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霍布斯鲍姆的双元革命论
恩格斯对于工业革命这个概念有首创之功,在关于工业革命的两种历史叙事中,革命说与马克思主义一直有密切的关系。活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工业革命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发扬光大,其相关著作亦成为经典。
霍布斯鲍姆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之一是双元革命论。所谓双元革命,指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几乎同步发生的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用他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中的话说:“发生在1789~1848年间的这种伟大革命,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其中心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毗邻而又互为竞争对手的国家。1789~1848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发生在上述这两个国家里的孪生大变革。从那之后,这一变革波及了整个世界。”[53]《革命的年代:1789~1848》书名中的“革命”,指的就是双元革命。事实上,这一论断继承了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的观点,只不过,恩格斯没有过多展开,而霍布斯鲍姆以能够看到历史演进结果的后来者的优势,对恩格斯的观点进行了更为系统化的阐发。
因此,霍布斯鲍姆的双元革命论在本质上缺乏新的核心论说,也不能被视为一个抽象化的严密理论。不过,在肯定革命性的同时,霍布斯鲍姆也充分注意到了工业革命的渐变性,与阿什顿一样,对两种历史叙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和。他写道:“在1830年以前,人们肯定不曾明确无疑地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至少在英国以外的地区是如此。大约在1840年前后,它的影响可能也不太明显,一直要到我们所论述的这段历史的较晚时期,人们才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54]这暗示了工业革命缺乏戏剧性,一如克拉潘所强调的那样。但是,霍布斯鲍姆仍然认为工业革命是“爆发”(broke out)的,他称:“‘工业革命爆发’这一用语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18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从此以后,生产力得以持久迅速地发展,并臻于人员、商品和服务皆可无限增长的境地,套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就是从‘起飞进入自我成长’。在以往,还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突破前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结构、不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由此而来的周期性破坏、饥馑和死亡强加于生产的最高限制。”并且,他旗帜鲜明地为工业革命这个词辩护:“经过深入详细的研究,大多数专家倾向于挑出18世纪80年代,而不是18世纪60年代作为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就我们所知,只有到那个时期,所有相关的统计指数才都突然快速地、几乎直线地上升,这才是‘起飞’的标志,工业经济仿佛从天而降。把这一过程称为工业革命,既合乎逻辑,又与业已形成的传统相一致,虽然在保守的历史学家中间——可能是由于在具有煽动性的概念面前有些羞羞答答——曾经有过一种时尚,否认工业革命的存在,而代之以诸如‘加速演进’这类陈词滥调。如果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前后那次本质上的、基础性的突然变化不是一场革命,那么,革命这个词就不具常识意义。”[55]经济与社会的剧烈变革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天换地,因此,用革命一词来描述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巨变,不能拘泥于该词字面上的狭隘含义。
在肯定了工业革命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后,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中勾勒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基本进程。不过,由于该书专门论述工业革命起因与进程的内容其实只有第二章“工业革命”,其行文相对比较简略。与恩格斯一样,霍布斯鲍姆首先论述的是棉纺织工业的先导性。他认为,英国的棉纺织业是海外贸易的副产品,棉纺织业迅速扩张的主要机会在海外,“从销售方面看,除了18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外,工业革命可以说是出口市场对国内市场的胜利:1814年,英国生产的棉布出口和内销之比约为4∶3;到了1850年,已加大为13∶8”。重要的是,“棉纺织品为私人企业家展现了一幅无比宏伟的前景,足以诱使他们大胆进行工业革命,而突然得到充分扩展的市场也需要这样的革命。所幸的是,进行工业革命的其他条件业已具备,带动棉纺织业革命的新发明——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精纺机,以及稍后的动力织布机——简单方便,投资低廉,通过增加产量,几乎马上就能回本”。[56]因此,霍布斯鲍姆对于工业革命的起源持市场需求拉动说。
不过,接下来,霍布斯鲍姆没有像芒图等作者那样,对工业革命在棉纺织业之外各主要部门的扩散一一着墨。事实上,《革命的年代:1789~1848》在技术细节上的描述还不如阿什顿那本小册子深入。毕竟,《革命的年代:1789~1848》并非一本专门讨论工业革命的著作。霍布斯鲍姆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态度,将重心放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危机上:“这次危机最严重的后果表现在社会方面:新经济变革产生了痛苦和不满,产生了社会革命的因素。的确,城市贫民和穷苦工人自发兴起的社会革命爆发了,它在欧洲大陆上产生了1848年革命,在英国产生了宪章主义运动。群众的不满并不限于劳动贫民,不能适应新情况的小商人、小资产阶级,某些特定经济部门也是工业革命及其发展所造成的牺牲品。”[57]正视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贫富分化事实,方不失马克思主义学者之本色。然而,霍布斯鲍姆的核心论点在于,铁路的兴起挽救了处在经济危机中的工业革命。他认为早期的铁路投资是非理性的:“铁路很少为投资者带来高于其他企业的利润,这种高利润的报偿情况几乎不曾在铁路身上发生过,大部分铁路的利润皆十分有限,很多铁路更是完全无利可图,例如:1855年,英国铁路投资的平均红利仅为3.7%。”但是,英国过剩的资本需要找到出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头两代人中,普遍存在一项基本事实,那就是小康阶级和富裕阶级累积所得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数量是如此之大,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找到的花钱和投资机会。(据估计,在19世纪40年代,每年可供投资的余额大约有6000万英镑。)”[58]铁路扮演了吸纳社会资本的角色,并由此给工业化提供了新动能:“从经济发展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在这一阶段,铁路对于钢铁、煤炭、重型机械、劳动力以及资本投资的巨大胃口,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资本产业也将经历如棉纺织业已经历过的那种深刻转变,那么,铁路所提供的恰恰就是这种转变所需要的巨大需求。在铁路时代的前20年(1830~1850年),英国的铁产量从68万吨上升到225万吨,换言之,铁产量是原来的三倍。从1830~1850年,煤产量也增至原来的三倍,即从1500万吨增加到4900万吨。产量急遽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铁路。因为,每建一英里铁路,仅铺设轨道所需的铁,平均就需要300吨。”[59]
