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爱欲资源的分配
在现代中国，不论是战争年代暴风骤雨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还是和平时期相对温和的合作化运动，都是牵动个人利益、震撼私人情感的巨大政治、经济事件，它极大影响了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身份的认同。革命话语或者说革命意识形态要被广大群众所接纳和认同，被动的禁令、压制和控制显然是不够的，它更多的还是要依靠说服和动员，诱导人们自觉遵循意识形态的要求和规范，使其由外部强加的或者说理性的革命要求，进入个人情感世界和美学世界，从而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追求、自我认同。蔡翔在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爱情故事时指出：“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叙述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在把政治情感化的同时，亦将情感政治化。”这句话同样可以反过来表述成“在把情感政治化的同时，亦将政治情感化”。[27]在政治情感化的过程中，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个人爱欲其实或显或隐都是一种有力的召唤，崭新的革命话语无论在伦理上、情感上、美学上都需要爱欲话语的支持。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叙述中，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爱欲压抑并不是革命叙述的唯一表现，革命叙述还要按照人物的阶级身份或者说政治身份对爱欲进行重新分配，在新的分配评价体系中体现对革命者、进步人物的奖赏，对反革命、落后人物的惩戒。正面人物的爱欲尽管被压抑，但是，他们大多收获了美好而高尚的爱情，反革命者、反面人物的性欲尽管得到释放，但是，他们却与真爱无关。对任何革命而言，对身体资源的重新分配都是一个重要目标。这种爱欲分配充分体现了分清敌我、赏罚分明的革命特征。
一 革命与美好爱情的互动
“细察1950、1960年代红色文本，不难发现，围绕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这两面旗帜的革命的叙述，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有关革命的快感：革命提供了同仇敌忾、融洽无间、充满趣味的集体氛围，革命让勇敢多情的‘党的女儿’与革命队伍中最优秀的男性英雄上演了一幕幕荡气回肠的革命恋爱故事。”[28]不论是革命历史小说《红旗谱》里的江涛和严萍、运涛和春兰，《青春之歌》里的卢嘉川、江华与林道静，《战斗的青春》里的李铁与许凤，《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杨晓东与银环、《林海雪原》里的少剑波与白茹，《敌后武工队》里的魏强与汪霞，《苦菜花》里的姜永泉与娟子，还是合作化小说《三里湾》里的王玉生与范灵芝，《山乡巨变》里的陈达春与盛淑君，《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与徐改霞、刘淑良，《艳阳天》里的萧长春与焦淑红，这些革命青年的爱情与革命之路一起成长、飞翔，最终修成正果，爱情与革命完美融合。尽管作为革命英雄的男性不断压抑爱欲，延宕爱情，但是，他们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坚定勇敢、无私奉献、坚忍不拔的品格和行为，却无一例外赢得其周围最优秀、最美丽女性的倾情、崇拜。卢嘉川、李铁、少剑波、魏强传奇般的革命经历、坚定的革命信仰，吸引林道静、许凤、白茹、汪霞的倾慕；王玉生、梁生宝、萧长春对社会主义集体事业的忘我投入、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激起了范灵芝、刘淑良、焦淑红的仰慕。在革命者的人生之路上，私密化的爱情因公共化的革命而生，爱情让革命变得更加浪漫、富有诗意，革命让爱情更加坚定，并走向崇高与神圣。
