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兴女学：女子教育的国家制度化

甲午战争和鸦片战争战败，古老中国的大门由此打开。与之一起开放的，还有尘封千年的中国女子教育。无论是从女子个人的解放、改造家庭、改良种族、与欧美看齐，还是富强国家的国家主义观念，都呼唤女子教育在民间的普遍开展及其在国家制度层面的合法化。

（一）制度化：从教会、民间以至国家的女子学堂

晚清中国兴办女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教会办学；民间办学；国家颁布女学章程，形成制度。

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中国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被迫开放广州、宁波、上海等口岸，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被打开。与之相随的，是教会学校的开办和女子教育的开展。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爱尔德赛（Miss Aldersay）在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宁波女塾，这是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开始。1868年，《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签订，其中规定中美双方可以互设学堂，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这进一步为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女学，以及派遣女学生赴美提供了依据。

一时间传教士所办之教会女学在全国铺设开来，规模也逐步扩大。当时比较著名的女校有：185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吉励莎（Eliza Jane Bridgman）在上海所办的裨文女校；1851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琼斯女士在上海虹口创办的文纪女校；1854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创办的福州女书院；1864年，裨吉励莎在北京创办的贝满女学等。至1877年，在华传教士共开办女子寄宿学校38所，学生777人，其中，隶属于美国教会的有24所，学生464人；女子日校（非寄宿）82所，学生1307人，其中美国传教士所办的有57所，学生957人。1879年，仅江南一带就有教会女学213所，学生2791人。到1902年，教会学校，不管是隶属于天主教还是新教，共招收了4000～5000名女学生。虽然教会女学的中心课程仍然是学习《圣经》，但各地掀起了兴办女学的风潮。

教会女学的扩大，刺激了国内民间女学的蓬勃发展，也开创了中国女性留学的先河。1905年，湖南省派20名女学生赴日接受速成师范教育；奉天农工商务局总办熊希龄与日本实践女学校缔约，每年派15名女学生去读师范；1907年，江苏举行留学生考试，考取的3名女生，被送往美国留学。据燕斌的记载，“我们中国女士，留学日本东京，在各学校肄业者，据最近的调查，已经知道的，不满一百人。其余在校外预备的尚多”。这种持续的中外人员的交换和教育交流，逐渐在民间积聚为一股很大的力量，影响到清王朝的上层建筑及其制度设计。桑兵在《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曾指出：

 

清季新式教育，经历了洋务、维新和新政三个发展阶段，到1905年，由于正式废除科举制，旧学书院作为封建教育正统形式的地位根本动摇，新式学堂一枝独秀，成为举国关注的一个热点。数以万计的“洋”学堂和数以百计的“洋”学生，出现在都市城镇，甚至穷乡僻壤，对社会产生有力撞击，强制性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结构，引起剧烈的社会震动。

 

教育改造人群，人群改变社会。教会女学带来的现代女学教育新风，影响了清末中国女学教育的大环境。大环境的改变倒逼当时的中国政府进行女子教育的制度化改革。

1903年，清政府制定“癸卯学制”，其中规定“家庭教育包括女学”，这说明虽然女性仍只能接受家庭教育，但清政府已经开始把女子教育提上国家议程。学制的颁布推进了兴学热潮的发展，推动了女子教育的进步。1904年，慈禧太后同意在中南海创设女学，学习中、西文。1906年初，慈禧太后“面谕学部，实兴女学”，此举无疑进一步推动了女学的大力发展。最终，在《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办的1907年，国家制度化的女子教育改革正式拉开序幕：1907年3月8日，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6条和《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对女子师范及女子小学堂在办学宗旨、入学年龄、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培养目标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和要求，标志着中国女子学校教育在学制上得到了合法地位”。从此以后，女子教育成为中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鼓吹教育：女子教育之表率及宣传

《中国新女界杂志》反复申述的“本报五大主义”之一就是“提倡道德，鼓吹教育”。其他的几个主义，无论是新学说、新文明，还是开创新社会、表彰女界楷模，都需要从女子教育去发力。燕斌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中国女界以全地球上八分之一之人口，不能独立于社会，其原因有二端焉：一曰无教育故；二曰无团体故。无教育则无智识；无团体则无公义。无怪乎茫茫数千年如奴隶如散沙，极人生之苦趣，虽有英才无以自拔，以至于今日也。”“故论女子之时代其与国家之密接关系者，就普通论之，当以教育为急。”