霍布斯鲍姆对工业革命的直接描写篇幅不长,当写完铁路投资热潮后,他很快转向了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结果:“商人和企业家的唯一法则就是贱买、无限制的贵卖。当时,无论是英国还是全世界都知道,在英伦诸岛发动的工业革命,正在改变着世界,工业革命将所向披靡,过去的神仙皇帝在今天的商人和蒸汽机面前,都将显得软弱无力。”[60]值得称道的是,霍布斯鲍姆对于工业革命进程中伴生的负面社会后果予以了揭示。例如,对于圈地运动,他写道:“从经济生产率的角度看,这项社会变革是一次大成功;从人们所遭受的痛苦而言,则是一次大灾难,并且因1815年后的农业萧条而加深,使得农村穷苦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800年后,甚至像阿瑟·扬那样对于圈地和农业进步抱着如此热情的拥护者,也为它的社会后果深感震惊。但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来看,这些结果也是人们所希望的,因为工业经济需要劳动力,而除了从先前的非工业领域外,还能从其他什么地方得到劳动力呢?”[61]辩证地看待宏大历史进程,既不否定生产力变革的必要性与进步性,也不遮掩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这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除了《革命的年代:1789~1848》之外,霍布斯鲍姆还有一本书与工业革命时代有直接关系,即《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Industry and Empire:From 1750 to the Present Day)。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一本英国现代史,但它抓住了“工业”与“帝国”这两个影响英国现代历史的关键因素。当然,站在霍布斯鲍姆写这本书的20世纪60年代,曾经的世界工厂正在经历着痛苦的工业衰退,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也已日薄西山,解体欲坠。因此,《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能够相对完整地描画英国的工业与帝国从崛起到衰落的全过程,并进行反思。
《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主体部分共16章,第二章到第四章着力刻画了狭义的工业革命,其标题分别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工业革命,1780~1840年”以及“工业革命的人文结果,1750~1850年”。因此,这本书对于工业革命的论述比《革命的年代:1789~1848》要详尽得多。对于工业革命的起因,霍布斯鲍姆总结道:“得到政府系统并猛烈支持的出口提供了火苗,且借助棉纺织品成就了‘先导产业部门’,另还带来了海上运输的改良。国内市场为总体工业经济培育了宽广的基础,并通过城市化进程为内陆交通的重大改善提供了激励,此外为煤炭工业及某些重要的技术创新奠定了强大基石。政府为商人和制造商提供了系统的支持,并对技术创新和资本货物行业的发展施加了某些决非可有可无的刺激条件。”[62]对于工业革命的进程,霍布斯鲍姆在这本书里的论述更为细致,但大框架与《革命的年代:1789~1848》是一致的,包括棉纺织工业的先导作用,以及19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下,铁路建设对于工业革命能够继续保持前进的燃料补充作用。对于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霍布斯鲍姆同样辩证地写道:“工业革命是否让英国人有了绝对或相对意义上更多更好的衣食住行,这自然是每个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但假如他忘记,那不但是一个加减的过程,而且是一场根本性社会变革,那就会错失问题的要害。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令其面目全非。更准确地说,它在初始阶段摧毁了人们旧的生活方式,任由他们在缺乏相应能力和知识的情况下去自行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却很少告诉他们如何去办。”[63]这段话极为中肯。长期来看,工业革命从整体上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的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亦客观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霍布斯鲍姆认为,英国工业在竞争中逐渐落败于美国、德国等后起之秀的重要原因在于英国对帝国的依赖。他称:“1820年后,英国的有形贸易始终觉得更容易向欠发达世界渗透,而不便打入利润更高却阻力更大的竞争性发达市场。”[64]因此,“面对1873~1896年的大萧条,英国并未致力于本国经济的现代化,而是利用了其传统格局中尚存的可能性,如此才设法躲避了这一首次国际挑战。英国更多地向落后的卫星经济体出口(如在棉纺织领域),并尽量开发了自己领先的伟大技术创新中的最后一项(即铁制轮船,用于船舶制造和煤炭出口)。当棉纺织品的最后进口大国(印度、日本、中国)也发展了自己的纺织业后,兰开夏的丧钟就敲响了”。[65]霍布斯鲍姆的这一观点在学术上未必能被所有学者接受,但在逻辑上是强有力的。
总的来看,霍布斯鲍姆直接继承了恩格斯的传统,既将工业革命视为18世纪末双元革命的一部分,又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上来审视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其持论多公允平实。可以说,霍布斯鲍姆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代表,因此其关于工业革命的论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身为职业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终其一生坚持使用清新通俗的文风面向公众写作,这也使得他的著作十分具有可读性,是工业革命入门读物的不二之选。
[1]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9页。
[2]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9~10页。
[3]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10~11页。
[4]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13页。
[5]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17页。
