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改变的人际互动

如果说深入地探索核心情绪（特别是恐惧、未满足的渴望、悲伤和丧失，以及对自我的羞耻或恐惧）是依恋取向心理治疗中发生改变的第一个关键要素，那么第二个要素则是来访者基于新体验而做出明确的实际行动。这些新体验都是在人际互动情景下发生和表达的。新形成的情绪体验会变成一个互动事件。来访者会与治疗师共同发现和提炼情绪，并通过将其表达给重要他人来释放情绪。重要他人通常为依恋对象（可能实际存在，也可能存在于想象之中），但偶尔也可能是治疗师，比如当治疗师被当作依恋对象的替代者时。例如，莱斯莉（Leslie）经常对亲密关系持有一种敌对和嗤之以鼻的姿态，同时她也害怕被他人察觉与诋毁，然而，当她在治疗中和我一起去探索她的恐惧时，若我产生背叛或放弃她的想法并被她察觉，她的恐惧感将变得更真实且进一步被内化。

这种人际互动是概括和检验情绪聚焦夫妻治疗中改变发生的关键，也被运用于个体（EFIT）和家庭（EFFT）的临床工作中。新的情绪体验将引起与重要他人之间新的互动反应。这些互动会在治疗的当下产生一系列的修正性刺激，以积极地处理来访者的“无助”和“渴望”。在大多数情况下，类似的刺激会让来访者对联结建立更强的安全感，至少能接受“失败为新关系带来机会”的观点。需要强调的是，不管个体EFT还是夫妻或家庭EFT，与重要他人一起经历的内在现实只是引发改变的必要因素。对于那些认为个体治疗的本质是帮助来访者实现内在自我成长、形成良好情绪调节策略的治疗师来说，人际关系层面上的工作似乎是不必要的。但从依恋的视角来看，需要牢记依恋是人类情绪调节的基础和现实背景，良好自我调节只是过程中的一部分。

神经科学家詹姆斯·科恩（Coan, 2016）曾指出，相比个人自我情绪调节，人际共同调节对我们群居动物来说是更普遍更有效的方式。在神经水平上，大脑不断进行资源预算，期待支持性关系作为一种可用的资源出现，并赋予其更高的优先权。科恩的脑成像研究表明（Coan et al., 2006），当个体的大脑因电击感受到威胁和疼痛时，重要他人的支持能起到积极的缓解作用，这与鲍尔比曾提出的“接触性安慰（contact comfort）”所具有的积极强烈的作用相类似，也印证了“对关系感到安全的个体同样会对世界感到安全”的观点。视觉感知方面的研究也发现，相比于有朋友一起，当独自站在山顶时，我们的大脑估计这座山更高。即使在基础感知当中，大脑也会趋近于社会资源（Schnall et al., 2008; Gross & Profitt, 2013）。所以依恋理论认为，面对压力时我们共同承担会更好，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生理事实，而不只是基于情感上的表述。证据表明，包括联结对象在内的依恋客体会被纳入自我的神经表征中，被作为重要资源，进而促进生存、降低风险、分担压力、调节负面情绪，并因此赋予个体存在的重要意义。有趣的是，由于依恋客体会被视为自我的延伸部分，（与陌生人相比）大脑更容易对亲密他人表现出的威胁进行加工，其方式与大脑对指向自我的威胁进行加工的方式非常相似（Beckes et al., 2013）。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者们发现个体在失去伴侣时，其自我概念的清晰程度会立即下降，并呈持续下降趋势（Slotter et al., 2010）。

另一些有趣的研究发现，有他人参与的共同情绪调节是一个相对的自下而上的过程，而个人自我情绪调节通常是一个需要花费更多资源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因为个人调节涉及更广泛的认知与注意力过程，也需要抑制可能已经触发了的躯体反应（Coan & Sbarra, 2015）。

以上所提及的所有研究都跟心理治疗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EFT的治疗师会在自下而上的情绪加工过程中投入更多的关注，当这一过程发生时，咨询师会帮助来访者整理当前的情绪，共同对情绪进行调节。当治疗师作为一种资源存在时，来访者所需攀登“山峰”的高度将会变低。

