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室町和织丰武士作战备战的生活

室町时代既是武士全面夺取公家贵族的政治权力和土地财富的时代，还是武士内部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和土地财富的时代，因此，从室町幕府建立至德川家康统一天下的200多年，成为日本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军事混战时代。200多年的战乱，武士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战斗者的用武之地，从而走向其发展的鼎盛时代。室町武士一生都处于战争状态，他们的生活处处体现出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身份特征——武勇 （尚武精神）与武技 （武艺），反映武士 “驱使于矢石之间，出入于生死之门”的生活方式。

（一）日常生活军事化

室町和织丰时代的260余年，战争如同家常便饭，难得有片刻的安宁，武士始终以战场为人生舞台，作战、备战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

武士生活的军事化，首先是住所军事化。“中世武士的宅邸，由沟和崛环绕，象征着其支配地位，宅邸附近有马场和靶场。”　“15世纪中叶，作为根据地的 ‘城’，向作为军事要塞的 ‘城郭’转化。”[27]为了应对此起彼伏的武装冲突，平安、镰仓时代以来的武士馆，遍布全国各地，数量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全、规模越来越大。公家势力的大本营——京都，除将军外，守护大名 （特别是 “在京守护”）因为需要往返于 “领国”和 “京都”，在京都和领国都建有武士馆，供自己和家臣团居住。地方的中心城镇，有守护大名坚固的军事城堡。农村乡镇，地方实力派国人武士的 “武士馆”星罗棋布。当然，武士馆最重要的设施还是箭楼、武器库、家臣武士的值勤室、马厩以及军事训练场所等。

战国大名的军事城堡规模更大，也更为坚固。这些城堡大多依山而建，城内有高高的塔楼，城外筑有坚固的围墙，围墙上建有火枪射击孔。在城墙四周，还有人工挖掘的城壕或天然的壕沟护卫。战国大名领国内的武士开始离开农村和自己的领地，被集中安置在城堡里。最坚固而又富有代表性的两个军事城堡：一是织田信长1576年在近江国安土山修筑的大本营—— “安土城”，安土城的修建历时三年，城内分本丸、二丸，其宏伟的七层 “天守阁”是织田信长的居城。安土城能有效防御火器的攻城力量，开创了日本军事史上的新篇章，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标志。二是丰臣秀吉1583年在大阪修筑的大本营 “大阪城”，城墙用巨石固垒，周围区域达13公里，筑有两条护城河围绕城市，并因其拥有48座堡垒而著称于世。战国时代后期，特别是织丰时代，能有效防御枪炮攻击的新型军事城堡，有如雨后春笋。而且，建造这种军事性城堡的热潮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著名的还有姬路、金泽、和歌山、高知、江户、广岛、冈山、甲府、伏见、仙台、熊本、彦根、米泽静冈、名古屋等。

“应仁之乱”后，日本进入战争更为频繁的战国时代，群雄割据，相互攻伐，全国都卷入战乱的漩涡之中。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并对武士进行集中的军事训练，战国大名开始强行将属下武士从世代居住的本领地移居于自己的城下町。越前的大名朝仓敏景 （1428—1481年）1479年作 《朝仓敏景十七条》，其第15条规定：　“除当家垒馆 （指越前一乘谷之城郭）之外，不可在国中建筑城郭，禄高之家臣，悉迁于一乘谷，其乡其村只置代官下司。”[28]武士开始从农村移居到大名的城下町，成为可以随意挪动的 “钵植武士”。

室町幕府和织丰时代的武士子弟生于战乱、长于战乱、死于战乱，与镰仓时代的武士子弟相比，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亲眼目睹父辈杀戮与被杀戮的惨烈命运，亲身感受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存逻辑。无论是社会的熏陶，还是家庭的关爱，更多的就是在战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人生道路，就是崇尚武勇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理想价值。他们从少年时代起所接受的社会化教育，以战争教育为基本内容；所接受的生存技能训练，就是战场上的杀戮技能，如骑术、射术、刀术、剑术、柔术、排兵布阵以及火器射击，等等。当然，也包括武士特有的自杀方式——切腹。家庭作为社会化教育的基地，父母作为武士子弟的启蒙教师，对其子弟所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告诫这些未来的武士，既然身为武士，就得精通弓术、骑术、刀术、剑术等杀戮技能。独特的成长经历和生存教育、生存训练，使室町时代的武士子弟很早就养成了足以影响他们一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成年后的战争生涯，又进一步锤炼了他们少年时期形成的好斗性格和好战天性。