在涉及革命英雄的情爱叙述中，美丽多情的女性通常因为向往轰轰烈烈、浪漫传奇的革命而追随从事崇高革命事业的男性，拒绝或者抛弃在个人名利欲望之途挣扎的非革命男性。林道静舍弃了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骑士”、“诗人”余永泽，爱上激情洋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嘉川，卢嘉川牺牲后又经过理性的考量，接受稳健、老练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家江华的爱情。“女人追随男人，而男人追随革命、追随党，因此女人实际上是以追随男人的名义追随革命、追随党。”[29]优秀女性对革命男性爱情婚姻的认可与接纳，首先是基于对革命的敬仰和崇拜、对组织的信任和服从。《创业史》中的梁秀兰与未婚夫杨明山之间本来是一场无爱的包办婚姻，两人从未谋面，梁秀兰原本希望与梁生宝、徐改霞一样解除包含着封建家长专制意识的婚约，但是，当杨明山参加抗美援朝，光荣负伤成为英雄之后，梁秀兰爱上了已经残疾的杨明山，并且不顾乡风旧俗，未过门就到婆婆家帮助料理家事。其实，相似故事情节早在解放区文学中就已经出现，只不过劳动置换了革命的角色与地位，因为在革命根据地陕甘宁地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劳动就是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广为流传的评剧《刘巧儿》，是根据1943年袁静的剧本《刘巧告状》和说书演员韩起祥的说唱《刘巧团圆》改编的，剧中的刘巧儿是陕甘宁边区的纺线能手，劳动好、人品好，可经由父母包办自幼许配赵柱儿。一次劳模会上刘巧儿偷偷地爱上了勤劳、俊秀的赵振华。此时的刘巧儿不知道现今的劳动模范赵振华就是父母给她包办的未婚夫赵柱儿。解放区革命政府倡导婚姻自主，刘巧儿的父亲刘彦贵嫌贫爱富，借机解除婚约，要把女儿嫁给地主王寿昌，欺骗女儿说赵柱儿是个不爱劳动的二流子，巧儿不知是计，自动提出退婚。当巧儿知道赵振华就是赵柱儿，心生懊悔，后二人解除误会，自订终身，但是，刘彦贵财迷心窍，逼巧儿嫁给王寿昌，巧儿誓死不从，刘彦贵便将巧儿反锁在家。当晚，赵振华的父亲带人把巧儿救出。于是，两家官司打到庆阳县府，偏巧遇到一个主观主义的审判员，只看事情的表面，咬定赵家“抢亲”犯法，拆散了他们的婚姻。最后专署马专员受理了他们的诉状，深入调查，查明真相，处置了那些为非作歹的人，批准了二人的婚事，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同一个男性，被指认为“二流子”的赵柱儿失去了旧时代法定的未婚妻，被称为“劳动模范”的赵振华却又重新找到了新时代的爱人，身体政治身份的转换决定了男性在情爱战场上的胜败。在革命解放区里，“二流子”赵柱儿既失去了封建时代道德伦理的庇护，也得不到革命时代现代法律的保护，爱情婚姻败北已是必然；而“劳动模范”赵振华尽管遭到了封建专制家长的严厉阻挠，却得到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持，赢得了爱情婚姻的胜利。在刘巧儿与赵振华的大团圆爱情故事中，政府或者说党代表马专员的作用不可漠视，没有马专员的秉公执法、明辨是非，他们的爱情不可能有圆满的结局。在此，革命政府或者说革命组织已经介入了人们的私人情感，革命政府不仅要从政治上授予革命者或者跟随革命的人以社会价值，在公共政治领域给予表彰，将其命名为“劳动模范”，让其戴上大红花、登上领奖台，而且要在私人情感上予以帮助和支持，让其获得美好的爱情婚姻。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无疑延续了这一逻辑，在此期的爱欲叙述中，不论过程如何曲折复杂，革命者最终占得了优质身体资源。在虚构的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里，最极端的例证就是出现了许多由组织出面安排或者以组织的名义而缔结的婚姻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那些优秀女性在结婚以前对革命英雄是否有爱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男性为革命事业的付出与牺牲，“先结婚，后恋爱”成为这类文本的重要叙述模式。
