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依恋的常见误解

也许是因为依恋理论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了发展和完善，而且由于最初的研究集中在母婴之间的关系上，所以当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提及成年人的依恋时经常会产生一些常见的误解。这些误解体现在四个主题领域。

依赖：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

多年来，发展心理学借由“拒绝他人的要求以及定义自我和独立行为的能力”来描述个体向成年期的过渡阶段。在临床领域，依赖（dependency）不幸地被认为与一系列功能失调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依恋理论家将这些行为描述为某种极端形式的焦虑型依恋，这种形式会在依恋恐惧被不断触发的情境中出现。在临床实践中，诸如缠结（enmeshment）、过度依赖和缺乏个性化等标签仍然被用于描述各种行为。事实上，依恋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将自己与他人放在一起，而非脱离他人来定义自己，否认与他人建立支持性联结的必要性不但不是一种力量，而且阻碍了个体成长和发展。

依恋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它认为，与他人形成的安全基地可以增强自我意识、自我效能感和应对压力的心理韧性。安全的联结可以促进有效的、建设性的依赖，他人可以成为有价值的资源，以帮助培养出积极、清晰而一致的自我意识。许多关于亲子关系和成人关系的研究都支持了与可靠他人建立联结和以这种方式定义自我的能力之间存在联系（e.g., Mikulincer, 1995）。无论焦虑型依恋还是回避型依恋的个体都常常会站在控制的立场上面对他人：前者可能难以直接表达自己，而会采用强烈的指责或抱怨；后者通常会采取更直接的支配态度（Mikulincer & Shaver, 2016）。

正如米库利茨和谢弗（Mikulincer & Shaver, 2016）在关于成年期依恋的开创性著作中所描述的：

当一个人正在受苦或忧虑时，寻求别人的安慰是有益的；当痛苦减轻时，他就可以从事其他活动并优先考虑其他事项。当依恋关系运作良好时，一个人就会知道距离和自主性与亲密和依赖他人是完全一致的。

这里的重点是独立自主与相互依赖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安全联结促使个体有能力更自信地面对未知。安全基地模型就像一个脚本，它设置了一个特定的期望，即“如果是这样，那么……”，以此促进个体进行探索（Feeney, 2007）。我经常用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作为一个当年22岁的年轻女性，我与父亲的安全联结是如何帮助我做出离开英格兰并跨越大西洋到达加拿大的决定的，在那里我不认识任何人，只对我如何生存有一个初步的想法。首先，我父亲的可亲近性和回应性使我认为其他人是值得信赖的，并且我也坚信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安全的，因为其他人在需要时是可以依靠的。多年来与他的联结和他对我的认可也增强了我的能力与信心。他始终如一地接受我的错误和挣扎，并以让我觉得安心和舒服的方式回应我的不确定性。他告诉我，我可以在不确定和失败中存活下来。不仅如此，他还向我保证，如果我发现在北美生活太困难，他会给我钱让我可以回家待在他身边。他教会我风险是可控的。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这种对依恋的安全基地功能的重视使依恋理论与除了和亲子关系明显相关的传统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也有着至关重要的相关性。一些治疗师会弱化依恋的作用，认为其唯一的功能只是简单的保护和在面对威胁时对恐惧的调节。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依恋理论与成年人的关系不大。安全基地的概念指出了与不可替代的重要他人之间形成的那种持续的安全感是如何为毕生提供最佳发展、成长和适应的平台，以及在面临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危机和变化时保持情绪稳定与处理压力的能力的。由于确信可以获得支持，有安全感的个体能够承担可估算的风险，并接受能够带来自我实现的挑战。他们实际上也拥有更多的资源，这样他们就可以将那些用于进行自我保护和实施防御策略的注意力和精力用在个人成长上。

