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与社会主义的命运——兼论苏联解体的原因
反腐倡廉与社会主义的命运有什么关系？反腐倡廉是否能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反腐倡廉对社会主义的命运会有何影响？这都是人们高度关注的话题，也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思考的重大问题之一。
在这里，笔者拟结合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认识，从理论层面分析党中央反腐倡廉的价值和意义，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腐倡廉事关社会主义的命运，腐败及其根源不除，社会主义就没有未来，而坚决地反腐倡廉，社会主义的前途就会光辉灿烂。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和政府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反腐倡廉，其坚定态度和坚强决心，让每个中国人都看到了这一光明的前景。
一 苏联解体：迥然不同的两种解释
自20世纪以来，中国的北方大国——俄国（在1917—1991年期间被称为“苏联”）——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中国人的神经，都在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与行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其影响之一。而1991年的苏联解体，也给中国社会以或隐或显的深刻影响，成为政界、学界乃至于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
然而，对苏联这样一个世界版图最大、资源最丰富、管辖最严密的国家，为何竟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地，成为历史陈迹，中国社会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最具有代表性的实际是两种观点：内因论和外因论。
（一）“内因论”：体制的弊端和高官的腐败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内因论”认为，苏联的解体主要是其自身的原因，即苏联政治上、经济上高度集中的体制，产生了一系列的弊端，如整个社会腐败尤其是高层的严重腐败等，这些弊端长期得不到克服和解决，苏联人民只能行动起来，否定了苏共的执政权和执政地位，并产生连锁效应，并导致苏联的解体。
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中去寻找社会变迁的原因，就不难发现，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高度集中的体制的弊端和大批官员的腐败。
苏联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主要表现为：
（1）个人高度专权，以党代政，使得党和国家正常的政治民主生活遭到破坏，民主作风严重缺乏。斯大林时期，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长期实行家长制、“一言堂”，斯大林个人长期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把列宁时期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破坏殆尽。
（2）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党纪国法遭到践踏，滥杀无辜。斯大林在位期间，不惜用残酷手段进行清党和消灭政治敌对势力，实行个人专制独裁，使得苏维埃联盟国家变成了事实上的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
（3）长期忽视党的自身建设。苏联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加强自身的改造，没有保持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反而长期陷入教条主义泥潭，甚至贪污腐败严重盛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在经济体制方面的弊端主要表现为：
（1）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1932年时，苏联工业中99.5％的是国有企业，使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
（2）实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难以解决国家、企业与劳动者三者的利益关系，使企业与生产者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创造性难以得到发挥。
（3）长期排斥市场的作用，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同时由于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没有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造成了企业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产品质量长期得不到提高，使企业缺乏竞争优势，因而造成了严重的资源、人才与时间的浪费，使得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的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状态，直至陷入深重的危机。不能否认的是，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苏联利用其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确保了经济高速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高度集权的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偏离科学社会主义。
与体制的弊端紧密相连的，是苏联高级领导干部的严重腐败，这是导致其走向解体的极为重要的原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各级干部就存在严重的特权现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社会就逐渐形成了特权阶层，他们享有各种既得利益，即借助于公共权力谋取私人或部门的特殊的、非正常的或不正当的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特权阶层内部，更是形成了一个个“官僚集团”，而这些集团内部政治联姻，以权谋私，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严重脱离群众，使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最终民心丧尽，失去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集团羽翼越来越丰满，他们肆无忌惮地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他们急切地希望通过国家制度的变更，从法律上承认其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希望能名正言顺地把他们侵占的财富传给子孙后代，因此是他们接受了和平演变，轻而易举地改旗易帜，最终导致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
基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搞垮苏联使其解体的不是反共分子，也不完全是外国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而是苏共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严重腐败所造成的，这些官僚特权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不择手段以权谋私，侵害人民利益，最终失去民心；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剧变，是苏联共产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即苏联既得利益集团和苏联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政变，完全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1]，是原统治集团中的高层领导的一种背叛。
总之，严重的高官腐败，使得苏联共产党严重脱离群众，与人民离心离德，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人民的政治权利长期得不到保障，由此，创造社会财富的广大人民群众享受不到这一制度赋予他们的权利，分享不到发展的成果，如此等等，是造成苏联解体、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剧变的根本原因。
（二）“外因论”：“和平演变”是苏联解体的罪魁
