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室町和织丰武士实力至上的内部关系

室町和织丰时代，武士的内部关系依然是武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结构的基础，但是，在实力主义风潮的强力冲击下，武家社会的传统秩序崩溃，实力主义贯穿于武家社会的内部关系。

（一）脆弱的主从关系

如前所述，主从关系既是武士内部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又是国家制度结构的柱石和社会结构的中轴，关系到武家政治的兴衰存亡。但是，室町时代武士内部的主从关系却非常脆弱。当然，这与室町幕府成立的背景、条件、政权基础等诸方面有关。

首先，室町幕府的建立并非内战结束的产物，幕府建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旷日持久的激烈战争，外有南北朝武装对立，内有足利氏一族的内讧、将军与守护大名之间的战争。而且，在频繁而持久的内战中，又不断涌现出强有力的地方武将。

其次，足利氏登上将军宝座，外部要依赖天皇 （光明天皇）的权威，内部要凭借守护大名的武力支撑。室町幕府是守护大名的联合政权，足利氏不过只是名义上的武士共主。足利氏将幕府设在京都，则表明他欲借助天皇的权威，挟天子以令诸侯。

再次，室町时代的武家社会群雄并立，主 （如足利氏）强奴 （如守护大名）不弱，守护大名的实力足以左右幕府。将军与守护大名，既尖锐对立，又相互利用。将军既要利用守护大名的武力维持其在全国的最高统治地位，又要防止来自守护大名的武力威胁。同样，守护大名既需要将军的权威实现其对地方的统治，又要千方百计地突破将军的制约，以谋求自身权益的最大化。

最后，总领制的崩溃趋势愈演愈烈。一族之内，总领与庶子势均力敌，总领的权威不断遭到庶子的挑战。“从室町幕府至战国时代，围绕继承问题，纷争不断，表现为家族之争的政治混乱始终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主线。”[23]南北朝对峙长达半个多世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足利氏家族的内战。

室町时代武家社会的上述新动向，也使室町时代的主从关系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主要是：　（1）主从关系的重要支柱血缘关系、家族关系坍塌。室町时代在长期战争中重新组合的武士团，血缘关系、家族关系越来越弱，地缘关系越来越强，主从关系失去了血缘关系、家族关系的有力支撑，主君也逐渐失去了一门、一族家长的权威，对从者的控制力日益变得苍白无力。（2）主从关系演变为暂时的实力平衡关系。室町时代是实力 （武力）至上的时代，武士的领地、权力和地位统统取决于实力的大小，主从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实力关系，强者为主、弱者为从。就连幕府将军与守护大名之间名义上的主从关系，也不过是暂时的实力平衡关系，实力一旦发生变化，守护大名便反叛幕府。同样，守护大名与领国的国人武士也是如此。战国时代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下克上”，就是实力关系演变的结果。

进入战国时代后，战国大名与将军不仅不存在主从关系，彻底摆脱了幕府的束缚，而且，战国大名还是与幕府对立的地方领主，他们凭借自身的军事实力将其控制的地域变为独立王国，拥有独立的统治权、领主权、军事权和立法权。

（二）模拟的家族关系

武士内部传统的家族关系既是武士团形成的基础，又是维护武家社会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然而，室町和织丰时代以总领制为核心的家族关系、家族制度却趋于崩溃。为了加强对家臣武士的统治，人为模拟的家族关系——寄亲、寄子 （义父、义子）制度代之而起。

总领制下的继承制度实行分散继承制，诸子均有财产继承权。随着镰仓幕府的成立和巩固，“关东，特别是相模和伊豆、武藏的武士中，在全国没有得到领地的几乎没有”[24]。他们将西国等地的 “新恩”分给子嗣，其子嗣便在远离 “本领”、远离 “总领”的各地繁衍子孙。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庶子也成为与宗家对等的御家人。幕府在认定领地和御家人身份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并发给 “让状”、“置文”加以承认。到室町幕府建立前后，庶子已经积蓄起能与总领抗衡的实力，一族之内总领、庶子势均力敌，总领不再具有绝对权威，总领制日趋崩溃。这样，继承制度不得不从诸子分散继承转为长子单独继承。

然而，长子单独继承制又带来了新的实际问题——诸子争夺 “家督”地位。单独继承制和幕府重要职位的世袭化，使继承人长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基础占绝对优势，庶子失去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基础，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或是出家，或是给他人当养子，或是由长子抚养。由于单独继承制剥夺了庶子的生存权和政治权，“家督”地位的争夺也成为一族诸子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单独继承制直接影响诸子家臣的现实利益，一族家臣分别拥戴各自主人争夺 “家督”地位。因此，“家督”地位的争夺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刀枪相见的血腥道路。

诸子分散继承制向长子单独继承制的演变过程，也是武士团从家族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过程。随着血缘关系日渐淡薄，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武士团中逐渐形成虚拟的家族关系和人为的主从关系，即寄亲、寄子制度——义父、义子关系。“所谓寄亲、寄子制，将武士间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拟制为同族的血缘关系，保护者称寄亲、被保护者称寄子。”　“战国大名的寄亲、寄子制，是最大限度地将在地武士编成军役体制的统治政策。寄亲是国人级有力的武将，寄子为地侍级的农村土豪层。在这点上，与室町时代的寄子主要是有力的地头层不同。”[25]家臣通过人为的寄亲（义父）、寄子 （义子）关系而隶属于分国主君，用拟制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强化隶属关系。