[6]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21页。
[7]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20页。
[8]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22页。
[9]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69页。
[10]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159、161~162页。
[11]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161页。
[12]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216页。
[13]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269~270页。
[14]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195~196页。
[15]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386页。
[16]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386~388页。
[17]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389页。
[18]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4页。
[19]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27页。
[20]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第7页。
[21]诺拉斯:《英国产业革命史论》,张格伟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第6页。
[22]威廉·詹姆斯·阿什利:《英国的经济组织》,王丽译,商务印书馆,2018,第2页。
[23]威廉·詹姆斯·阿什利:《英国的经济组织》,第108页。
[24]威廉·詹姆斯·阿什利:《英国的经济组织》,第118页。
[25]威廉·詹姆斯·阿什利:《英国的经济组织》,第119页。
[26]威廉·詹姆斯·阿什利:《英国的经济组织》,第132页。
[27]威廉·詹姆斯·阿什利:《英国的经济组织》,第146页。
[28]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下卷,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4页。
[29]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中卷,第39、48、53页。
[30]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一分册,第67页。
[31]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一分册,第82页。
[32]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一分册,第96~97页。
[33]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一分册,第99、100、102~103、105页。
[34]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一分册,第188~189、202~204页。
[35]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第一分册,第82页。
[36]格拉斯:《工业史》,连士升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第77页。
[37]格拉斯:《工业史》,第216页。
[38]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2.
[39]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p.9.
[40]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p.17.
[41]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pp.41-42.
[42]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p.46.
[43]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pp.55-56.
[44]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p.75.
[45]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p.114.
[46]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p.76.
[47]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p.118.
[48]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p.78.
[49]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p.92.
[50]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p.127.
[51]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p.129.
[52]这段译文使用的是秋风的翻译,参见F.A.哈耶克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第208页。
[53]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王章辉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第2页。
[54]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34页。
[55]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35页。
[56]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41~44页。
[57]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47页。
[58]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55页。
[59]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54~55页。
[60]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63页。
[61]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第59页。
[62]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第39页。
[63]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第72页。
[64]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第141页。
[65]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