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

十二

………

市场和住在那里的人们，做买卖的和当掌柜的，都无聊地干着恶意的游戏，过他们奇怪的日子。外地来的乡下人，要到城里什么地方去，向他们问路，他们总是故意把错的路径告诉人家。这种事早已司空见惯，连骗子都不屑引以为乐了。他们捉了两只老鼠来，把尾巴打上结子，放在地上，瞧老鼠走相反的方向互相咬啮的样子，高兴得不得了。有时候给老鼠身上浇了火油，把它烧死。有时候把破洋铁桶吊在狗尾巴上，狗吃惊地汪汪地叫着，拖着破洋铁桶乱跑乱奔，人们看着哄声大笑。

还有很多这类的消遣。一切人——特别是乡下人，好像是专门在市场里供人取乐的。他们在对人方面，永远有一种想嘲笑人、使人难过和局促的愿望。我很奇怪，为什么我所读过的书里，都没有提到这种在日常生活中戏弄别人的剧烈倾向。

市场的娱乐中，有一种是特别可恶可恨的。

我们铺子楼下，有一家专做皮毛和毡靴生意的铺子。那里有一个伙计，是一个使整个尼日尼市场的人都吃惊的老饕。那铺子里的老板，好像夸耀马的气力和狗的凶恶一样，得意自己这个伙计的本领。他常常拉邻家铺子的老板们来打赌：

“谁愿意赌十卢布的东道？我叫我们的米什卡在两个钟头以内，吃完十磅火腿。”

但大家都知道米什卡有这个本领，便说：

“东道不要赌，我们买了火腿叫他吃吃看。”

“不过要净肉，没有骨头的！”

大家懒洋洋地争论了一会儿，于是从阴暗的货物间里走出来一个瘦削无须的高颧骨的青年，穿一件厚呢长外套，系着红皮带，浑身沾满毛屑。他默默地，恭敬地，从小脑袋上摘下帽子，用深陷的茫然的眼望着老板。老板气色很好，满脸又粗又硬的胡子。

“能不能吃一巴特曼^[1]火腿？”

“限多少时间？”米什卡一本正经地小声问。

“两个钟头。”

“很困难！”

“这有什么难呀？”

“那么，添两瓶啤酒吧！”

“好吧。”老板说，并且夸耀道：“你们别当他空着肚子，可不，他早上吃了约莫两磅面包，中饭也照常吃过了……”

拿来了火腿。观众围聚在一起，都是胖胖的买卖人，穿着沉重的毛皮大衣，跟大秤锤一般，大肚子，大家的眼睛都很小，垂着脂肪的眼泡，显出无聊发困的样子。

他们把手笼在袖管里，紧紧地挤成一圈，把这个吃手围住了。吃手预备好一个大的黑面包和刀子，虔诚地画了一个十字，坐在皮毛袋上，把火腿放在身边的一只木箱上，用茫然的目光打量着。

他切了薄薄的一片面包和厚厚的一片肉，整齐地夹在一起，双手捧着放到嘴边，嘴唇哆嗦着，伸出狗似的长舌头舔舔嘴唇，露出尖细的牙齿，然后跟狗一样，把脸伸到肉上。

“开始了！”

“看着表呀！”

所有的眼睛都一本正经地瞧着吃手的脸、下颏和耳朵边由于咀嚼而隆起的两块圆圆的肌肉；瞧着他尖尖的颏骨均匀地上下动着。大家没劲地谈着：

“简直像狗熊吃食一样！”

“你见过狗熊吃食吗？”

“哪里，我又不住在森林里，不过大家常常这样说，像狗熊吃食。”

“大家常常说的是：像猪吃食呀。”

“猪不吃猪肉……”

他们懒洋洋地笑着。懂事的就出头修正：

“猪什么都吃，连小猪仔，连自己的姊妹……”