武士内部家族关系的崩溃，导致室町幕府的统治力严重削弱。特别是将军足利氏家族内部争夺将军职位的纷争，导致幕府分裂、引发政治混乱，既延缓了南北朝统一的历史进程，又影响了将军对守护大名的控制力。上自将军、下至武士，家族内部 “家督”地位的纷争，频频演变为你死我活的军事冲突，构成统治力脆弱、统治秩序混乱的策源地。

（三）混乱的军事关系

在室町和织丰时代，武士的内部关系中居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的关系依然是军事关系。无论是主从关系、家族关系，还是政治关系，都带有浓浓的军事性质。而且，这一时期武士更为充分地履行战斗者的社会职责，更为自由地施展战斗者的用武之地，军事关系的性质也更为强烈。

幕府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机构，清一色由武士担任，军事实力的强弱与政治权力的大小、军事领地的多寡成正比。全国的军事统帅、地方各国的军事将领和各国乡村的军事首领，即将军、守护、国人武士的军事隶属关系，构成幕府政权中央、地方各国、乡村的统辖系统。

随着武士内部主从关系的脆弱、家族关系的崩溃，军事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下级军事将领的实力差距缩小，守护大名孕育起颠覆幕府的实力。在南北朝战争中，地方守护和武将越战越强，军事实力不断膨胀，将军足利尊氏、足利义诠也只得不断妥协，赋予他们越来越大的权力。1379年，在一些守护大名的武力威胁下，将军足利义满不得不解除他的功臣细川赖之 （1329—1392年）的管领职务。从1391年山名氏叛乱开始，守护大名的叛乱日趋频繁。同样，守护大名之下的地方国人武士也在战争中掌握了地方实权，形成几乎足以同守护大名抗衡的实力，公开以武力抵制守护大名。

第二，军事隶属关系混乱，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形同虚设、军事链条脆弱。即使是在足利义满时代，将军→守护大名的军事指挥系统也常常失灵，于是，将军直接将地方国人武士等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禁卫军——奉公众，建立起将军→奉公众的军事关系。地方军事将领守护大名也有自己的军事系统——守护大名，建立起守护大名→地头的军事关系，地方各国的国人武士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军事组织。就像守护大名不完全听命于将军一样，国人武士也不完全服从守护大名的指挥。

第三，军事将领的权威削弱，军事义务难以落实。在南北朝军事对峙期间，既有北朝与南朝的战争，又有将军足利氏一族的内战和守护大名之间的战争，全国武士分属不同的军事集团。各军事集团或忙于家族纷争，或忙于扩张自身权益。以将军为首的各级军事将领不具备绝对的权威，守护大名不仅敢于违抗军令，而且敢于与将军对抗，以致足利义满不得不另行组建自己的禁卫军。同时，地方国人武士也以实力为后盾，与守护大名抗衡，甚至武力要求幕府更换守护大名。

第四，下级军事将领不断脱颖而出，军事隶属关系的链条不断被家臣武士强行挣断。战争既是无情的淘汰机制，也是不断创造杰出军事人才的机制，它为下级军事人才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应仁之乱”前地方军事将领守护大名盛极一时，干预幕政、威胁幕府，甚至叛乱。　“应仁之乱”后，守护大名的家臣武士 （如守护代、国人武士等）依靠自身实力取而代之，新兴武将——战国大名成为时代的风云儿。

总之，室町和织丰时代既是日本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时代，又是优胜劣汰，奸雄、枭雄、英雄层出不穷的时代，以及武士内部军事关系混乱、失序，军事将领的权威不断遭到家臣武士挑战的时代。

（四）短暂的政治关系

在实力主义的冲击下，室町、织丰时代武家社会的政治关系越来越脆弱和混乱，常常表现为暂时的实力关系，随着实力的变化而变化。

室町幕府成立于南北朝军事混战时期，统治机构仿效镰仓幕府，中央权力机关设政所、侍所、问注所，地方统治机关设守护。足利氏的幕府政治也是家族政治、亲信政治，核心层是足利氏一族，其次是足利氏的亲信，最后是强有力的地方武将。

足利氏幕府的地方政权与镰仓幕府不尽相同，主要是：　（1）守护与幕府将军的关系不同。镰仓幕府的守护清一色由将军的家人——御家人担任，他们与幕府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室町幕府的守护并不全是足利氏的家人，幕府与守护的利益关系不尽相同。（2）守护的权限不同。镰仓时代的守护在法律上的权限总称为 “大犯三条”，即指挥追捕谋反、杀人犯和大番役，可是，在南北朝时期，幕府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又将使节遵行（所领裁判的强制执行）、半济给予、段钱征收等权限给予守护，涉及领国的政治、经济、司法和军事各个方面，守护的权势因此迅速膨胀。

在地方各国，一方面守护大名的领地并不一定在自己的管辖国，另一方面领国的武士也并非都是自己的家臣。于是，守护大名 “将管辖国的武士们作为自己的被官形成二次主从制”。[26]守护大名将这些与自己结成主从关系的地方国人武士，委任为自己的代理人—— “守护代”，让他们具体实施一庄、一村或一国的统治权。由于这些扎根地方的国人武士早已凭借实力掌握了地方的实权，因此对守护大名保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室町幕府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将军→守护→国人武士的政治关系，由于主从关系脆弱，军事实力关系的比重增强，因而极不稳定。守护大名对将军、国人武士对守护大名，层层都在闹独立。“应仁之乱”期间，当守护大名忙于在京都混战之际，地方上拥有实力的国人武士、领主、守护代等乘乱扩充实力，武力夺取一城、一地或一国，自立为王，形成与将军对立的战国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