战国武将在成长过程中，除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外，还要经历一定程序，即 “元服”和与之相伴随的 “初阵”。

（二）兵器的变革——从冷兵器到火器

在争战不休的室町和织丰时代，武士的所有武具、武艺一一登台亮相，有所谓 “武艺四门”（弓术、火枪术、剑术、马术）、“武艺十四事”（即射、骑、棒、刀、拔刀、击剑、长刀、镰、枪、步枪、石火矢、火矢、捕缚、拳）、“武艺十八般”（指弓术、马术、枪术、剑术、泳术、拔刀术、短刀术、十手术——即捕吏的捕缚术、撒手剑、含针术、长刀术、炮术、捕手术、柔术、棒术、锁镰术、暗器术、隐形术），[29]这些武艺都是武士军事训练的必修课，特别是 “武艺四门”。

战国大名将武士从农村迁移到自己的军事城堡之中，集中进行更大规模和更为复杂的军事训练，例如火枪部队的齐射战术训练。织田信长率先采用梯队轮流射击战术，发挥火枪的战斗力。毋庸置疑，骑兵和步兵的军事技能均非一日之功，非经长期训练，不能熟练掌握、运用自如。骑兵与步兵的协同作战，更是需要经常操练。此外，自镰仓幕府时代以来，切腹已成为武士自杀的基本方式，因此，室町武士必修的训练科目中，都包含有切腹一项。

关于室町武士的兵器，“弓直到战国时代一直是合战的主力兵器”[30]。当时战斗中的负伤率，80%左右的受伤者是弓伤，[31]可以视为弓作为主要兵器的佐证。

枪也成为武士战斗行为的象征，在战斗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谓枪，即在长柄前端镶上剑形枪尖或矛头的穿刺性武器，初见于1334年的 《南部文书》。随着镰仓末期骑射战向徒步刀枪战的演变而正式被使用，应仁之乱前后广泛普及。”[32]“在南北朝时代及以后的室町时代，我国的兵器除增加了枪外，武器种类与从前没有大的差别。……由于枪队的有效运用而决定战斗命运的情形也很多。到室町时代中期以降，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部队，枪日益成了主兵器，一番枪的功名还成了武士的理想。”[33]枪由古代的矛演变而来，按其长度又分为 “枪”和 “长柄”二类，枪为二间半——4. 45米，长柄为三间半——5. 45米，柄大多以坚硬的植物——血槠为材料。如果按照日本的长度单位1间＝1. 818米计算，那么，三间半的实际长度应为6. 363米。“长柄主要是足轻使用，并且是采取集团战，使用长柄足轻集团化最出色的当数织田信长，1553年4月织田信长与斋藤道三在尾张的正德寺会面时，有500支三间半长柄随行。”[34]　“一番乘”　（最先骑马冲入敌阵）、　“一番刀”　（最先持刀杀入敌阵）、“一番枪”的名称，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主要兵器。即使是以骑兵战著称的武田兵团中，也组建有枪队。[35]1543年，西方的火枪（洋枪）传入日本，并且很快在战争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威力，迅速成为最主要的兵器。

武器装备、战争形式和战争规模等因素的变化，新兵种也相继产生。除骑兵外，出现了专门的步兵枪队，16世纪中叶出现了以西方火枪为兵器的步兵火枪队，步兵继骑兵之后成为主要兵种。此外，还有专门的后勤部队。“镰仓、室町时代，每个武者带有从者，携带粮草参加战斗；战国时代以降，大名集中储存武器、弹药和粮草，以备战争需要，出现了驮子的辎重队。武力向中央集中。通过所谓兵农分离，武士集中于城下町，向农民收缴武器。”[36]骑兵、步兵既协同作战，又各有所重。一般来说，各战国大名均以足轻步兵为攻城战的主力部队，以骑兵作为山岳平原地带的作战主力。

