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个人爱欲的管理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整个社会物质水平极其低下，社会文化道德价值观念也相当繁杂，稳定社会政治秩序，发展社会经济生产，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人们以极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意志去完成。性爱不仅包含着巨大的革命能量，也隐含着巨大的破坏能量，对性爱快感的追求会引导人们对物质、感官享乐的追求，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与发展。在20世纪50—70年代里，人们对性爱的认知再次退回到传统儒家文化之中，具有私密性、个人性的性爱被视为革命继续发展的阻力，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压抑和抵制，禁欲主义被冠以革命的名义被倡导。其实，禁欲主义不仅流行在封建专制时代，在资本主义积累时期也被广泛倡导。“禁欲资本主义利用了这种意识形态，将身体中的狂野能量严格限定在夫妻隐秘的生育床笫之间。身体，只能作为生殖机器。欲望和快感，作为身体的力和能量，应该无条件地储存和藏匿起来，身体应该调动起它们的全部物质性.将它们聚拢、集结，最终作为生产的工具机器而爆发。”[5]对所有一切都亟待重建的新政府而言，对爱欲的管理与控制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禁欲是纯洁革命组织、提高革命生产力的一个有力措施，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必然会呈现在文学叙述中。黄子平在论述革命历史小说时指出：“革命的成功使人们‘翻了身’，也许翻过来了的身体应是‘无性的身体’？革命的成功也许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在新的社会全景中‘性’所占的比例缩小到近乎无有？革命的成功也许强制人们集中注意力到更迫切的目标，使‘性’悄然没入文学创作的盲区？也许革命的成功要求重写一个更适宜青少年阅读的历史教材，担负起将革命先辈圣贤化的使命？”[6]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叙事中，性爱叙述显然并没有完全隐没，它们仍然以各种变形出没在叙述历史与现实的文本之中，不过，革命伦理依据革命的现实需求，按照人物的阶级身份，对爱欲做出了管理。在虚构的文学文本中，革命者的爱情婚姻故事呈现出去性化、圣洁化、政治化倾向，而反革命者则不断地上演着淫荡放纵的情欲故事。

一　革命者的无欲之爱

小说文本中革命者的爱情婚姻故事呈现出去性化、圣洁化、政治化倾向，具体体现在爱情延宕、政治话语置换、情欲挪移、角色转化等方面。不论是追忆历史的革命历史小说，还是叙述现实的合作化小说，英雄人物或者积极分子往往对爱情反应迟钝，极力克制私人情感，不断延迟他们的爱情表达；当个人之爱与革命相冲突之时，革命者往往牺牲爱情，把个人的“小”爱转化为国家、民族、集体的“大”爱。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东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银环则是一个幼稚脆弱的革命助手，他们一见钟情，可是，他们都以革命大义压抑自己的情感，尤其是革命英雄杨晓东不断躲避银环的爱情，对银环的热情“视而不见”，经过杨晓东母亲的临终托付这一传统信义承诺仪式以及党领导的亲自介绍这一现代组织允诺，他们的爱情才最终获得合法性，处于恋爱中的男女才敢于公开接纳对方的爱情。《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对革命英雄卢嘉川一直怀着炽热的情感，而卢嘉川对林道静的好感连旁观者罗大方都已察觉，但是，卢嘉川却压抑个人情感，引导林道静革命，直到牺牲也没有向林道静表达个人的爱欲。《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一直克制对白茹的爱情，对白茹的崇拜与关怀都不敢回应。《艳阳天》中的农民英雄萧长春不仅毫不犹豫地拒绝风流女性孙桂英的身体诱惑，而且对农业合作化积极分子焦淑红的爱情表达也迟迟不予以理睬。《山乡巨变》中积极分子盛淑君对团支书记陈大春一往情深，主动表达对陈大春的爱意，但是，陈大春却态度冷漠，不敢承认与接受自己的情感与欲望。《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更是害怕婚恋会耽误互助组的工作，破坏党在农村和农民中的影响，不仅拒绝他人为其介绍婚姻对象，而且当美丽女子徐改霞主动追求并大胆表白之后，他又能用共产党人的理智牢牢地约束住情感：