模式：僵化的还是灵活的？

关于依恋理论的第二个显而易见的误解是认为它是确定的，认为它几乎只关注过去，尤其是一个人与其原生家庭相关的过去，是如何塑造了这个人的个性，从而预测这个人的未来。提到鲍尔比，人们通常会联系到精神分析和客体关系的视角与方法，这些视角与方法强调早期关系如何构建那些在来访者未来生活中发生作用的无意识模式。然而，当鲍尔比谈到这些模式时，使用了形容词“运作的（working）”，他提出所有这些模式都可以适应特定情境，只要保持它们的流动性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修正即可。多年来，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模式比早期的依恋理论家所提出的形式更具流动性，并且呈现出可以预期的变化，尤其是作为新体验到的结果时。例如，在一项研究中，22%的伴侣在结婚前3个月至结婚后18个月期间改变了他们的依恋取向（Crowell et al., 2002）。一般而言，具有高度依恋焦虑的个体最有可能发生改变。虽然近期一项依恋取向夫妻疗法研究（Moser et al., 2015）发现，回避型伴侣确实在每一次治疗后都会改变一点他们的依恋模式，但那些不太愿意接受新体验和新信息的回避者似乎不太可能发生改变。也有证据表明，在个体治疗中依恋的运作模式也可能会发生变化（Diamond et al., 2003）。总而言之，童年的经历确实会影响个体的发展，但其轨迹是可以改变的，除非应对模式变得僵化和具有排他性，以避免或否认新的体验，或者与爱人的消极互动模式不断强化着这些模式中最消极的因素。

准确地说，过去的人际经历如何塑造现在也是很重要的。依恋理论认为，早期的经验形成了个体应对他人的一系列反应模式、他们自己的情感调节策略，以及他们看待自我和他人的模式。这些反应、策略和模式可以进化和改变，或者可以充当自我实现的预言。亚当告诉我：“你知道，我从未期待过会被爱。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我的妻子错误地嫁给了我。因此，我一直躲着不让她进来。那她自然就离开了！”另一种简单的理解个体与他人永久分离的方式是，虽然渴望爱的联结是自然而然的（因为这种渴望被植入到了哺乳动物的大脑中），但如果你从未见过真正意义上的这种联结，那就很难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也很难坚持去创造积极的联结。亚当说：“我甚至不知道人们可以像我们这样说话。我不知道人们可以从如此愤怒的情绪中平复下来，也不知道谈论感受是有帮助的。我家里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但我从这里学会了这些。”

性：与依恋相互独立还是相互对立？

一些当代学者认为，依恋与浪漫的性关系无关，只是在当代社会为成人之间的重要联结提供了主要背景。有争议的部分是依恋可能解决了那些典型的伴侣之爱中的亲密度问题，但并不能解决性爱方面的问题。事实上，引发争论的是，有人认为由于新奇和冒险是获得真正令人满意的性体验的必要条件，而安全型依恋实际上可能会干扰性需求的更好满足。

有关性与依恋的内容会在第六章关于夫妻治疗的部分进行详细讨论。简而言之，证据充分、几乎无可辩驳的是：亲子依恋和成人的浪漫关系都是“单一核心过程的变式”（Mikulincer & Shaver, 2016）。它们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无论是儿童早期的亲子联结还是后期成人间的情感结合都涉及相同的行为，例如凝视、拥抱、抚摸、爱抚、微笑和哭泣。两者都涉及强烈的情感，就像分离时的痛苦和恐惧、团聚时的快乐，以及关系联结受到威胁或失去时的愤怒和悲伤。这两者都存在着对接触的渴望，并且在获得接触时感到安心。亲子关系和成人伴侣关系的质量由与所爱之人产生联结时对方的敏感性、可亲近性和回应性来决定；之后，成功的联结会带来信心、安全感、内心的满足和对他人的共情反应。失去联结则会导致焦虑、愤怒和违抗行为，最终导致抑郁和疏离。持续的焦虑或防御性的疏远在成人和儿童身上都可以看到，并且会发展为习惯性的、取决于现实状况的回应方式。

如果理解了依恋安全基地这一功能的本质特征，那么就会看到浪漫爱情中的情欲与安全型依恋之间并没有内在冲突。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有安全感的恋人报告说他们对性生活更满意，而且通常来说，安全的联结似乎能促进他们更充分、轻松地参与到性互动中。而失去联结，特别是更多的回避型依恋模式，似乎对性行为产生了负面影响。回避型伴侣倾向于狭隘地关注性生活中的表现和感觉，并报告了较低的性频率和满意度（Johnson & Zuccarini, 2010）。如果激情被定义为与情欲探索和玩乐有关的依恋渴望，那么安全联结就会成为最佳性体验中的关键的积极因素。安全感最大限度地提升了伴侣承担风险、享受玩乐和顺其自然的能力，让他们可以沉浸在愉悦的体验中。有证据表明，安全联结对女性尤其重要，由于女性在性行为中更容易在身体上受伤，因此她们自然而然会在性互动中对伴侣关系状况更加敏感。