（三）物头、组头制和寄亲、寄子制

在军事组织方面，随着武士团内部血缘关系日见淡薄和总领制的瓦解，镰仓时代户主 （总领）率领一族臣事主君的组织形式，被物头、组头制和拟血缘的寄亲、寄子制取代。家臣武士在物头、组头之下按所用兵器编组，一个组就是一个基层战斗组织。组是基层的军事组织单位，首长为 “组头”，隶属于上一级军事组织 “军奉行”。在组的内部关系中，组头既是军事长官，又是寄亲，组员为寄子。家臣被编成称做 “奉行”、“组头”、“寄亲”、　“寄子”的军事组织，用虚拟的家族制度加强隶属关系，通过人为的 “义父”、“义子”制度，命令家臣隶属于主君。以上级家臣武士为寄亲、下级家臣武士为寄子，寄亲是大名手下的行政官吏和军事组织的指挥官，对寄子具有绝对权威，寄子隶属和服从寄亲。一般家臣“寄子”大多是中下级行政官吏和军事指挥官，平时管理乡村，战时统率“郎党”、“仲间”、“小者”和足轻从军出阵，构成军团组织的骨干力量。

战国大名的家臣团大同小异。以织田信长的家臣团为例，其家臣团在织田信长之下分为四部分：（1）连枝众；（2）部将→与力；（3）旗本＝马回众、小姓众；（4）吏僚＝奉行众、秘书等。[37]所谓连枝众，即织田信长的兄弟、儿子、叔父、甥、从兄弟以及织田信长的远亲；所谓部将，通常是表示职掌或地位、身份的名称，也属于称为连枝的织田信长的亲族；部将与旗本相比是大身，具有统率一部队、守备一城的军事力量；与力是附属于部将的小身部将。织田信长在尾张地方的家臣，通常以尾张在地领主的长子为马回众，二子以下为小姓众。在1558—1570年间，织田信长从 “马回众”中选拔 “黑母衣众”，从小姓众中选拔 “红母衣众”，这是一种名誉职，身份上依然是旗本。吏僚在战场上并不活跃，处理一般政务。随着织田信长版图的扩大，1573年其家臣团开始发展为军团，首先组建的是织田信长的长男信忠军团。到织田信长晚年，共编成五个方面军，此时织田信长家臣团的编成图式为：织田信长下辖六个部分：　（1）信忠，包括部将→与力，旗本＝马回众、小姓众，吏僚；　（2）连枝众；（3）部将＝方面军司令官、游击军司令官→与力；（4）旗本＝旗本部将、马回众、小姓众；　（5）吏僚＝奉行众、秘书等；　（6）外样众。[38]方面军司令官指挥超过1万人以上的大军，可以单独对战国大名开战，在织田信长的家臣中地位最高。游击军是比方面军兵力弱的军团，不能单独对付一个方面的强敌，其作用主要是随机应变协助方面军。

战国大名家臣团的平时职制主要有：要职 （如宿老、家老、中老等）、诸奉行、地方官吏等。战时的职制则非常严密，有总大将、副大将、先锋大将·军大将、武者大将、侍大将、足轻大将·足轻头、旗大将·旗奉行、长柄大将·枪奉行、弓大将、火枪大将和军师、军目付、军使等。

（四）军事训练

室町和织丰时代，武士的军事训练主要是剑术、枪术、弓术、骑术和射击术等武技。

战国时代前，武士最喜爱的骑射训练和娱乐项目大概当数 “犬追物”，从而使 “犬追物”形成特有的固定范式。据武士生活研究会编著的《图说近世武士生活史入门事典》介绍，代表性的 “犬追物”规则是：（1）工作人员：2名内外检见 （相当于裁判），2骑换唤 （吆唤），1名掌签者 （抽签决定出场顺序），3名射手奉行，3名马场奉行，1名记录员（记录射手名字和成绩），1名放犬者等。（2）竞技者：射手36骑，按12骑一组分为三组，每组又再分为三小队。　（3）犬：150匹。　（4）竞技场设置：马场面积70杖 （1杖约二三米，70杖约159米），外围以竹垣等材料围成圆圈为界，中心部位是一个半径1杖的放犬小圆圈，向外是一个半径7杖的圆圈，即射手射犬的场地。　“犬追物”盛行于室町时代前期，“应仁之乱”后的战国时代，仪礼化的 “犬追物”因失去实用性而趋于废绝。取而代之的是 “鹰狩”（猎鹰）、“鹿狩”　（猎鹿），由于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喜爱及提倡，　“鹰狩”突然之间呈现出盛极一时的景象。当然，战国武士也依然非常重视弓马骑射的训练。