吃手的脸渐渐阴暗，两只耳朵发青，陷进的眼睛从眼眶里鼓出来。他呼吸困难起来，只有下颏还照样均匀地动着。

“加油呀，米什卡！时间到了呀！”大家鼓励他。他不安地用眼打量余下的肉，喝一口啤酒，又嚼起来。观众激动起来，更频繁地去瞧米什卡的老板手里的表。人们互相警告说：

“把表拿过来吧，别让他把针往回拨呀！”

“瞧着米什卡！别让他把肉片藏进袖子里！”

“两个钟头内准吃不完！”

米什卡的老板挑逗地叫：

“好，我赌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米什卡，别输了！”

观众撩拨着老板，但是没有人肯和他赌。

米什卡老是吃着，吃着，他的脸渐渐变成火腿的颜色，软软的尖鼻子抱怨地喘息。看他的样子非常可怕，好像马上就会大声哭叫：

“饶了我吧……”

要不然便是被肉片扼住喉咙，倒在观众脚边死去。

终于，他都吃光了，睁着醉醺醺的眼睛，没劲儿地发出嗄声来：

“给点水喝……”

可是他的老板瞧着表叫骂：

“过了，这混蛋，过了四分钟……”

观众嘲弄他：

“可惜没有同你打赌，要不然你就输了！”

“不过，到底是个棒小子呀！”

“是啊，应该把他送到马戏团去……”

“唉，上帝竟把人弄成了妖怪呀！”

“喝茶去吧？”

于是便像一群小船，驶进小饭馆去了。

我想明白，是什么东西，使这班蠢笨的生铁般的人，围住了这么一个可怜的小伙子，为什么，这个害馋痨病的人会使他们感到快乐？

狭长的廊下，堆满了兽毛、羊皮、大麻、绳子、毡靴、马具等等，显得灰暗而乏味。砖砌的柱子隔开了这个外廊和步道。柱子粗大而难看，已经陈旧，又沾了许多街泥。这些砖块和砖缝，因为已不知在心头默数过几千次，它那丑恶的图形，就像一面闷气的网，嵌进在记忆中。

行人沿着步道慢慢地走过，马车、货橇慢慢地在街上走着。街道尽头有一些方形的红砖二层楼房的铺子，面前一块空场上乱抛着木箱、稻草和揉皱的包皮纸。污脏的和踏得结实的雪覆盖着空场。

所有这一切，连同人和马一起，尽管在那里活动，也好像停着似的，好像有些看不见的链子，把它们缚在一起，它们便懒洋洋地在原地滚转。你会突然觉得这生活几乎没有声音，像一潭死水。雪橇的滑板在滑动，店铺的大门开阖着，小贩叫喊着包子呀、热蜜水呀，但这些声音响得没劲、可厌，也很单调，叫人很快就听惯了，不再听到这些声音。

教堂的钟声像举行丧礼似地响着，这忧郁的声响永远滞留在耳朵里，好像从早到夜，无休无止地飘荡在市场的空际，给一切思想感情盖上一个盖子，像铜的沉淀物似地沉重地压在一切印象的表面。

从盖着污雪的地面、从屋顶灰色的雪堆、从房子的肉红色的砖墙上，到处都散发出冷漠而沉闷的寂寞；寂寞随同灰色的烟，从烟囱里上升，向灰暗低压的空际浮游；马儿喷的气，人呼出的气也是寂寞的。寂寞有一种特别的气味：汗臭味、油腻味、大麻油味、焦馒头和烟煤的重浊的气味。这种气味像一顶闷热的帽子，套在人的头上，灌进他的胸头，引起他一种奇怪的沉醉感，一种阴暗的愿望，使他想闭着两眼狂叫，奔向什么地方，把脑袋使劲地撞到墙壁上去。

我端详着买卖人的面容，那是些营养过分、容光焕发、冻得发红、做梦一样凝然不动的面孔。他们像搁浅在沙滩上的鱼儿，经常张大嘴巴打呵欠。

冬天生意清淡，在买卖人的眼里也见不到夏天那种使他们显出活气、有几分好看的紧张凶狠的神色。沉重的毛皮外套拘束了行动，把人们压向地面。说话也懒了，一动气就吵嘴。大概他们故意这样，只不过为了互相表示自己还活着。

