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女国民：民族危亡下的国族叙事

革命是这个时代的主题，而女界革命是这一时代潮流中最美的一朵浪花。国家富强、民族兴亡，好似女权论述中逃不过的责任、义务，成为女报论述普遍性的基调。这一节将主要谈一谈杂志的核心“女子国民”问题。此外，本节将以杂志具体文章为指涉，揭示在中西/中日转译过程中作者主动加入的国族叙事。

（一）在民族革命中改造女界

清季民初，民智渐开，时人对于废除缠足和纳妾，鼓吹女学女教这些老调子没有以前那么热心了。一方面，随着国门打开，西洋文化风俗进来，以及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介，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这些事情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这些外在的行为，而认识到只有从政治制度上进行革命，女界才能从本质上焕然一新。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少早期的女权革命者加入了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希望通过“排满革命”来实现女权革命。但囿于中国的合法政府仍然是清政府，所以诸多的论调无法阐明。因此杂志中反复阐述的“女国民”“论女教”“国民母”等作为显性叙事，其隐形书写则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国家革命。许慧绮就此论述道：

 

清末新女性的意识，与妇女解放的思想，起源于时人的民族危机感及对富国强兵的诉求，革命被视为妇女不应自外的重要志业。当时多数革命知识分子，无论男女，强调的是女性不同于以往的职责，女国民、女豪杰之类的思想笼罩当时社会。相较之下，诉诸反强权、打倒三从等激烈手段的言论，在反满政治革命的口号高过一切的清末阶段，时机尚未成熟。处身革命的新女性们，在情势引导下，以认同国家为先。

 

因此，清末的女子革命在内在运动和外在环境的双重挤压下，出现了改造身体—女子教育—精神重塑—建立革命运动组织—政治制度重建的系列发展理路。诸多的革命志士和思想先驱走在时代的前列，通过创办报刊、成立社团组织，扩大宣传、形成团体、汇聚力量，逐渐推动形成女权运动与排满革命、反殖民抗争相结合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创办，就是蕴含在这样的思潮之中。

民族革命的思潮具体反映在女界，一时间激起了不同阶段、不同知识群体的反应。首先是“女祸论”或者说“罪女论”，称愚昧孱弱的中国女性应该对国家的落后负责任。张之洞认为，中国两万万妇女因为缠足而“废为闲民谬民”，“不能直立，不任负载，不利走趋，所作之工，五不当一”；胡彬则在《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中呼吁，“夫二万万女子，居国民全数之半者，殆残疾无用，愚陋无知，焉能尽国民之责任，尽国家义务乎？”

把国家衰弱的现实推诿给身体“残疾”、缺乏教育的女性，一方面反映了男权对社会思想的宰制，另一方面许多女性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说明了时人对改变女性从而改变中国的迫切心情。这些国族观念和女权思想的厘清仍有待理论家和实践者的反复探索。许多人自然地去援引西方的理论，燕斌却不以为然：“从来发明学说，与医生下药一样，病症不同，自然药味也不同。……如尽以欧美的学说，抄袭来用，是不能切题的。所以必定要自己去发明才好。”怎么发明呢？仍是要集中在“女子国民”四个字。

（二）女子国民与国族主义宏大叙事

燕斌在《中国新女界杂志》第一期就特别强调，“本社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国民’四个大字。本社创办杂志的宗旨，虽有五条。其实也只是这四个大字”。第二期开篇即有文章《女界与国家之关系》，其中说道：“积人而成家，积家而成国。……人者何？男女两界而已。无男而仅女，无女而仅男，皆不成其为国。”燕斌办刊一开始就意识到，在这样的时代中，女性以及女子教育、女性解放都与国家的改革、民族的命运血脉相连。女性强则国家强，女性黑暗则国家黑暗。所以在杂志的“五大主义”中，无论是新学说、新文明、新道德还是新社会等，都是为了培育女性成为新国民。

“女国民”成为当时的一股热潮，人们对此真是到了为之歌颂的地步。1904年，丁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即发表《女国民歌》一首：“壮壮壮，同胞姊妹气概都显昂。光复旧物如反掌，莫笑吾辈狂。胡尘必扫荡，大唱男降女不降。”其中巾帼英雄豪气漫天的气概，于今也可以感受到。《中国新女界杂志》第五期署名雌剑者也作《女国民》歌八首，其中写道：“风风风，大地文明，气运渡亚东。独立精神旭日红，自由潮流涌。女权世界重，公立平等天下雄。……砥柱作神州，鼓吹国魂让我俦。……暮气弥大千，祖国前途担我肩。”较之《女子世界》，其立场相对温和，着重点明“文明”“独立”“自由”“女权”“平等”“国魂”“祖国”等新词，希望以西方之新思想推动女权之独立自由，“鼓吹国魂”，从而开创祖国之未来前途。