虽然性行为本质上有别于依恋和娱乐行为，但它也经常被常规地认为是一种联结。毕竟，我们中的许多人称性交为“做爱”（making love）。这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有交配行为的哺乳动物来说，它们会在情感联结上进行投入以便组成一个合作团队来哺育幼崽，性互动就起到了亲密联结的作用。性高潮会释放出一种亲密激素——催产素，同时在性接触期间，成人之间会表现出身体同步调节和镜像行为，这些现象在母婴互动中尤其常见。

依恋：是分析的还是系统的？

最后，要提到另一个误解，特别是在夫妻和家庭治疗师中存在的，那就是认为由于依恋理论是从客体关系的角度产生的，如同费尔贝恩（Fairbairn, 1952）和温尼科特（Winnicott, 1965）等名人所提出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精神分析的方法。正因为如此，它也被假定为既非系统性的，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交互。实际上，鲍尔比作为一位挑战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异端者，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被排挤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现代精神分析观点和依恋理论之间正在形成新的联系，因为精神分析已经从经典的以性和攻击为导向的驱动理论发生了转变，在经历了一个“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后（Mitchell, 2000），变得更具互动性，更专注于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接触，这其中存在着“心灵上的相互交融”（Stern, 2004）。现在，在精神分析和其他治疗方法中，术语“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用于明确地将这种接触与依恋视角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境下来访者和治疗师的情感状态是相互匹配的（Hughes, 2007）。尽管如此，精神分析的标志性元素是强调内在的主观状态，而鲍尔比认为亲密关系是“一个人从婴儿时期就围绕着的生活中心……直到老年”（Bowlby, 1980）。鲍尔比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剧本很着迷，尤其对人类如何管理自己的脆弱着迷，就像达尔文专注于了解动物会采取怎样的行为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生存概率一样。

因而，鲍尔比明确地将自己的目标设定为整合出一个强调人际互动模式和循环反馈回路的系统方法就具有意义了，他将该回路的“外环”定义为行为，伴随着内在认知和情感加工，将“内环”定义为反应（Bowlby, 1973; Johnson, 2011）。正如我们曾提出的那样（Johnson & Best, 2003; Kobak, 1999），鲍尔比观点的一大优势是它的广泛性，以及该观点澄清了互动反馈回路的关键模式，这些模式产生于自我和重要他人的习惯性反应。系统性治疗师因专注于互动中的限定模式或亲密互动双方之间的“舞步”却忽略了他们各自的生活经验而被诟病。依恋理论则巧妙地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互动模式及其情感状态确认和维持了“舞者”对关系和感觉的主观建构。这些主观建构形成了人际交往舞步的互动回应模式。因此，我的来访者安德鲁（Andrew）对他的妻子莎拉（Sarah）所采取的指责态度，正是当他开始感觉到被萨拉拒绝时，常用来处理自己恐慌情绪的方法。不幸的是，他那咄咄逼人的要求触发了莎拉习惯性的回避行为。随后这种要求—回避模式的演变证实了安德鲁最糟糕的依恋恐惧和他未满足的依恋需求，使他无法停止对伴侣施加压力。

依恋理论和经典系统理论（Bertalanffy, 1968）都认为功能障碍是一种束缚，即丧失了开放性和灵活性，而导致个体无法更新和修改回应方式以响应新线索。以僵化、受限制的方式来看待事物并进行回应的方式是有问题的。依恋理论和系统理论都关注过程——事物是“如何”演化的，而非关注静态的、线性的因果关系模型，这两种理论也都是非病理学的理论。来访者被视为是被卡在了狭隘的感知和回应方式中，而不是自身有缺陷。依恋理论增加了系统的视角，倾向于避开内在体验，假定情绪加工过程是个体与他人僵化的互动模式的组成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