我很清楚，他们是被无聊压倒、戕害了。我得到了这样的解释：他们所以玩那种残酷愚蠢的把戏，只不过是对沉闷的吞没一切的压力的一种无效的抵抗。

………

我在圣像作坊里的工作不算繁重。早上，大家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我得先给师傅们烧好茶炊。他们在厨房里喝茶的时候，我同巴维尔收拾作坊，把调颜色用的蛋黄蛋青分好。做完了这些，我上铺子里去。晚间，研颜料，“学习”技术。开头我很有兴趣地“学习”，可是很快明白了，差不多每个工人，对于这个分工很细的技术都不喜爱，都感到沉闷无味。

我晚上无事可做，同他们谈船上的生活，讲书中的各种故事。不知不觉地在作坊里得到了说书人和朗诵者的特别地位。

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人都没有我那么多的经历和见识，差不多他们每个人，都从小就关进作坊的小笼子里，一直待在里边。作坊里只有日哈列夫一个到过莫斯科，提到莫斯科，他便深有感触地、阴郁地说：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那里一切都得小心谨慎！”

其余的人不过到过舒雅、弗拉基米尔。讲到喀山的时候，大家问我：

“那里俄国人多不多？有没有教堂？”

他们以为彼尔姆在西伯利亚，而且不相信西伯利亚在乌拉尔那边。

“乌拉尔的刺鱼和鲟鱼，不是从那儿，从里海运来的吗？可见乌拉尔是在海边上！”

有时我觉得他们是在嘲笑我，他们说英国在海洋的彼岸，拿破仑是喀鲁加贵族出身。我把自己亲身的经历讲给他们听时，他们都不大相信，但是恐怖的奇闻、曲折的故事，大家都喜欢。甚至上了年岁的人，似乎也都爱虚构而不爱真实。我很明白，事情愈是荒谬，故事愈是富于想像，他们就愈加热心地听。总之，现实的东西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大家不愿意见到现在的贫穷和丑恶，却空想地巴望着未来。

我已经痛切地感觉到生活与书本之间的矛盾，而这更加使我惊奇。在我面前的是活的人，是书本中所没有的。在书本中，没有斯穆雷，没有司炉雅科夫，没有逃避派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也没有日哈列夫和洗衣妇纳塔利娅……

达维多夫的箱子里有破旧的戈利钦斯基^[2]的短篇集，布尔加林^[3]的《伊凡·魏日金》和布朗别乌斯男爵^[4]的小册子。我把那些都念给他们听，大家高兴得很，那时候，拉里昂诺维奇说：

“念书很好，免得吵架胡闹！”

我开始上劲地搜寻书本，寻找到了，几乎每天晚上都读。这是些欢乐的夜晚，作坊里静寂得同午夜一样，桌子上面挂着的玻璃球——又白又冷的星星，它们的光线映照着伏在桌上的蓬乱的和光秃的脑袋。安静、沉思的脸，呈现在我的眼前，有时候对书本的作者，对书中的人物，发出赞叹的声音。他们好像都换了样，既专心又温和。在这样的时候，我顶喜欢他们，他们对我也好。我觉得我是在我应该在的地方了。

“我们这里有了书，就像春天，好像窗上除去冬天的窗框，刚刚打开一样，”有一天西塔诺夫说。

找到书很不容易，可没想到往图书馆去借。但我还是想出方法，像叫化子似地到处去要，终于要到了。有一次，从消防队队长那里要到了一本莱蒙托夫的书。就在那时候，我深深感到了诗歌的力量和对于人们的强大影响。

我记得刚读《恶魔》的头几行，西塔诺夫就张望着书，又张望着我的脸，把画笔放在桌子上，长长的两手插进双膝之间，摇摆着身体微微地笑着，椅子在他身体底下吱轧作响。

“伙计们，静一点！”拉里昂诺维奇说着，也放下了工作，走到我在那里念诗的西塔诺夫的桌边来。这首长诗又痛苦又愉快地感动了我，我的声音常常中断，眼里流出泪水，看不清诗句，而更加感动我的，是作坊中低沉而谨慎的动作，整个作坊似乎都沉痛地沸腾起来，好像受了磁石的吸引，围在我的身边。等我读完第一章，差不多所有的人全围在桌子的四周，彼此身子紧靠着，互相拥抱，皱着眉头微笑。