可实际上，西学东渐带来的这些新观念，当时的读者甚至作者都不甚明白其中深意。就好似当初中国着力引进的自由、民主观念，根据林毓生的分析，人们“主要不是为了自由，也不是为了民主。因为他们并不很明了自由与民主深切与复杂的内涵和问题；从他们的教育背景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希望引进自由与民主的观念，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以使中国国富兵强，这样可以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自由民主知识是他们认为的富国强兵的手段”。诚如其所言，在国家危亡、民族困顿的时代，宣传者们把妇女解放当作国家富强的手段，而所有的学说和译介，都经过了现代性和国族论述相结合的意义再造。

杂志中的许多文章特别是西方女杰的传记，多翻译自日文著作，并经作者有意地改造重述。如表1-4所示，在9篇女杰传记中，前6篇都来自日本众议院议员根本正（1851～1933）于1906年出版的《欧米女子立身传》，第7篇来自中内义一的《惹安达克》，后两篇来自《世界古今名妇鉴》。这些日文著作原本多表现这些女杰的“贤妻良母”和“仁惠慈善”形象，但经杂志转译为中文以后，这些特点被删除或削弱，代之而立的是“国家文明之原素，视女子教育之发达如何”，女杰们奋斗目标的是“牺牲一己之生涯，为国民谋幸福”这样的国族论述。杂志成功地将原有人物及其故事进行国族主义改造，使每个女杰都成为爱国主义的行动者。

对于燕斌来说，效法欧美女界新风改造中国女界，其意义不像西方一般是建立在个体的自由独立之上，而是国家主义或者集体主义的。改造女界新道德有许多好处，“第一件是女子的新道德，若果然发达了，便可以与男子同具有国民的资格，尽一分国民的义务，国家便可实在得着女国民的益处了”。“从前女界的位置，是与国家毫无关系的。”而“担任国民义务，必先富于爱国思想”。第二件是有了新道德，“一般的人格都高尚起来，就家庭上说，便成了幸福家庭；就社会上看，便成了文明社会”。“对于丈夫，以平等的待遇，交相敬爱”，“可以同做事业，互相辅助”,“那家庭的快乐，是莫可言喻了”。再造新女界的意义一是为国家尽义务，二是为家庭谋幸福，偏偏遗漏了女性自己。看似援引西方的理论和事例，实则说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心声。这样的意义再造，既是因应革命潮流和西洋文化的有意改变，同时也是另一种变形的无意识的男权思想在女权叙事中的隐形书写。

（三）国家/个人：女权叙事的中西转述

国族宏大叙事和个体权利的伸张，是《中国新女界杂志》所代表的晚清女权言说与西洋学说最大的分野。所以当燕斌把“女子国民”四个字大写的时候，事实上“女子”二字相比较而言被小写了。因此，李又宁说道：

 

晚清提倡新妇女的言论和活动是爱国救民运动中的一部分。改造妇女主要是为了兴国强民，并不是纯粹基于天赋男女平等权利的信仰。“权利”原是一个西方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中，是不存在的。……大概而言，欧美女权运动的理论根据，从十九世纪以至今天，是天赋男女平等权利的观念，妇女争取自由和平等，不一定是为了救国救民，而是为了她们自身的利益。与欧美女权运动比较，近代中国的妇女思想和活动，在出发点上，有这个基本的不同。

 

所以，无论是留学日本、成立“留日女学生会”，还是创办《中国新女界杂志》，燕斌等人的最终目标并没有着眼于女性个体，而将之放置在国家民族叙事的时代浪潮之下去进行考察。正所谓“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女性奋起的目的是争得与男性一般的地位，获得为国家履行义务的身份和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晚清的女权叙事，从来都是把女性个体放在“二万万女国民”当中做整体考察，希望她们可以真正成为“四万万国民”当中合格的一员；而女权运动及其宣传本身也并非孤立的，恰好是百年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中的一条支流。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当中，不少女性奋起组织社会团体、经营报刊，从各自不同的角度阐释和宣传女权思想和理念。比如秋瑾加入光复会，1907年创办《中国女报》，用一种“汉侠儿女”的豪迈进行了民族主义式的女权思想实践；何震1907年在东京组织女子复权会，并与丈夫刘师培一道创办《天义报》，用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理念践行了她特殊的“女界革命”；我们故事的主角燕斌也于1907年创办《中国新女界杂志》，以典型的国族叙事鼓吹了“女子国民”的改造，构建了一个国家主义的“女子世界”乌托邦（见表1-5）。

由晚清最推崇女性的文人学者所构想的“女子世界”，其根基明显与西方女权运动不同。欧美妇女的要求平等权，是根据天赋人权理论，为自身利益而抗争；诞生于中华大地的“女子世界”理想，昭示着中国妇女的自由与独立只能从属于救国事业。

回望百年中国历史和中国妇女运动史，我们会发现存在一个巨大的悖论：国家主义的女权运动及其宣传机制最终的目的不是解放妇女，而是使国家复兴；但百年后的历史恰好说明，国家的复兴确实从事实上解放了女性。可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妇女身上的枷锁消失了，但国家主义历史实践所带来的对人类整体的束缚一仍其旧；国族宏大叙事带来的对地域、阶层、职业、个体等微观层面的压抑，过去一百年了，还依然如故。历史正逐渐把国人推入另一个时代场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