还需注意的是，一方面战国时代的军事训练，已经越来越多地由“一骑打”的个体训练转向集团战术的群体协作训练；另一方面是从骑射战转向火枪战的军事训练。武士被集中在战国大名的城下町，在战国大名的统一指挥下进行各兵种 （如弓足轻、枪足轻、铳足轻）的军事训练。

（五）交战方式的变革——集团战、突袭战、火枪战

战争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朝时期的战场从平坦地转移到险峻的山岳地带，山城等的城郭战和游击战盛行……从一骑讨骑射战主体的战斗转向以集团徒步刀枪战为主体的战斗。”[39]特别是在 “应仁之乱以降的合战中，战斗从个人的格斗转向集团的战斗；从腕力战转向头脑战、智能战；从展示个人的武勇转向发挥集团威力的战斗”[40]。战争样式逐渐从传统的弓矢战转向新式的火枪战，1561年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在信浓八幡原的一骑打，只是一骑打的收官战。

1575年的长篠城决战，织田信长的新式鸟铳枪队一举击溃以骑兵战著称的武田军 （战国时代最精锐的骑兵军团），开创了日本战争史上的新篇章。从此之后，重装盔甲的骑兵战术，让位于身着甲胄、手持弓、矛和鸟铳枪的足轻组成的集团性轻装战术，火器成为战争中的决定性武器，集团战术取代骑兵一骑单打战术。从前那种两军交战时，主将站在己方军队前沿，自报大名，大声讲述显赫家世和战功，为炫耀武功吸引众人目光的奇特服装，往往是敌方枪炮第一轮攻击的首要目标而被淘汰。从前，武士在战争中甚至会刻意展露娴熟的骑术和精湛的箭术、刀术等，追求个人英雄主义，不少武士还会因战争中留下的伤痕而骄傲，并以此作为勇猛过人、武功超群的象征。现在，战争越来越讲求实效和功利，源义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袭战法成为普遍的战术方法。

织田信长的基本战术包括两种：一是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除桶狭间战役之外）；二是 “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攻击战”[41]。“武田军团的基本战法是骑兵的闪电战和步兵的攻城战。”[42]充分发挥骑兵的机动性，频频对敌发动 “闪电战”。

战争样式虽然从一骑打转为集团战，但是临战之际向神佛祈求 “武运长久”的传统却丝毫未变。从平安时代中后期开始，各武士团首领在出征之际都要举行出征仪式，有的在府邸举行，有的在寺社前举行。核心内容是向神佛诉说进行战争的原因和正义性，祈求神佛保佑武运长久、战争胜利。为了得到神佛护佑，还向寺社寄进土地、甲胄、刀剑、马等物品。[43]名将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等都非常虔诚，不敢怠慢神佛。

（六）血腥、残暴的战争规则

在战争如同家常便饭的室町战国时代，武家社会非人性的战争规则也发展到了极致。

先说说 “杀”。一是出征前的 “军中血祭”。《保元物语》、《源平盛衰记》中关于以敌首、战俘之首祭祀 “军神”的所谓 “血祭”，在室町和织丰时代已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程序，各武士集团均有出征时在军营中斩杀战俘以祭军神的习俗。对此，日本学者笹间良彦的 《图说日本战阵作法事典》一书也有专门介绍。稻垣史生则在 《战国武家事典》中，通过前田利家在大阪冬阵出阵前所进行的 “出阵血祭”[44]，解说所谓 “出阵血祭”。“军神通常是须佐雄神、健雷雄神、日本武尊、神功皇后、田村麻吕的五柱的军神。到镰仓时代大多以八幡宫作为军神而祭祀。此外，还有祭祀不动明王、大威德明神、摩利支天、弁财天、千手观音、鬼子母神的。”[45]

