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炼石补天：杂志的编辑、出版与发行

清末女报的群起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那个维新变革时代的珍贵写照。本节将在这一背景下，结合史料勾勒杂志主编的生平、著述与思想，并简述杂志的编辑、出版和发行的情况。

（一）创刊的背景

《中国新女界杂志》由燕斌等人创办于1907年的日本东京。其间专制王朝倾覆、排满革命风起云涌，学生群起留洋、社会风气瞬息万变，各种宣介新思想的报刊和社会组织纷纷成立，有学者赞道，“1907年确可谓中国女报的黄金时代，其异彩纷呈令人惊叹！”

相较于以前的王朝，清代妇女的地位及其生活尤其卑下扭曲，在甲午战败以后，改变妇女命运以促进民族整体强盛的呼声日益强烈。陈东原在其1928年出版的著作《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指明：

 

宗法社会中有一最特殊而最不平等的观念，便是妇人非“子”。子是滋生长养之意，是男子的专称，是能够传宗接代的。妇人不过伏于人罢了；人就是第三者，是他人，所以妇人是伏于他人的；夫人是扶助他人的，自己没有独立性。……由于这种观念，所以女子无人格，只能依男子而成人格，所谓“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

 

“妇者伏也”，妇女非但是第二性的，简直是无人格的。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女子无才便是德”即是如此。于是，中国妇女自古以来就承受着男人纳妾、贞操和缠足等非人的束缚，而且这种束缚到了有清一代，积弊日深。

因此，中国的女权运动从一开始就和国族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彻底警示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意识到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男子且不保”，妇女哪可凭依？女性和男性一道奋起，不但可以使二万万女性同胞成长为“新国民”，更可以推动全体四万万同胞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新妇女运动肇始于甲午战争的战败。于国家倾覆、民族衰亡之际，鼓吹妇女运动，希望救国家民族于水火，这才是20世纪初女界革命思潮兴起的根本原因。

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发其先声的报刊宣传则往往集中在东京和上海两座城市。原因在于，一方面，这是两个国家对外开放的最大口岸，西方思想密集传布，现代报纸、杂志林立，各种新兴思潮暗流涌动；另一方面，东京和上海是20世纪初期中国留洋学生的集散地，人们组织起许多排满革命或者女权革新的机构和组织。

实际上，1906年在杂志出版的前夕，中国留日学生已经达到8000名左右。在这期间，女界书刊、报纸和社团组织群起。笔者经过尽可能的统计发现，从1898年由康同薇等人主笔的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至1907年《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办这10年间，各地陆续出版的女子报纸、期刊有18种之多，其中在东京和上海创刊的最多，各有6种，北京、广州、番禺等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各有若干（见表1-1）。

资料来源：张静庐著《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华书局，1957；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谈社英著《中国妇女运动通史》，妇女共鸣社，1936；沈智著《辛亥革命前后的女子报刊》，中华书局，1983，第2020～2021页。

这些报刊当中颇有些开风气之先，影响以及海内外者。1898年，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的主办方是由康有为和梁启超支持的中国女学会，主笔为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以及梁夫人李蕙仙等。1899年，16岁的陈撷芬创办《女报》（后易名为《女学报》）并在日本加入横滨“三合会”; 1903年，金天翮的《女界钟》出版；1904年，丁初我创办《女子世界》，希望借此伸张女权、普及女学；秋瑾在日本发起成立了天足会、共爱会，1905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 1907年又出版《神州女报》; 1906年，李元组织了“留日女学生会”，燕斌、唐群英任书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翌年燕斌等创办了《中国新女界杂志》。

（二）主编燕斌其人其事

《中国新女界杂志》的主编、发行人兼主笔燕斌原籍河南，生于1870年。燕斌创立杂志时37岁（虚岁39），她去日本留学刚三年。关于她的生平故事，现存资料不多，不过就她自述可知，她也许出身官宦家庭，幼年随父在桂林长大，自小接受良好教育。燕斌还自述了一件她十几岁上学时发生的小事：“十余岁时同窗课读，每披阅史鉴，同慨人事之不平。读大家《女诫》，尤窃相议之，以为女子亦人类，何卑弱乃尔。或谬乎？以质惇德公，每遭呵责，谓小女子竟诽谤古人，遂不敢明言。然他年提倡学说，扶植女权，为女同胞谋幸福之心，自此已盘结于脑际矣。”改良积俗、还权于女性，这样的志向和抱负深藏在燕斌心中凡20年，终于在其成为杂志主笔时一抒胸襟。

1895年，25岁的燕斌离开桂林。那个时代的女性在这样的年纪远行，多数是婚后与丈夫的迁居。具体的故事已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燕斌在去日本留学之前，曾经在北京跟随京师女学卫生医院院长廖太夫人邱彬忻学医。邱彬忻在1904年于北京宣武门外珠朝街寓所开办京师女学卫生医院，1906年组织成立中国妇人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红十字会性质的近代女性救济团体，其宗旨是“凡属公益之举、急难之事，本会当力谋所以扶助救济之道。隐然以赤十字之苦心，为进化合群爱护同胞之表现”，当时影响很大。中国妇人会在北京设总会，在天津设立北洋分会，在上海设立南洋分会，1907年由燕斌在日本组织东瀛分会。

1905年，燕斌35岁，在并不年轻的情况下，她远赴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同仁医院学习医学。事实上，这是日本同仁会在1906年2月于早稻田大学开设的东京同仁医药学校，其办学主旨是“为清国留学生之将来，愿充医师、军医、药剂官、药剂师，教授医学以期速成”。开始只招收中国留学生，自1908年夏开始增招日本学生，并修订“学校规则”为：“本校直接的事业是医学教育，但其精神却是以协助母会推进东亚的文明为己任……定能协助我帝国的发展。”实际上，这所学校已经由一个向中国传播医学知识和教育的民间机构，逐渐转变为一个协助日军对外扩张侵略的医疗团体。