好像改霞身体里有一种什么东西，通过她的热情的言词、聪明的表情和那只秀气的手，传到了生宝身体里去了。生宝在这一霎时，似乎想伸开强有力的臂膀，把表示对自己倾心的闺女搂在怀中。改霞等待着，但他没有这样做。共产党员的理智，显然在生宝身上克制了人类每每容易放纵感情的弱点。生宝的这个性格，是改霞在土改的时候就熟悉的。现在眨眼就是夏收和插秧的忙季。知更鸟在每一家草棚院的庭树上，花言巧语地敬告：“小伙子小伙子贪睡觉！田禾黄了你知道？”而改霞面对的生宝呢？又不是一般的小伙子。他领导着一个断不了纠纷的常年互助组，白占魁也入组了。他没有权利任性！他是一个企图改造蛤蟆滩社会的人！[7]

处于恋爱或者婚姻中的革命者，他们的私密情爱话语被公共政治话语所置换，或者情爱话语需要凭借革命话语才能安全出场。被称为“共产主义教科书”的《红岩》设置了四对英雄男女——双枪老太婆与华子良、江姐与彭松涛、刘思扬与孙明霞、华为与成瑶，他们或是夫妻关系或是恋人关系，但是，小说几乎完全消除了他们的私人情感和生活，把私人情感与革命完全融合在一起，他们即使在隐秘的内心世界也要将个人情感升华到革命的高度才能坦然地接纳。江姐满怀着与久别的丈夫彭松涛相聚的期待，却非常意外地发现彭松涛被国民党杀害，头颅被挂在城楼上，江姐惊呆了，面对这突如其来、撕心裂肺的大悲痛，江姐内心独白是：“老彭？那活生生的亲人！多少年来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同志、丈夫！”[8]刘思扬与他的恋人孙明霞共同被关押在渣滓洞，他们只能在放风中偶然地远远相望一下，在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白公馆越狱暴动中，刘思扬不幸被监狱看守击中，当生命正在逝去的时候，小说是这样叙述的：“刘思扬没有回答，他的手慢慢移近胸口，触到了一股热乎乎的液体，身体略微抖了一下，可是，他立刻想起了成岗，老许，江姐，想起了许许多多不知下落的战友，还有那共同战斗的孙明霞……”[9]《红岩》极力消除革命英雄的私人情感，涤荡其私密化、情欲化的成分，让革命者以超人的理智控制个人情感，在面对常人无法承受的灾难痛苦甚至死亡之时，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仍然将革命放在首位，个人私密情感放在最后，在“同志”、“战友”的革命情谊之后，私人化的丈夫、恋人之情才能出场。个人情爱激情需要通过革命激情来表达。《红日》里梁波与妻子静华的谈话主要内容也是战争中传奇故事和革命教育，以此表达他们相互之间的爱慕之情。《青春之歌》里林道静写给卢嘉川充满激情的情书表达的却是对党的忠诚与感激：

最敬爱的朋友，我还要告诉你：我也经受了一点考验。最近的遭遇，几乎叫反动派把我毁灭了。然而，正当我危急万分、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是党——咱们伟大的母亲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朋友，我虽然焦急、苦恼，然而，我又是多么幸福和高兴呵！是你——是党在迷途中指给我前进的方向；而当我在行进途中发生了危险，碰到了暗礁的时候，想不到党又来，援救我了……现在，我还没有脱离险境，可是，我有信心会离开。一想到我的生活也像你们一样，充满了传奇，神话一样的故事，我是多么快活呵！

最后，我最敬爱的朋友，我还要向你说两句心里的话，从来不好意思出口的话……不要笑我，如果你能够见到这封信，那么，同时你会见到一颗真诚的心……不要笑呵，朋友！她不会忘掉你的，永远不会。不管天涯海角，不管生与死，不管今后情况如何险恶、如何变化，你，都将永远生活在我的心里。什么时候能够和你再见呢？我们还能够再见吗？……可是，我期待着。我要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如果真能有这一天，出现在我的生命的进程中，那，我该是多么幸福呵！……朋友，但愿我们能够再见吧！保重，你坚强的斗志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10]