“外因论”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对苏联采取了一种对抗的政策，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视社会主义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它们在武力扼杀未果的情况下，便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处心积虑竭力颠覆苏联社会主义政权，打击和削弱苏共的领导，在苏共党内培养“代理人”，极力腐蚀青年一代，向其灌输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加之，苏联共产党党内党外，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给予了积极的配合，最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该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其手段是“和平演变”。
如张全景认为：“国际敌对势力极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在反苏大合唱中推波助澜，将西方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以及攻击列宁、斯大林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猛烈地吹向苏联，毁掉了苏联人民的共同理想，加剧了思想混乱，这成为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外部力量。”[2]
左凤荣认为：“从苏联的剧变来看，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确实对苏联产生了影响。”[3]美国总统里根上任以后，采取种种经济打压政策，加深了苏联的危机。如在财政、情报和后勤方面增加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支持，为的是“确保波兰反对派在苏联帝国的心脏得以生存”；再有给予阿富汗反政府武装以财政和军事支持，给穆斯林游击队提供支持，为的是把战争引向苏联；还有，美国通过与沙特阿拉伯合作而压低石油价格，并且限制苏联向西方出口天然气，致使苏联硬通货收入明显减少。在给苏联施加经济压力的同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加大了宣传的力度，向苏联推广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进行文化渗透。
这些因素都只是苏联解体的外部因素，外因需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左凤荣也认为，美国推行的“和平演变”政策之所以能起作用，归根结底还在于苏联内部存在的问题。
二 如何应对：完全不同的两种对策
由于对苏联解体原因的不同解释，也就必然随之产生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应对措施：
（一）以“内因论”为基础的对策
既然“内因论”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内部，那么以苏联为鉴戒，我们就应该采取得力措施侧重于从内部解决问题。针对目前我国体制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大量的官员腐败现象，吸取苏联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我们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体制机制的弊端，反对权贵和特权，从制度上构筑起反腐防腐的坚固工程，从思想道德上树立起防腐反腐的“利剑”和“盾牌”。
第一，在政治方面，要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扬人民民主的旗帜，使人民群众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利。同时，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依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在经济方面，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发展国有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到经济发展的过程，享受更多的改革红利和经济发展的实惠，使人民群众享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权利。
第三，在分配方面，改革不合理的分配状况，尤其是改变社会收入严重不公平的分配状况，解决不断加剧的分配两极分化的格局，实现分配公正，使人民享受到更多的社会发展的成果。
第四，在思想领域，破除僵化的、过时的教条，与时俱进，不断推进思想解放，学习吸收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使人民群众成为新思想的创造者，而不是思想的被动接受者。
第五，在道德领域，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大力弘扬正气，传播正能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第六，在社会领域，着力改善民生，扩大就业，积极缓解社会矛盾，创造和谐有序的社会大环境，创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氛围。
（二）以“外因论”为基础的对策
既然“外因论”认为苏共亡党亡国的罪魁是来自外部的“和平演变”，因此，以此为鉴，中国就要采取措施全力应对“和平演变”。反“和平演变”是一项综合性的大工程，实行反“和平演变”要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反“和平演变”，首先要了解“和平演变”。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三是以思想文化领域作为突破口；四是以动摇并夺取共产党的政权为核心；五是以实现私有化为目标。其“和平演变战略”的做法大体是三部曲：一是攻心。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推行其所谓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二是夺权，企图以“多党制”、打着“民主选举”旗号搞垮共产党；三是全民实行私有化，搞资本主义，纳入西方轨道。“和平演变战略”的计划，首要目标是东欧和苏联，最后目标是中国。因为，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看来，中国最贫穷，但是最顽固，所以是它们最大的威胁。由此可以说，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中国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
以“外因论”为基础，就必然全力进行反“和平演变”，因而在国内主张采取的主要措施就会有：一是继续坚持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将人民群众要求改革的愿望与呼声视为“境外敌对势力的操纵和影响”；二是继续加强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把计划经济视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准绳，把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视为“挖社会主义的墙脚”，继续维护“权贵经济”；三是在思想领域中继续实行高度的思想控制，甚至重提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学说、观点都视为洪水猛兽，打击一切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批判各种“异端邪说”，反对继承和学习外来的各种新思想、新观点；四是在分配领域，听任分配状况的恶化和分配的特权的存在；五是社会上，继续森严的等级制度等等。
由此看来，在苏联解体的问题上，“内因论”和“外因论”各执一端，由此产生的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应对之策和治国方略，这些措施的实行，也必然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三 习近平的对策：彻底根除腐败及其根源
从现已公开发表的习近平的文章、讲话、发言看，我们找不到他关于苏共亡党亡国原因的专门论述，但并不意味着他对此重大问题没有观点。从现有的材料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他的基本观点和态度的。我个人认为，他是持“内、外因统一论”观点者，但以“内因论”为主的。
我的理由是：第一，在他的大量论述中尤其是就任总书记以来的讲话中，找不出关于“和平演变”的论述。这就意味着，他并不认同“外因论”的观点，即苏共亡党亡国的第一位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第二，相反，他却有大量关于全党防腐反腐的论述，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全党要提高对腐败严重性认识的论述。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全面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下面简要地摘取几段，加以说明：