其次，在人际关系的设定上，治疗师帮助来访者将依恋客体视为有效调节情绪的助力，我们也越来越清楚这种有效的调节效果是怎样发生的。例如，当母亲对孩子呈现出一系列体贴的回应时，孩子大脑内杏仁核的活性将会减弱，同时前额叶皮质将得到激活（Tottenham, 2004）。若这一情况趋于常态，个体则能够调节自身的压力系统或HPA轴（即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分泌皮质醇等压力激素至一种平衡状态，如此便不容易触发情绪，也更容易控制情绪（McEwen & Morrison, 2013）。

我们经常与他人建立精神上的沟通，这是一种普遍智慧，特别是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我们会通过这样的沟通来重新对困难体验进行评估，这是一种常识。祈祷可以说是共同情绪调节的一个常见例子，具有信仰的人们会尝试通过祷告来接近上帝，此时上帝就是一个保护性的依恋客体（Luhrmann et al., 2012）。

大量关于情绪聚焦夫妻治疗中经典改变事件的研究表明，在了解情绪的本质之后，个体新形成的情绪可以以积极、开放的方式传达给他人，而不需要回避，或习惯性地感到自责或紧张。通常采用的方式包括，首先正视曾经被否认的情感创伤，然后要求现有的需要得到满足，或维护自身得到倾听与重视的权利。这一情绪的传达会重新定义自我和系统，比如自我在重要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和关系系统本身的性质。在这一情况下，自我和他人的关键模式很容易被理解，也能够被重新建立。这一改变的过程同样会发生在EFIT和EFFT当中。例如，艾米（Amy）形容她现在能够向她“专断”而又“疏远”的母亲表达自己的需要，即便是身在咨询室中，艾米表示她也能在脑海中看到母亲的眼睛，并开始连贯而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受伤感和需要。当艾米做完这一切时，她告诉我：“现在我感觉自己突然变得坚定和平静，母亲看起来已经不再危险了。而实际上，我发现是母亲不知道该怎么做。母亲似乎会害怕我，但那又怎样！这是两回事。我已经能感受到她的温柔了，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个坏孩子，而她只是不知道如何做妈妈！”

特里（Terry）在EFT的第15次会谈中告诉他的妻子：“当我让自己沉浸在不稳定的感觉中，并放下我惯用的武器而不去证明你失败时，我真的感到很害怕。我意识到可能你并不喜欢我软弱、缺乏信心的一面。我猜其实也可能没有人会喜欢。但此刻在这儿，在这样的咨询室中，我非常希望得到你的承诺，你会愿意一直和我在一起。”

在一次情绪聚焦家庭咨询中，提姆（Tim）被妻子握住手，同时对儿子说：“我想成为一个好爸爸，但却因我观念中原生家庭的规则而迷失。我很抱歉，儿子。这很难说出口，我应该是让你失望了。我不想失去你或伤害你。我想要的是找到一个让我们能够靠近彼此的方法。说这些可能会很奇怪，但说出来也感觉很好。”当他这样说时，他以前那冷酷、目中无人、逃避现实的儿子在哭泣，并伸出双臂拥抱父亲。一系列的内部和人际变化发生了。

在这些改变过程中，来访者直面恐惧、承认和表达需求，过去习惯性的调节情绪、自我构建和理解他人的方式也被激活和揭示出来，且会被慢慢修正。

所谓的“修正性情绪体验”的力量经常在心理治疗的文献中提及，一旦被置于依恋情境中，就会变得实在而具体。当这样的体验在咨询中起作用时，来访者肯定会有充分的情绪卷入，但这种情绪如今经过了整理和提炼，是可被接受且有效的，并能够被真实地表达给他人。他人则将见证个体丰富而全新体验的出现，以及个体此时能够将需要与恐惧、自我与他人整合在一起的全新面貌。无论是来自于依恋对象还是其替身（治疗师）的接纳，都会是一种强有力的支撑，意味着承认来访者的无助和需要，以及他运用新认识来积极重建自身体验的能力。这种承认不仅巩固了体验中的新维度与新的关系模式，也让来访者成为能够定义和信任自己内心世界的更有能力的体验者。

在下一章中，我概述了EFT的核心过程与干预模式，这些过程与干预有条理、有步骤地促使了改变时刻的出现，并自然地发展为修正性体验。此处我们故意使用了“自然发展（natural progression）”这个词，因为对于EFT治疗师来说，很明显这是一个“自然（organic）”的过程，是一个从内到外发生的过程。就像一个好的医生知道如何帮助身体自我修复一样，一个好的治疗师会知道如何协调依恋和情绪，使用自然发生过程的力量来达成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