林道静把对党的感激之情与对卢嘉川的爱慕崇拜之情融合在一起，表层是向党表白热烈而赤诚的心，内层是向党的化身——卢嘉川传递其炽热的情爱讯息。

如果说《红岩》、《红日》、《青春之歌》里的情爱婚姻故事所发生的时空极其严峻、特殊，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革命者的情爱表达，那么处于和平建设的合作化时期革命者的情爱表达应当畅通无阻，但是，在这一宽松的时空里，个人爱情话语依然需要“用政治话语的逻辑表达爱情”，“借助政治话语实现其意图”，“以政治话语为掩护展开隐蔽的爱情对话”。[11]短篇小说《水利委员》中的团支书李大全给恋人白芬私人信件谈的全是他在外参观见到的新鲜东西，他告知恋人说：“芬姐同志！可把这封信念给群众们听。向群众宣传，要想过好日子就得巩固工农联盟。”[12]《创业史》里的处于恋爱中的梁生宝和徐改霞，“刚刚萌生了爱情要求的改霞，那时候对生宝是这样爱慕。要不是两人觉悟高，要不是两人的品格都好，他们可能在生疏的渭原县城里什么没人的角落，抱住亲嘴哩。但他们仅止于热烈地谈论土地改革，其他的杂念，在他们对革命狂热的思想上找不到空隙”。[13]

焦淑红望着照片，害羞地一笑，把照片按在她那激烈跳动的胸口。她回味着昨天晌午的干部会，回味着昨晚月亮地里的畅谈，特别回味着刚才跟萧长春面对面坐着剖解东山坞的阶级力量，部署他们的战斗计划。她感到非常地自豪。他们开始恋爱了，他们的恋爱是不谈恋爱的恋爱，是最崇高的恋爱。她不是以一个美貌的姑娘身份跟萧长春谈恋爱，也不是用自己的娇柔微笑来得到萧长春的爱情；而是以一个同志，一个革命事业的助手，在跟萧长春共同为东山坞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同时，让爱情的果实自然而然地生长和成熟……这个庄稼地的、二十二岁的大姑娘，陶醉在自豪的、崇高的初恋的幸福里了。[14]

这是合作化小说《艳阳天》对陷入与革命者萧长春恋情之中的团支部书记焦淑红内心世界的叙述，在小说中这一对恋人的爱情话语表达时时刻刻都躲藏在阶级斗争话语之后。相对于《艳阳天》这样政治意识形态非常浓重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大部分书写普通百姓生活的现实题材作品中，激烈的阶级斗争话语往往被置换为社会主义集体劳动话语，出现了大批劳动加爱情的小说、戏曲、电影，甚至诗歌。赵树理在解放区创作的《小二黑结婚》从某种意义上是这种模式的滥觞之作。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三里湾》、《山乡巨变》、《劳动姻缘》，戏曲《刘巧儿》、《李二嫂改嫁》，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诗歌《舞会结束以后》、《种瓜姑娘》、《夜莺飞去了》等都延续了这一模式。在新的历史与现实政治语境中，是否热爱劳动不仅仅是关乎个人品德修养的小叙事，而且是关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大叙事。在宣传新婚姻法的小说《登记》中，赵树理曾描述过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到在区公所申请登记结婚的男女都会被问及几个问题“你们是自愿吗”、“为什么愿意和她结婚”，而所有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自愿”、“因为她能劳动”。凡是符合这一标准答案的，不管实际情形如何，申请者都能获得通过。当然，赵树理的用意是以此嘲讽新生政权中的官僚主义、渎职行为，但是这一现象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新的政治话语对爱情的成功改造或者有效控制，只有借助革命建设和生产劳动，个人的爱情婚姻才能堂皇地走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叙述之中。早在20世纪50年代著名批评家黄秋耘就犀利地指出这一时期情爱叙述存在的问题：“现代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类：见面就谈发明创造式的爱情，扭扭捏捏、一笑就走式的爱情，‘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爱我不？’式的爱情，由于工作需要而屡误佳期式的爱情……”[15]