同样，优秀女性、进步女性要被英雄男性接纳，也必须追随英雄男性的革命步伐，不断抛弃自身的柔弱、怯懦，提升自我的政治意识和能力，成为坚定的革命者或者革命的支持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林道静只有在抛弃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敏感，走进革命团体后，才能完全走进革命英雄卢嘉川、江华的情感世界，最终在卢嘉川为革命献身后与更加成熟老练的革命者江华结合。热情泼辣的积极分子焦淑红为了接近当代英雄萧长春，在工作中不断地检讨自己的缺点，跟随萧长春全身心投入农村合作化建设和斗争之中。革命是爱情的媒介、催化剂，也是爱情的试金石。徐改霞与梁生宝相互爱慕，他们之间原本可以上演一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戏，但是，由于徐改霞不理解梁生宝在乡村进行合作化的雄心大志，奔赴城市参加城市建设，最终，梁生宝选择了扎根农村的刘淑良，徐改霞与她渴望的爱情擦肩而过。与之相似的是《红豆》里的江玫、齐虹，一对大学校园里情投意合的浪漫情侣，因为在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最为密切的关头，二人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而分手，革命的江玫舍弃了选择投奔资本主义社会的齐虹，为国家民族的“大”爱牺牲了自己的“小”爱。
余岱宗在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小说时指出：“革命时期的积极分子或英雄之爱，从根本上说，是以高度克制式的相互折磨，换取爱情的获得。这一方面是突出爱情对意识形态取向的服从以及情爱的从属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革命意识形态对于爱情的‘管理’、‘控制’并不是完全置其于无欲的地步，而是让革命积极分子或英雄的爱的能量在伴随着激烈政治斗争活动获得‘升华’，让爱情在火热斗争生活中生根、发芽，在革命的星空下飞翔、起舞。”[30]的确，革命意识形态通过压抑爱欲来建立崇高伟大、牺牲自我的价值观、道德观，使革命者将其人生能量更集中地投注于公共革命事业，但又在一定程度上遵从世俗快乐原则，让革命者在为革命奉献人生之路途上，最终收获激情而浪漫的爱情。在公共领域为革命无私奉献的革命英雄，在私人领域也获得了自己所渴望的爱情婚姻。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是革命给予革命者的奖赏之一。
二 反革命与丑陋欲望的互证
在涉及两性爱欲的传统文本中，男性通常是爱情的征服者，往往以主动姿态出现，但是，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叙述中，以革命英雄身份出场的男性绝大部分是以等待姿势在场，不过，他们却都能在爱情角逐中不战而胜。相反，那些热衷于情欲和个人家庭生活的反面人物，不仅在政治上彻底失败遭受惩罚，而且在情爱方面往往用尽心机、主动出击，结果却都纷纷败北。胡梦安、余敬塘这些老牌反革命，根本不可能进入林道静的爱情视阈；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文人的余永泽，虽然与林道静上演了一场温柔缠绵的五四爱情戏，可是，由于余永泽反对革命，只追求个人的前途和家庭生活，当林道静决意投奔革命之后，他的恳求、缠绵，甚至威吓都无法挽留林道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追随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英雄卢嘉川而去。戴着地下党领导人光辉头衔的戴瑜，以革命身份和话语赢得了单纯的大学生王晓燕的爱情，但是，一旦他背叛革命的事实曝光，被他视为灵魂中“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的纯真爱情就立即破灭，连丑陋狠毒的女特务王凤娟也认为“哼，爱情！你不配有真的爱情！你不配懂得爱情！你也不配享受爱情！”[31]他只能被女特务王凤娟所控制，从精神到肉体都成为她“卑贱的唯命是从的奴才”。[32]胡文玉与许凤原为一对革命恋人，胡文玉曾经是区委书记，但是，他热衷于自我情欲，与放荡女性小莺“乱搞”，最后沦落为革命的叛徒，坚定的革命者李铁赢得了许凤的爱情。胡文玉背叛了革命，也失去了爱情。高自萍早就与银环相识，并且由于上下级的领导关系，私下接触机会多，这个爱好看电影、逛公园，卧室里挂着明星照片、散发着香水味的地下工作者，他对银环采取软泡硬磨、死缠烂打的策略，却无法撼动银环的芳心，而真正革命者杨晓东第一次出现就使银环产生了无限的依靠感和安全感，一见面就让其怦然心动。