“念呀，念呀！”日哈列夫把我的脑袋按到书上说。

我念完了，他把书拿过去，看了看书的里封，然后挟在胁下，说：

“这还得念一次！你明天再念吧，书放在我这里。”

他走开了，把莱蒙托夫的书锁进自己桌子的抽屉里，又去做工了。作坊里很静，工人们轻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西塔诺夫走到窗边，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一直茫然地站着。日哈列夫又放下画笔，严肃地说：

“这就是人生，就是上帝的仆人……唉！”

他抬起两肩，缩着脖子，继续说：

“我甚至能画恶魔：黑身子，多毛，火焰一般的红翅膀——用红铅画，以后是脸部和手脚，苍白色的，像月光底下的雪。”

一直到吃夜饭，他坐在方凳上，和平时不同，不安地转旋着身体，弄着指头，嘴里说着恶魔、女性、夏娃、乐园、圣徒如何犯罪等等莫名其妙的话。

“这都是真实的！”他肯定地说。“既然圣徒都和罪恶的女人做出不端的行为来，那么怪不得恶魔也喜欢和圣洁的人作孽……”

大家默默听着他的话，也许大家同我一样，不想开口。一边望着钟，一边懒洋洋地做工，打了九点钟，大家就一齐放下了工作。

西塔诺夫和日哈列夫走到院子里去了，我也跟了出去。在院子里西塔诺夫仰头望着星星念道：

凝视着在天空中飘泊的

一队队被上天委弃的星辰……^[5]

“这是人所想不出来的呀！”

“我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日哈列夫在料峭的寒气里哆嗦着说。“我什么都不记得，却能看见他。逼得人去同情恶魔，这真有趣！他可怜，是吗？”

“对啦。”西塔诺夫点点头。

“人，就是这样的！”日哈列夫使人难忘地叫了一声。

在门廊下，他关照我：

“喂，马克西莫维奇，你不许在铺子里谈起这本书，它准是一本禁书！”

我很高兴：我想，在举行忏悔礼的时候，神父问我的，一定就是这种书！

大家没精打采地吃了夜饭，没有平时那种吵闹声和谈话声，好像一切人都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必须用心去想的样子。晚饭后，大家睡觉的时候，日哈列夫把书拿出来对我说：

“再念一次！念得慢一点，不要着急……”

有几个人默默地从床上爬起来，穿着单衣，走到桌子边，缩着两腿，在周围坐了下来。

当我念完之后，日哈列夫把指头敲敲桌子又说：

“这是人生！唉，恶魔，恶魔……原来是这么回事，是吗，老弟？”

西塔诺夫越过我的肩头，念了几句，笑着说：

“我要抄在本子里……”

……

那时候，我有一个凶狠的仇敌，他是小波克罗夫街一家妓院的门房。有一天早上，我往市场去时认识了他。他从一辆停在妓院门口的马车上，拖下一个女子，女的两只脚被他抓住，袜子皱成一堆，身体露出到腰边，他哄响着大笑，无耻地拖拉，还向女的身上吐口水，女的已经烂醉，闭着眼，张着嘴，两条胳臂像脱了骨节，软洋洋地抛在脑后，渐渐被人从马车上拖下来，背脊、后脑、发青的脸，在马车的坐位上、踏脚上磕碰着，最后倒在街上，脑袋撞在石头上。

马车夫把马打了一鞭，走开了。看门人抓着女子的两条腿，倒退着像拖尸首一样把她拖到人行道上。我气极了，跑过去，幸而当我跑的时候，不知是故意还是错失，一只丈把长的水平尺倒到地上，因而救了我和看门人免于闹出大乱子。我跑过去打倒了看门人，跳上门口的台阶，拼命地按门铃。几个蛮横的人走了出来，我没有对他们说什么，抬起水平尺便走了。