从表1-6的统计可以看出，关于女子教育的文章在《中国新女界杂志》全部六期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这些文章广泛涉及留日女子教育近况、欧美女子教育发展、中国女子教育启蒙、女学理论、女学社会调研、中国女学最新情况以及与女子相关的“实学”等方方面面，为中国女性留学日本提供了很多有效的信息，也为中国女子教育体制的改善和女学理论的进步贡献良多。女学相关之摄影往往被放在杂志卷首，其中女性英姿勃发，开时代新女性之新风，堪为一代女性之表率，给人以直观的影响和冲击。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人们的教育意识普遍匮乏；但杂志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尤为强调女子教育之重要性。“为中国筹自强之策，莫不曰非与教育不可。……昌言教育而不揣其本，岂不殆哉！其本惟何？曰女子是揣本者，何曰兴女学。是女学之有关于国家的盛衰，自古已然。……女子与国家实有密切之关系。欲强国家，焉得不兴女学？”女子是“国民之母”，女子教育的发展关乎国家的兴衰。因此，杂志申言，当前教育的根本就在于女子教育。

（三）“支那女学生部”：中日女子教育新风

那么，女子教育如何开展呢？杂志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具体说明。首先是以“成女学校支那女学生部”为例，对在日本的中国女留学生教育做了详细的介绍。当时中国女学生到日本后没有完善的预备学校，只能在校外先学习日语，“日久无所成”。有的就学习音乐、手工，草草便回国了。为了给留日女学生提供一个更完善的学校和课程，湖北的匡一（字群观）联系日本成女学校特别开设“支那女学生部”。该处有中国义务教授3人、义务翻译4人，这样就省下不少费用，而且给新来的学生提供了很多便利。尤其是对身处异国他乡且当时仍有“男女之防”的女学生而言，这样配备教授和日文翻译的学校，无疑免除了许多后顾之忧。

支那女学生部共开设五科：普通科、寻常师范科、高等师范科、师范速成科和技艺师范科。修业年限为普通科两年半，寻常师范科和高等师范科3年，师范速成科1年，技艺师范科2年。在入学年龄上，普通科是14～20岁，师范科是20～30岁。师范速成科的开班人数为10～30人，学费3元，教授费一年36元，住宿费、伙食费及杂费一年156元。不同条件和不同需求的学生，都可以在此得到自己想要的教育。但似乎有些不完美的是，无论是教授汉学还是日文用的都是中国教员。学费不高、年限自由、有中文教授和日文翻译，以及留日女学同人的帮助，于是赴日留学的女生日益增多，女子教育一点点发展起来。

其次，杂志及时刊出清政府学部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介绍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女子教育制度改革。章程设定的最高宗旨是培育女子的“德操、知识技能和身体发育”。女子初等小学堂的入学年龄是7～10岁，高等小学堂的入学年龄是11～14岁，基本等同于现在的小学和初中。女子小学堂须与男子分开，设立之前须经地方批准并指导，另交省属机关备案。初等小学堂有5门必修课：修身、国文、算术、女红、体操，2门选修课：音乐、图画；高等小学堂有必修课9门：修身、国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女红、体操，选修课1门：音乐。

其课程设置现代与传统杂糅，于今看来颇为有趣，在当时是一大进步。比如其专门指出要废缠足：“女子缠足最为残害肢体，有乖体育之道，各学堂务一律禁除，立矫弊习。”修身课主要是培养女子的道德：“其要旨在涵养女子德性，使知高其品位，固其志操。……授以孝弟、慈爱、端敬、贞淑、信实、勤俭诸美德。”格致则是物理、化学、地理、生物等课程的总和：“使知天然物质及自然形象之大略，……授以植物、矿物及自然形象，……使知重要植物动物之名称、形状、效用及发育之大要，更进授物理化学。”女红也有意思：“使习熟通常衣类之缝法、裁法，……各种手艺一起裨补家计，……兼授编织、组丝囊盒、刺绣、造花灯各项手艺，……并教以各种物类之保存法、洗涤法、染彩法等项。”这些课程沿袭中国优秀的传统，同时师法西方科学，此外还兼顾女子今后的家庭生活和职业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

最后，杂志还介绍了从事女子教育研究和女子职业教育的一些情况，可见当时女子教育已经成为一股静默却影响深远的社会潜流。吕碧城创办的女子教育会“以联络同研究女子教育，期于女性之发达为宗旨”，具有研究、调查、编译和建设等功能。吕碧城在天津等地还办有卓有成效的女子学校。

在另一个调研当中，杂志同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百年前已规模化的职业教育案例：广仁堂女工厂“有生徒三百人，规模宏阔。有讲堂一所，不过授以日用杂字为辅助教育。其目的则注意手工为女界谋生计。该工厂共分四科：1．织布；2．织手巾；3．织西式栏杆；4．绣花，皆颇精美。该厂办事人皆系女子，办理颇为合法。该厂之影响及于经济界者正未可量也”。沿海的开放城市中，女子教育已经逐渐普及，从随父兄学习到自己独立补习，从富裕家庭以至于工厂女工，都可以有一定的途径学习文化知识和手工技艺。将文化教养和“实学”技艺结合起来，是当时女学实践和女学理论摸索出来的一条特殊而光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