在上述革命加爱情或者劳动加爱情的作品中，作家通过延宕爱情或者政治话语置换成功地避开对革命者或者说积极分子等正面人物生理欲望的直接描写，而那些书写家庭婚姻的作品则多多少少涉及正面人物的男女情欲，不过，这些作品也没有放弃对情欲的控制，没有让肉欲在家庭这一私人空间中无限制泛滥，往往通过情感挪移或者角色转换让情欲宣泄戛然而止。刘真的《春大姐》描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玉春与明华的新婚之夜，当他与妻子紧紧拥抱，心里涌起强烈的爱欲冲动之时，他忽然想起童年时代社长赵金山是如何抱紧安慰他的，从而坚定了革命信念，相信有社长这样的领路人，社会主义的幸福日子一定会早日到来。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和团干部“妻子”夜晚读书学习政治，“我忍不住跳过去抱住她，用力吻着她”，然而，她说“行了，该用功了，咱们规定好半小时休息一次，谁破坏了罚谁。要不然咱俩就要变成二流子了”。[16]

革命伦理认为，纯粹个人化、享乐型的爱欲具有腐蚀性和危害性，会瓦解英雄的革命意志和忘我的战斗精神，成为革命的绊脚石。《红岩》中的英雄人物成岗直接道出革命者对个人爱欲的担忧与焦虑：“看见一些人，恋爱，结婚，很快就掉进庸俗狭小的‘家庭’中去了，一点可怜的‘温暖’和‘幸福’，轻易取代了革命和理想。”[17]对革命者而言，即使被严格控制在革命情爱关系和合法婚姻之中的爱欲也要极度克制、含蓄表达，革命伦理形塑了革命者的无欲之爱。[18]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没有真正的爱情婚姻小说，即使是“百花文学”时期出现的被文学史称为“突破题材禁区”的爱情小说，“实际上是道德与政治功利性极强的政治小说”，其“‘三角恋爱’与‘婚外恋’故事框架主要不是为探讨感情复杂性而设立的，而是将主题由感情领域转移到政治或道德领域的过渡性框架，以‘儿女情，家务事’言说道德与政治等宏大主题是这组小说‘深度模式’的基础性语法结构”。[19]

二　反面人物的纵欲之身

按照福柯的理论，权力与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他认为权力机制一方面在某些方面压制和禁止性话语，在另一些方面权力机制还可能欢迎、煽动、强迫人们谈论性，权力与性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不是压抑，而是创造了有性欲的不断增生的话语。[20]即使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时代，在某些时空与范畴之内也允许性叙述存在，“性曾经在因果报应的主题之中充当一个重要道具，例如《金瓶梅》；在一个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性甚至证明了‘色空’的观念，例如《红楼梦》；某些古人的笔记著作之中，性还协助解释了房中术和养生之道。尽管性快感和性享乐不可遏制地从作家的笔墨之间闪露出来，但是，多数作家必须承诺，封建意识形态终将赢得观念的制高点，即使制造这样的结局勉为其难”。[21]同样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性叙述也时常出没在文本之中，只不过人们遵循革命伦理规范，依照政治经济学原则，将性分配给地主、恶霸、汉奸、特务、叛徒、国民党官兵、日本侵略者、土匪等反面人物。“当作者试图消除某一种政治前途的合法性时，总是通过消除其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来完成。”[22]在这里，革命伦理延续了传统文化的道德逻辑和判断标准，革命文学也沿用传统小说的修辞手段。性放纵成为反面人物最明晰的身体标签，不论革命历史小说还是合作化小说，其反面人物大多拥有纵欲之身。