二是割取战败者的首级作为战功的证据，即战场上的 “杀人竞赛”。武士是战斗者，“以夺取战场上的胜利为第一要义”，通过战场上的军功获取战利品——权力、财富和武名。武士之所以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争夺战场上第一个、第二个杀入敌阵的 “一番骑”、　“一番枪”、　“一番刀”、“二番骑”、“二番枪”、“二番刀”和率先取敌首级的 “一番首”、“二番首”，根源就在于这是极大的战功，能获取极大的战利品。随着割取战败者的首级成为战功和战利品的铁证，于是，源赖义、源义家父子以战败者的首级作为战功证据的杀人竞赛，也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疯狂程度。在武士的装备中，还有专门用以装首级的所谓 “首级袋”。

由于首级直接关系到武士的战利品和武名，以致有的武士为了凭借敌方将士的首级获得恩赏，不惜偷盗或强抢同伴在战场上拼着性命割取的战败者的首级，对此，笹间良彦也有专门论述和相应的插图。每次战斗都要验证首级 （即所谓的 “首实检”）。如在 《川中岛合战图屏风》中，上杉谦信在善光寺的 “首实检”。验证首级有专人负责登记，并且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在 《长久手合战图屏风》中，就有德川家康的家臣成濑正成和池田元助正在割取战败者首级的场面。而在 《关原合战图屏风》中，既可以看到福岛正则率军追杀西军兵士和割取首级，松仓重政和从者运送17颗西军将士的首级，也有德川军登记首级、记录战功的画面。关原古战场留下的 “首实检”再现图里，德川家康还亲自进行 “首实检”。

在杀人竞赛中，武士还滥杀无辜民众。战国大名虽然明令禁止残害民众，但是民众还是常常成为武士进行杀人竞赛的对象。笹间良彦在 《图说日本战阵作法事典》一书中，还附有武士在战争中滥杀无辜民众的插图。

为了让在杀人竞赛中犯下杀生罪的武士进入 “往生之路”，南北朝合战中还出现了许多随军僧侣即阵僧。阵僧既是随军僧侣，为武士超度，让以 “杀生为业”、　“罪孽深重”的武士安心进入 “往生之路”；又是随军军医，在战场上为武士疗伤治病。

再看看 “烧”和 “抢”。攻打敌营、敌城时，担心附近村落、街面房舍有所谓邪魔，或是成为敌方防御据点，因此，为了免除后顾之忧，敌对双方在战争中往往要将这些村落和街头房舍、铺面统统烧毁，或是摧毁。其实，这也是武士在战争中的传统的战术手段，早在10世纪的 “将门之乱”时便有了 “焦土战术”。11世纪30年代的 “平忠常之乱”后，上总国的公田由2万余町锐减至18町，就是焦土战的结果。侵入敌方领地后，又破坏敌方领地的生产机能，力争让敌方农田颗粒无收，使敌方补给困难，难以形成有效的反击。但是，也给当地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因此，织田信长在战争中总是尽量避免在自己的领地上战斗。

武士在侵入敌方领地后的另一重要行动，就是大肆掠夺当地民众。或是到当地农民的农田为自己补充粮食，或是到逃难民众的家中抢夺财物，逃难者埋藏在地下的粮食也被这些入侵者掘地三尺挖了出来。来不及逃难躲藏的民众，一一成为武士公开抢劫的对象。

胜利者一方的武士在侵入敌方领地后，还有一桩最乐此不疲的活动，那就是强抢民女、奸淫妇女。在 《大阪夏阵图屏风》中，便有德川军士兵一边追捕败走逃命的西军将士，一边围捕妇女、强抢民女的画面。

（七）独具特色的军旗和家纹

在 “战争如同家常便饭”的室町和织丰时代，对战功的认定，不仅要验证首级，还要验证军旗以确认所属各参战的武士集团。于是，武家社会特有的 “军旗”和 “家纹”进入全面发展的时代。其实，附有家纹的军旗早在镰仓时代中期就已出现，《蒙古来袭绘卷》已有记载。