当然，燕斌等留日学生也借此机会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留日女学生会”，以普及女权、振兴民族。据燕斌自述，这一组织成立的宗旨是“终愿共牺牲个人之私利，尽力致死务，为我女同胞除奴隶之徽号。革散沙之性质，以购取最尊严壮丽无上之位置，勿使至廿世纪之中，尤不入世界优胜民族之列也”。为了将自由平等还给中国女性，推动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会员们可以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燕斌在《中国新女界杂志》中多以“炼石”为笔名，此处有深意。“炼石”一词出于女娲炼石补天这一中国妇孺皆知的古代神话传说，《淮南子·览冥训》中写道：“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从中可以解读出燕斌自许的几个特点：女性；创造新世界；女性主导；危难之时拯救世界、化育万物。这些不正是在民族危难、女权沦丧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女性、一份杂志最可以期冀的吗？

除“炼石”以外，燕斌在杂志中应该还使用了另一个笔名“娲魂”。原因在于“娲魂”与“炼石”的所指相同。两个笔名同时出现在六期杂志之中；文章笔风和内容相似，比如“炼石”著有《补天斋丛话二则》《美国女界之势力》，“娲魂”则写有《补天石卷》《欧美之女子教育》等。从表1-2可以看出，燕斌各期发表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女性学说的阐发；（2）国外女界状况介绍；（3）留日女学界近况；（4）医学科普；（5）诗文。作为主编和主笔的燕斌，应该说发布了杂志最重要的研究议题和女性学说，在这些文章中引领了杂志的主题和方向。她发表的文章数量多、篇幅长，多篇连载，凭借杂志发行量的扩大，在中日女界和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杂志的编辑、出版与发行

晚清女报集中出版，刊名的重复率也很高。如前所示，刊名无非《女报》《女学报》《神州女报》《中国女报》《女子世界》等，与之相似的还有金天翮出版的名著《女界钟》。典型的“如《女学报》《女报》都有三次以上的使用机会”，其希望戮力建立的“女界”“只有通过‘女界革命’才能实现，兴女学、争女权正是‘革命’实现的两个基本途径。……因此，‘女子世界’最简单的定义，也可以指谓女权伸张、女学普及的国家”。

虽然目标相似，但每个刊物的出发点和实现目标的途径迥异。《中国新女界杂志》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是“女界黑暗，则虽男界开明，亦只得谓为半开化国；而况女界黑暗者，其男界必无独能开明之理”。在这样一个半开化的国度里，女性徒有“形质”而无国民之精神，所以“有民等于无民”。一半之国民如此，当然有碍国运进步和国家强盛。怎么办呢？效仿西方和日本为女子开设新教育，培养新道德，开发新思想，养成新国民精神，如此这般才能造就新国民，并最终建成“新女界”。这既是燕斌本人的女权主义理路，同时也是《中国新女界杂志》一以贯之的办刊思路。

刊名既然定了，《中国新女界杂志》于1907年2月5日正式出版发行。第一期的封底注明：“全年十二册”，是为月刊；零售每册二角五分，邮资一分，以零售价和邮资比来，杂志卖得颇不便宜；广告一期半页六元，一页十元，“惠登广告以皆半页起算，刻费先惠、长期酌减”，杂志一开始就有经营的理念，但从所出几期看来，广告寥寥、效果不彰；编辑兼发行人为“炼石女士”燕斌，两个名字在此并列，足见燕斌对振兴女权的果决；发行所在地为日本东京市牛込区马场下町廿番地；印刷所在地为日本东京市神田区中猿乐町四番地。发行和印刷场地多变，可见出版这本杂志不容易，也更见燕斌等人建设中国新女界的决心和毅力。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此翻开这薄薄的一页封底，杂志主办者的殷殷之心好似依然可见。百年前中国女性推动女界革命和国族强盛的努力和抗争，值得钦佩。

杂志发行以来，销售情况看起来很不错。出第二期时封底注明了中、日两国代售所的地址和名称，方便读者订阅交流。日本东京有6家固定的代售所，中国国内的代售所分布在12省，共19家，应该是杂志创刊后的一个很大的成绩，也是对杂志的编辑和作者很大的鼓励。到第三期时，国内的代售所已经增加至18省的26家（见表1-3）。在一个前现代的没落王朝，能够拥有如此的发展速度，说明杂志思想深刻、立意高远且切中了时代的脉搏，同时也表明在那样一个背景下，落后的中国确实如饥似渴，国人需要从这些海外的信息中汲取营养，推动男女平等，振兴衰亡中的国家和民族。第四期《本社特别广告》特别说明“本社杂志自经炼石女士燕斌创办以来，颇蒙海内外学界欢迎，销路之广已及五千余册”,这在当时真是一个相当令人惊叹的销量了。

1907年年底，新加坡《中兴日报》有统计显示，《中国新女界杂志》共发行10000份，远多于同期著名的《复报》《天义报》等，仅次于《民报》的12000份（见图1-2）。1905年创刊于东京的《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先后由黄兴、宋教仁和章太炎等主持，是当时一个著名的大型月刊，也是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而柳亚子主持的《复报》1904年创刊，取“光复中华”之意，进行反清宣传，在当时也颇具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广泛影响。这充分说明杂志的思想新锐，有崭新而深刻的内容；同时，其文白兼容的文体适合传播，男女皆宜；更为重要的是，它切中了社会思潮的要害，普及了男女平权的学说，振奋了国族复兴的精神，为全体国民重铸了一个崭新的“女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