在2012年11月17日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引用古人的话：“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苏轼：《范增论》），并语气严肃而凝重地告诫全党，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4]
注意，此处习近平没有说“和平演变”会亡党亡国，而是说腐败不除，会亡党亡国！要求全党全国首先要警惕腐败问题。
在2013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又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5]
实际上，在习近平看来，正是我们体制上的一些弊端，才使腐败丛生，所以主张深化改革以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由此来消除日益蔓延的腐败现象。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特别强调了公平正义原则的重要性。他说：“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原则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6]也就是说，习近平认为，党和政府按照公平正义原则，把我们国家的制度建设好，人民群众时时刻刻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自然就会心悦诚服、真心实意地拥护党的领导。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对各级官员提出了廉洁从政的具体要求和标准：“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对权力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7]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举出更多的实例了，因为从习近平执政两年多的治国理政的方略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基本走向，即主要从内部抓起，解决自身的问题，更好地培育和壮大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权利，促进人民群众获得更大的利益，以此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从而解决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事实上，在重视内因这个基本因素的同时，习近平并没有完全忽视外因的作用，他深谙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哲学道理。自任总书记以来，习近平就高瞻远瞩，着眼于新的世界形势，积极推动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在今年3月17日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习近平强调指出，“中国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同时，中国也是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建设性力量。”[8]习近平虽然没有明确强调反“和平演变”，但是他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创新和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和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些对外关系的理论和举措，尤其是创新和完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际上就已经隐含了防止“和平演变”、维护国家安全的主旨，为中国外交的发力开拓了新视野、提供了新机制，当然，也必将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更有利的条件。
四 反腐倡廉：功在当下，利在未来
俄国思想家弗兰克在苏联生活多年，他在论述苏联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任何一个雅各宾派或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与普通百姓或小职员之间的不平等丝毫不比君主与最穷的农民之间的不平等要轻微一些。”[9]这句看似平淡的话却透露出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即苏联尽管一再声称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没有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反而使苏联比它所推翻的社会存在更大的不平等！现已披露出的大量材料充分证明弗兰克此言不虚。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苏共和普通苏联人渐行渐远，苏联官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与普通苏联人的生活水平相去甚远。更有甚者，官员的严重腐败，更严重地侵害苏联社会，侵害苏联人民的利益，为苏联人民所不齿。总而言之，主要是腐败而不是“和平演变”毁了苏联，使得苏联人民在关键时刻否定了苏联共产党。
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准了中国社会的脉，科学地、清醒地认识到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是自身的腐败，腐败成了现今威胁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根治腐败及清除其根源的对策。
习近平所持的观点和态度以及采取的对策，是科学的、符合逻辑的，而且实践证明也是非常有效的，当然也是能够给中华民族带来根本的福祉和利益的。所谓符合科学，是指它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些人张口闭口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但一遇到具体问题，就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唯物辩证法明明告诉我们：在任何事物的发展中，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以这一原理来分析苏联的解体，结论就很清楚，那就是苏联的解体主要是内因所致，外因只是起到了次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苏联僵化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使苏联产生了严重的腐败，并使苏联共产党由代表人民的党，蜕变为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党，党成了享有特殊利益的一个集团。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解体就是必然的、无可挽回的，苏共的亡党亡国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所进行的防腐反腐的工作、所推行的依法治国、党的建设等一系列工作，必将使党群关系更加和谐稳固，必将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反腐倡廉功在当下，利在未来！我们充分相信防腐反腐给社会主义带来新希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景无限光明。
相反，这时候如果我们党没有把准脉，开对药，而是认为苏联解体主要是“和平演变”所致，从而在国内继续坚持这种高度集中的、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拒绝任何改革，纵容腐败滋生，把大量资源和主要精力放在反“和平演变”上，继续高度钳制思想和舆论，就必将激化矛盾，产生巨大社会危机，最后天怒人怨，使中国走上苏共亡党亡国的老路。
所以，写到这里，笔者禁不住发自肺腑地呐喊：反腐倡廉，中华幸甚，社会主义幸甚！
[1]温景嵩：《冷战：美国总统们的“主义”和苏联的解体——读书偶录》，科学网，2014 年4月12日。
[2]张全景：《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共识网，2011年3月28日。
[3]左凤荣：《西方和平演变政策与苏联剧变》，《学习时报》2012年1月2日。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26页。
[5]同上书，第71页。
[6]同上书，第97页。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81页。
[8]习近平：《中国发展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中国青年报》2015年3月18日，第1版。
[9]［俄］C.谢·弗兰克著：《社会的精神基础》，王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