军旗不仅是阵营、军营的标志，而且是武士集团、武士家族的标志，大大小小的战国大名及其属下将领都有自己特有的军旗。大名的旗，或是旗长一丈八尺，旗杆长二丈；或是旗长一丈七尺二分，旗杆长一丈九尺。军旗上附有作为一族象征的家纹，以及一族的其他标志。战国大名属下的将领，也有绘着自己一族 （战斗集团）家纹的旗帜。在战场上，战国大名及其属下将领举着军旗投入战斗。在 《蒙古来袭绘词》、《川中岛合战图屏风》、《长篠合战图屏风》、《长久手合战图屏风》和 《关原之战合战图屏风》等日本的 “合战绘卷”、“合战图屏风”中，都可以看到蔚为壮观而又难以计数的军旗。在战场上，一看军旗便可以轻而易举地区分敌我双方的阵营。主帅可以通过军旗知悉参战的属下部将，以及属下部将的表现。

具有区别敌我、表明身份、查验军功之功效的家纹，也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各武士家族的家族纹章——家纹 （或称家徽）不断涌现并基本定型，数量庞大，让人目不暇接。此外，家纹又分为主家的家纹和各分家的家纹。武士在战场上居无定所，搭建帐篷—— “阵幕”宿营时，也将家纹附在幕上作为标志。

“家纹”与刀和苗字一样同为武士的重要标志，通过绘在衣服上的家纹便可知其出身来历和所属的武士集团。武士的家纹源于武士的战争生活需要，并在战争生活实践中迅速发展。当然，家纹也是武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武士的审美情趣和宗教信仰，等等。据 《别册历史读本48号·日本史·英雄们的家纹》记载，家纹的花纹来源主要有植物 （如葵、梅、桔梗、棕榈）、动物 （如鸟、鸡、虫、狮子、蟹、马）、器物（如弓、矢、剑、扇、水车、钱币、金轮等）、建筑物 （如鸟居）、文字、天文·地文 （如日、月、星、云、霞）等。著名的武家家纹主要有：德川一门独占的葵纹、与天神信仰关系极深的梅纹、镰仓时代以来北条氏的代表纹——鳞纹、始于佐竹氏的扇纹、源于大三岛神社的三字纹、源于诹访明神的梶叶纹、从神宫普及开来的柏纹、许多大名和旗本使用的雁纹、清和源氏土岐氏的代表纹——桔梗纹、享誉武门的桐纹、崇尚武勇和摩利支天 （佛教的阳炎女神；武士的守护神）信仰的军配团扇纹、源于浅间神社的神纹·棕榈纹、自古以来就作为信仰对象的月纹、延年益寿吉兆的鹤纹、名族清和源氏·武田氏的花菱纹、波浪花纹的波纹、室町时代足利将军家的代表纹——引两纹、室町时代流行的藤纹、由信仰星诞生的星纹、菊·葵之外夸耀权威的牡丹纹等。例如：葵纹、三字纹、梅纹、鳞纹、桔梗纹、笠纹、一字三星纹、引两纹、花菱纹、柏纹。

西乡隆盛的叶包菊纹、木户孝允的木户菊菱纹、大久保利通的藤纹、伊藤博文的藤纹、山县有朋的鳞纹和著名政商岩崎弥太郎的三阶菱纹、三井家始祖三井高利的三字纹依次为：

室町、战国和织丰时代是日本历史上的战乱时代，武士得以最充分地发挥战斗者的用武之地，从而使武士阶级进入全面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在战国和织丰时代，战国大名将扩张战争发展为举全国之力的战争，动员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大名将商人组织成御用商人，加强对商人的统治，让他们筹集兵粮、武器。如后北条氏的宇野 （外郎）、上杉的藏田、苇名的梁田、今川的友野和松木、织田的伊藤和今井、朝仓的橘屋、大内的兄部等，都是著名的御用商人。”[46]上层农民则被组织成步兵—— “足轻”，直接参加战争。于是，随着武士集团的不断膨胀，作为武士的身份象征和武家文化重要元素的武家家纹，也步入全面发展的时代，并对农、工、商等社会阶级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从镰仓幕府灭亡 （1333年）至江户幕府建立 （1603年）的近300年间，是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争时代，将军丧失了权威和绝对实力，武力失去了约束，实力主义 （下克上）成为时代的象征，武士频频改变效忠对象。在实力主义浪潮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 “丛林法则”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战争过程从来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不讲显赫家世和传统秩序，只认军事实力和军事才能，给每个武士特别是不满现状的下级武士，提供了出人头地的平台和希望。于是，从下级武士中不断涌现出时代的风云人物。浪人出身的北条早云、斋藤道三乱中取胜，成为一国之君；足轻出身的丰臣秀吉打败其他战国大名，成为全国武士集团的首领和号令天下的 “无冕之王”；三河国松平乡小领主出身的德川家康武力击败所有竞争对手，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长达百余年的战国乱世，是日本历史上承前启后的社会变革时代和强者云集的时代。以战国大名为代表的一大批传奇武士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治国、治军、治家和安民的经验总结，为日本社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战国大名 “富国强兵”的政策，被明治时代的资产阶级武士政权所继承，并将富国优先的 “富国强兵”政策改为强兵优先的 “强兵富国”政策。战国武士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思维方式，好狠斗勇的“杀伐之心”，也在生与死的战火中影响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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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森茂晓：《战争的日本史·8·南北朝动乱》，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2页。