在革命历史小说《林海雪原》中，定河妖道宋宝森不仅奸淫掳掠良家妇女，把他的修缮堂变成淫窟，而且连他的“党子党孙”孙栾警蔚和一撮毛的老婆也不放过；女土匪蝴蝶迷更是淫乱放荡、肆无忌惮，不断地与不同男性交欢。《红岩》、《英雄虎胆》、《羊城暗哨》、《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反映地下党革命工作的作品里都设置了舞会、宴席等表现敌人“荒淫无耻”的生活方式的场景。《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高自萍，《战斗的青春》里的胡文玉，《青春之歌》里的戴瑜、孟大环，这些著名的叛徒无一不沉湎于肉欲之中，被欲望所控制，最终叛变革命投奔敌人，对革命产生极大危害，成了人所不齿的革命败类。合作化小说《创业史》中最大的反面人物富农姚士杰不仅霸占前国民党军穷下士白占魁的老婆李翠娥，而且引诱强暴侄媳素芳。《艳阳天》中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马之悦也是纵欲好色之徒，爱好肉感、性欲强烈的女人，对风流女性孙桂英觊觎已久。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叙述中，敌我双方的政治对抗常常直接简化为双方身体的对抗，而身体对抗最醒目表现就是对情欲的态度。在革命伦理话语逻辑中，欲望放纵与政治堕落连体共存，能否控制身体欲望是辨识一个人政治身份最为便捷有效的方法。《青春之歌》中的坚定革命者江华在北平街头偶遇昔日友人、战友孟大环，此时的孟大环已经叛变革命，正在设计诱捕江华，他的伪装极其到位，满口进步政治话语，但是，当街上迎面走过一个妖艳的年轻女子，“孟大环望着那个女人的雪白的颈脖，望着她白嫩的裸露的双臂，嘻嘻了两声，突然贪馋地张大了嘴巴”。[23]江华从孟大环这一个下意识的行为上马上判断出其政治身份变化，迅速作出反应，从危局中逃脱。

五四文化启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源流，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构建。在五四文化启蒙话语谱系中，性觉醒曾经是个体觉醒与反抗封建礼教压迫的标志，所以，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叙述中，尤其是革命历史小说中有时还能寻觅到其踪影。《苦菜花》书写杏莉母亲与她家长工王长锁之间的偷情。杏莉母亲嫁给了特务王柬芝，王柬芝身居县城风流成性，身边不乏年轻女性，杏莉母亲在乡下独守阴森高大老宅，承受极大的生理与心理压抑，空虚寂寞之中被家中年轻力壮的长工王长锁所吸引，“从窗口上、门缝中窥看他那赤臂露腿的黑红肌肉和厚实粗壮的体格”，最终，追求欲望快感的本能战胜了道德束缚与恐惧，“炽燃在女人心头的野性情火，使她愈来愈大胆的进攻了”。[24]作者显然同情、理解他们之间的爱欲，将他们的爱欲冲动与释放视作人性的正常表现，并且由于他们所冒犯与僭越的对象王柬芝被预设为“特务”、“汉奸”，他们之间的越轨行为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但是，作者并没有再继续沿着五四启蒙路径走下去，他意识到在革命伦理中欲望快感存在的有限度，认识到不加控制与管理的个人性欲的危险性，最后又回归到革命意识形态对性欲的规训之中。为了一己的情欲，长工王长锁被特务、汉奸王柬芝敲诈，为其送情报，走向革命的对立面，他们的女儿也惨死在王柬芝的毒手之下。两个人都为情欲付出惨重的代价，遭受了惩罚。这一段五四式爱欲的凄惨结局又让作品恢复到革命历史小说的叙述模式之中，逸出的主题又回到“时代精神”和道德规范之内。

在这些作品中性欲放纵与政治反动互为因果，相互说明，那些意志不坚定的革命者或者群众因为放纵欲望而走向革命的对立面，而那些顽固的反动派因为政治反动而身体堕落、欲望放纵。不论谁为因，谁是果，他们都必须为放纵欲望快感付出沉重的代价，或死亡或遭受革命与道德的惩罚。从文本叙述层面来看，反面人物获得了身体欲望的表达权，革命伦理放弃对其身体的控制，但是，从反面人物最后人生命运或者结局下场来看，他们也被剥夺了身体欲望的表达权，他们没有价值、滑稽可笑、令人痛恨的人生结局，让人们意识到抵制性快感诱惑、控制身体欲望是修成革命正果的必须战略，革命禁欲主义最终“赢得观念的制高点”。当然，实际的阅读效果要复杂得多。黄子平在分析革命历史小说《林海雪原》中的“黑话/红话”时指出：“土匪黑话被官方红话所收编所征服，纳入了正统意识形态的样板叙述之中，而红话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它不得不承认有另类话语的存在，对它们的收编和征服无法抹杀反而提醒人们注意了这种存在。”[25]同样原本被革命伦理、权力机制设置为担负警戒作用的反面人物的性叙述，在现实世界里反而成为“那些年里青少年性启蒙和性恐吓的教材”。[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