那些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者的个人爱欲更是与美好爱情无关，他们要么是威逼强迫得到软弱无助的女性的身体，要么就是与放荡、丑陋、品行不端、自甘堕落的女性苟且偷欢。他们能够占有的全都是被人唾弃、鄙视的劣质身体资源。对蛤蟆滩合作化运动最大的敌人姚士杰动情的两个女人，一个是“随便和什么男人都搞”的李翠娥，“在全部蛤蟆滩、下堡村和黄堡镇同她发生过关系的男人里头，只有姚士杰真正对她有一股不可抗拒的男性诱惑力。她情愿将她卑贱的身子，让姚士杰爱怎样摆弄就怎样摆弄，她只要讨得这个富有的强人的欢喜，她就心满意足了”。[33]另一个是被姚士杰诱奸的赵素芳，素芳十六岁被流氓引诱失身，嫁给弱智农民王栓栓被作为生育的工具关押在家中，她也曾看上梁生宝，主动向梁生宝示爱，被梁生宝拒绝并无情斥责：“素芳！你老老实实和栓栓叔叔过日子！甭来当闺女时的那一套！这不是黄堡街上，你甭败坏俺下河沿的风俗！就是这话！”[34]东山坞暗藏的阶级敌人马之悦身边的女人，一个是他的老婆马凤兰，“这个四十岁刚出头的女人，早就开始发胖了。本来就不大好看的脸上，两个大胖腮帮子往下嘟噜着，细眉毛，三角眼，嘴唇儿薄得像张窗户纸儿；头发用一个铁丝卡子卡着，家雀子尾巴似地搭在脖子后边。浑身肥肉，越肥越爱做瘦衣服，瘦裤腿绷得紧紧的，随时都有崩裂开的可能。这女人整个看去像一只柏木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情人眼里出西施，马之悦说，他爱的就是这身膘。”[35]另一个是被他诱骗的孙桂英，孙桂英虽然有着迷人的外貌，“她细高个子，长瓜子脸，细皮嫩肉，弯弯的眉毛，两只单眼皮，稍微有一点儿斜睨的眼睛总是活泼地转动着；不笑不说话，一笑，腮帮子上立刻出现两个小小的酒窝；特别在她不高兴的时候，那弯眉一皱，小嘴一撅，越发惹人喜欢。”[36]可是她也因为被人强奸过，所以，风骚妖冶，好吃懒做，爱虚荣，追求享受。她原本也追求当代英雄萧长春，同样遭遇萧长春训斥：“你今天的思想，今天的行为，像一个新社会妇女的样子吗？你就这个样子进社会主义吗？你总想过个快活的日子，你懂得什么叫真快活吗？只有跟大伙儿一起劳动，只有给集体出力气，把东山坞建设好，那才是真正的快活！像你眼下这一身毛病不改掉，你永远也快活不了！大嫂子，我对你说的就是这些，你想一想吧。”[37]最后，被阶级敌人马之悦钻了空子。
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权力施加于人身之上的力量，往往不是通过对肉体的直接惩罚，而是以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为实施手段的身体规训，权力借助表象和符号来控制人的思想灵魂，以此来征服肉体，形成符合权力机器所需要的身体。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爱欲叙述中，个人爱欲一方面遭到革命训诫，另一方面又被革命所鼓动，革命政治话语大幅度、深入地介入个人爱欲，掌控着个人爱欲的挪移步伐，在男女两性情爱角逐场上，个人的政治身份、立场，最终决定了参与者在爱情角逐中的输赢。革命者总是能够获得爱情，最终占得优质情爱资源；反革命者在纵欲之渊沉沦，与美好爱情无缘，占据的永远是劣质的身体、堕落的情感。这样的奖罚分明的爱欲分配，体现的是革命意识形态对身体隐形而有效的规训与控制。它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革命与爱情的互动逻辑与因果推理，使革命或者说政治本身变成了爱情，让理性革命获得了感性支持与接纳，召唤着憧憬浪漫、激情、爱情的人们投入到革命政治浪潮之中，抵制各种非革命的思想与意识，从而把外在的意识形态要求变成了内在的自我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