[2]［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427页。

[3]［日］福田以久生：《骏河相模的武家社会》，清文堂2007年版，第42页。

[4]［日］福田以久生：《武者之世·东和西》，吉川弘文馆1995年版，第203页。

[5]［日］奥富敬之：《镰仓北条氏的兴亡》，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210—211页。

[6]［日］中村吉治：《武家和社会》，培风馆1953年版，第154、157页。

[7]［日］今谷明：《武家和天皇》，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4、17页。

[8]［日］高桥典幸等：《日本军事史》，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86—87页。

[9]［日］儿玉幸多：《日本历史·18·大名》，小学馆1975年版，第18页。

[10]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1页。

[11]［日］儿玉幸多：《日本历史·18·大名》，小学馆1975年版，第19、20—21页。

[12]［日］森茂晓：《战争的日本史·8·南北朝动乱》，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147页。

[13]同上书，第157页。

[14]［日］今东光等：《历史的京都·1·天皇和武士》，淡交社1970年版，第30页。

[15]李卓：《略论家族主义的幕府政治》，《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

[16]［日］稻垣史生：《战国武家事典》，新人物往来社1992年版，第72页。

[17]［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53页。

[18]［日］儿玉幸多：《日本历史·18·大名》，小学馆1975年版，第21—22页。

[19]［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7页。

[20]［日］时野佐二郎：《真实的武士道》，光人社2008年版，第12页。

[21]［日］儿玉幸多：《日本历史·18·大名》，小学馆1975年版，第20页。

[22]［日］中村吉治：《武家和社会》，培风馆1953年版，第181页。

[23]李卓：《略论家族主义的幕府政治》，《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

[24]［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427—428页。

[25]［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120—121页。

[26]［日］宫地正人：《新版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181页。

[27]［日］斋藤慎一：《中世武士之城》，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175、197—198页。

[28]［日］小泽富夫编集、校订：《武家家训、遗训集成》，ぺりかん社1998年版，第96页。

[29]［日］稻垣史生：《战国武家事典》，新人物往来社1992年版，第206—207页。

[30]［日］高桥昌明：　《武士的成立、武士像的创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第265页。

[31]［日］近藤好和：《中世武具的成立和武士》，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239页。

[32]［日］久保田正志：《日本的军事革命》，锦正社2008年版，第13页。

[33]［日］末永雅雄：《日本武器概说》，《社会思想学刊》昭和庚戌冬，第13页。

[34]［日］久保田正志：《日本的军事革命》，锦正社2008年版，第20—21页。

[35]［日］三浦一郎：《武田军团·武器及军装》，宫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36]［日］儿玉幸多：《日本历史·18·大名》，小学馆1975年版，第103页。

[37]［日］谷口克广：《战争的日本史·13·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之道》，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12页。

[38]［日］谷口克广：《战争的日本史·13·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之道》，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15页。

[39]［日］近藤好和：《中世武具的成立和武士》，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238页。

[40]［日］稻垣史生：《战国武家事典》，新人物往来社1992年版，第257页。

[41]［日］谷口克广：《战争的日本史·13·织田信长的天下布武之道》，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279页。

[42]［日］末永雅雄：《日本武器概说》，《社会思想学刊》昭和庚戌冬，第142页。

[43]［日］笹间良彦：《图说日本战阵作法事典》，柏书房2000年版，第104页。

[44]［日］稻垣史生：《战国武家事典》，新人物往来社1992年版，第271页。

[45]同上。

[46]［日］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