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所以，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考察，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好古癖。借助对历史人物的同情理解，感同身受的“价值关联”，人文科学能够帮助我们在传统中寻找资源，面对今天的困难。当然，这也同样不意味着将古人的道路等同于今天的出路，无视时代的差异、历史的变迁。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尾的著名段落，韦伯业已向我们指出，基于超越性信念与价值的伦理，在当今的时代，本身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虽然信念本身只是促成伦理的条件，但假如没有信念，相应的伦理实践也不可能长久维持。一方面，现世行动成果的不断积累，日益引诱着人们忘怀自己的初心，贪图现世的享受。伴随着现代科学发展更彻底地“祛除巫魅”，以及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人们生活面对的日常，也就产生越来越多的“无灵魂的专家”与“无心的享乐人”。但另一方面，物极必反。伴随着此种功利理性和物质性客观主义，追求非理性体验和极度内在主观性的潮流也越来越强。韦伯早就清楚地看到，在他身处的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沉迷于用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小神像装点私人的礼拜堂，或陶醉于在讲台上扮演造梦的小先知去自欺欺人地煽动大众。更危险的是，这种物质和精神、主观与客观的极化分裂，还不断地相互转化。沉浸在主观幻想中的人，渴求无限权力去实现梦中的乌托邦，或想要通过暴力手段来彻底推翻现实。而真正的现实生活，又往往在科学的名义下被化约为虚假的抽象物，为各种技术的支配肆意蹂躏。天使与魔鬼、天国与地狱不断对抗的两端，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一切皆为出自人心的无根幻象而已。

如何面对这样的世界？真实即真理。韦伯临终前的这句遗言，正是他一生信仰的告白：反对一切想要支配或逃离现实的虚假幻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深意，不是主张只有清教徒才能拯救世界，而是要告诫世人，只有打破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的虚假二元对立，投身于日常生活的现实，在思考与行动中往复前行，寻找并践行有实质伦理内涵的生活之道，才有希望冲破现代社会的种种困局与迷思。

因此，在完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韦伯从这一研究确立的出发点起航，继续思考现代世界的伦理可能性。他去追寻在世界的各大文明传统中，理性与非理性、思想观念与现实条件如何交织糅合在一起，演变出各具特色的生活之道，在伦理生活的历史画卷中彰显人性的尊严。他去评估在这个“祛除巫魅”和诸价值领域分化的时代，激活形形色色的伦理人格、构建新的社会组织和信仰团体的可能性，判断现代社会未来可能的趋势和去向。他劝告莘莘学子，不要用主观的体验与陶醉去对抗无生命的抽象科学，而要让科学也服务于文化和历史，去探寻那些人类文明的永恒价值与长久传统，用它们放射出的光芒指引当下的实践道路。他提醒满怀革命热情的年轻人，不要用自己的理想遮蔽了现实，在狂热中走向不惜一切代价的不择手段；而应该在清醒看到现实总是背叛理想的同时，还能依然勇敢面对，去做“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尽力成为“平常意义下的英雄”。面对受官僚制和资本主义夹击，分裂、破碎和夷平了的德国社会，他仍然面向知识界、政界和民众大声疾呼，提出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重建国家的种种方案，力求挽救德国的伦理传统，促进大众的政治教育，为真正的理性政治家培育成长的土壤。

中国学界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阅读与思考，最早可追溯至上个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自那以后的八九十年，在中国的思想界，韦伯始终未曾离开中国人的视野。他的这部著作和其中的思想，长久地引发我们的兴趣，激发热烈的讨论，我想不是因为我们要学习新教徒的伦理，也不是为了回答中国为什么没发展出资本主义，更不是为了判分韦伯是与我们文化不合的陌路人。而是因为，韦伯面对的时代困境，今日依然是中国乃至全人类面对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当然，韦伯决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和道路，如果我们想要“尾随”，那正是他所鄙夷不屑的。而或许更重要的是，韦伯反对沉溺幻想、勇于直面现实的精神气质，他坚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修养、磨砺人格与品质的伦理主张，他在矛盾和张力之中努力维持平衡与中道的态度，他虽具精神贵族的文化教养却对默默奋斗和追求着的普通人始终不变的关怀与信任，与我们自己的文明传统有着深层次的感通与共鸣，令我们在内心中早已将他引为师友和同道。也许这才是为什么，在这迷失错乱的时代，我们会继续阅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自己也为人类文明探寻未来的命运、道路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