我在下坡的路上追上了马车，车夫从车台上望下来看我，赞赏说：

“你揍他揍得真好！”

我愤愤问他，为什么他看着看门人欺侮女人不出声。他安静地不屑地说：

“管不着！老爷给了我钱，把她架到车上，谁打了谁，关我屁事！”

“他们要是打死她呢？”

“那种女子，一次两次是弄不死的，”马车夫这么说着，好像自己就有多次试图弄死醉酒的女人的经验一般。

从这天以后，我差不多每天早晨碰见这看门人，每次我走过街上，他总是在扫街，或是坐在门口，好像在等着我的样子。当我走近他的时候，他就站起来，挽着袖子，警告说：

“哼，我现在要把你打个稀烂！”

他约摸四十多岁，小个子，拐腿，肚子像怀孕一般发胀，当他冷笑着看我时，眼里露出一道光，可是这眼光里有一种善良而快乐的神气，因此见了令人惊奇。打起架来他是不行的，他的胳臂比我短，交手两三回之后，他就让过我，把背脊紧靠在门上，惊愕地说：

“哼，瞧着吧，你这个有本事的好汉！”

这样的打架我实在腻味了，有一天我对他说：

“喂，混蛋，你以后别缠我吧！”

“那么，你为什么要打我呢？”他责难地问。

我也问他为什么那么可恶地虐待那个女子。

“关你什么事？你爱惜她吗？”

“当然爱惜。”

他不吱声，抹了抹嘴唇，又问：

“那你也爱惜猫？”

“嗯，也爱惜猫……”

这时他对我说：

“你这傻瓜，骗子！等着吧，我给你点厉害看看……”

我不能不走这条街，这是最近的路。于是我开始特别起早，免得跟他碰面，过了几天，还是碰见了他——他坐在门口，抚摩着躺在膝头上的一只灰猫。当我离开他大约三步的时候，他跳了起来，提起猫脚一摔，把猫头摔在石阶沿上，一股温乎乎的东西溅到我的身上。他把猫头碰碎，又扔到我的脚边，自己站在小门边问：

“怎么样？”

哼，这还有什么话说！我们像两只雄狗一样在院子里滚打起来。以后我坐在斜坡的草地上，难于形容的悲愤使我发疯，咬紧了嘴唇使自己不致哭喊和吼叫。现在记起这件事，心里还感到一种忍受不住的厌恶，自己也觉得奇怪，那时候为什么我竟没有疯，没有杀死人。

为什么我要讲这种极其讨厌的故事？为的使你们，先生们，知道这种东西还没有过去，还是存在着的东西！你们喜欢听那些杜撰的恐怖故事，你们喜欢听那些用美丽的话讲述的残酷故事，幻想的恐怖可以引起你们痛快的激动。但我却知道真正可怕的东西，日常生活中的残酷，用这些故事使你们感到不快，是我的不能否认的权利，这是为了使你们想起：你们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以及生活在如何的情况之中。

总之，我们大家都在过着一种卑鄙龌龊的生活！

我很爱人们，不愿使谁痛苦。但我们不能伤感，也不能把严峻的现实掩蔽在美丽的谎话中去生活。正视生活吧！把我们灵魂和头脑之中所有好的东西，人性的东西，都融化在生活之中。

（楼适夷译）
（选自《在人间》，载《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1] 俄国亚洲地区各民族使用的重量单位；在伏尔加河地区一巴特曼相当于十俄磅。

[2] А.П.戈利钦斯基，短篇故事作者，写过一本《工厂生活随笔》。

[3] Φ.Β.布尔加林（1789—1859），反动记者，庸俗小说作者，著有长篇小说《伊凡·魏日金》。

[4] 系笔名，本名为奥·伊·申科夫斯基（1800—1858），俄国记者，作家，东方学学者。

[5] 借用余振的译文（莱蒙托夫：《诗选·恶魔》第495—4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