校和机构在接受资助之前先在州内获得合法资格，作为同意高校和项目获得各种许可证的规章要求。在有的州，还需要依靠认证机构决定高校是否符合州政府资助的资格。州董事会也依靠认证机构对学院或者项目颁发专业或职业资格证书。

州政府在很多情况下依赖联邦政府对认证机构的确认和监督，出版具有认证资格的协会指导名单，以便确认和保护他们的认证协会作为法人的合法地位。认证机构需要州政府对一个院系的合法性和学位授予权进行确认，这是认证的前提条件。

（2）其他专业协会

一些正在成长的院校因美国州立大学和赠地学院联合会并未很好地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成立了美国州立学院和大学联合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在有关联邦学生资助项目的冲突中，私立院校感到需要有自己的声音而建立了美国独立学院和大学联合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 and University）。教师也不例外，在教师工会化运动广泛开展时，长期代表教师的利益集团如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和美国联邦教师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美国教育协会（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联合起来，教师们不是把自己当作教师而是当作学科成员建立自己的组织，但就是这些起初在每所学校中设有一间办公室和一名秘书的团体，也很快赶赴华盛顿成立专业的秘书机构发展与政府的关系。事实上校园中的每个管理角色在华盛顿都有相应的专业组织及其设立的办事处，办事处人员掌握政府机构动向以便事先安排其成员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