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

高考

1977年国内恢复高考，上大学成了知识青年的梦想。77届、78届的大学生原来基本都是社会青年，到1979年我上学时，也还有一半的大学生是社会青年。我也算是社会青年考上大学的，之前当了四年工人。

上大学前，作者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书、思考

我中学毕业时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通过父亲的介绍，我到天门县（现天门市）科委下属的微生物研究所当了农工，算是下乡了。那时我一心想上大学，所以去之前我就问在研究所工作有没有机会上大学，不能上大学的话我是不去的。他们说研究所每年有一两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所以我就去了。那个研究所在一个镇子边上，很漂亮的建筑掩映在树林和棉田里，研究所里有图书室、实验室，挺好的。研究所不大，大概有二三十人，一半都是大学生，大都是学农的、学植物保护的、学微生物的，华中农学院的最多，也有武汉大学病毒系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叫陈其武的技术员，他是从北京农学院来的，很开朗，我最早知道“四人帮”就是因为他同学从北京写给他的信里说到了。改革开放后，研究所的这些人要么考了研究生，要么就被大学聘去当讲师、教授，他们都对我影响挺大。在微生物研究所当工人的四年，我自学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微生物学。

1977年我也参加了高考，但最后因为一些原因没被录取。1979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我的街坊有位上年纪的老师告诉我，武汉大学好得很，两个人住一间房，早饭有豆浆和油条。我听了特别高兴，去了一看，8个人一间房，原来他说的是20世纪30年代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状况。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我想上吉林大学考古系，1979年考武汉大学正赶上改革开放，我朦朦胧胧知道经济建设是国家未来的潮流，就选了经济学，那时叫政治经济学。我要选择考古学，就没有今天的陈东升了，不过也很难说。没读考古而读了经济，也许是命中注定。

大学四年

武汉大学的四年给我留下很多美好的东西。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武汉大学任命的校长叫刘道玉，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他1981年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时48岁，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大学校长，在武汉大学做了很多教学改革。

刘道玉向西方大胆学习的改革措施包括开设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插班生制度。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有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校长特别骄傲。我到哲学系选课，也是受益者。那时候，武汉大学的学生很活跃。当时有个全国大学生刊物叫《这一代》，是由武汉大学发起，十几所大学的中文系和文学社团在北京开会共同创办的，第一次的编辑权给了武汉大学“珞珈山”编辑部。该刊物一上来就针砭时弊，因为太激进，很快就停刊了。

1999年，作者在武汉大学博士毕业时，与恩师董辅礽（右）在校园合影

我喜欢读书，上中学时就坚持读《参考消息》，高中时读了《马克思传》。先读了五章，一点也记不得弄不懂，怀着对革命导师的无限崇拜，坚持从头又读，做读书笔记，花了整整半年才啃下来。可以说《马克思传》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也让我咀嚼了哲学社会科学。上高中时我订阅过很多刊物，像上海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中国科学院办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杂志。后者不完全是讲考古方面的知识，也研究人类起源、东非大裂谷、几百万年前的肯尼亚人头盖骨等。记得当年英国有个很著名的漂亮的生物学女博士，人称珍妮小姐，她一辈子观察研究黑猩猩，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总之，我兴趣很广，喜欢涉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当时学术思想在刚刚恢复的大学中非常活跃，武汉大学也是，搞百科知识竞赛，我入学不到两年参加竞赛就拿了奖。能够拿奖的低年级学生凤毛麟角，于是我就出了名。到高年级，我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讲“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拿了二等奖。学校活跃的大环境影响着每一个人，我自己也搞了一个学习小组，起名叫“蟾蜍社”。蟾蜍是月宫里的癞蛤蟆，象征一种美好的向往，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要有这种做不到的事也一定要去做的志气。

当时西方思潮传播到中国，存在主义、科学哲学、美术史流派等思潮都传进来，是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那时是科学的春天，倡导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自然科学很吃香。我参与了一个学生组织叫“多学科讨论会”，主要人员是哲学系、数学系、物理系、生物系、中文系、图书馆学系和经济系的学生，我后来还当了副主席。经过“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之初爆发的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社会渴望是很动人的，那样一种朝气，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我们学生那时没有报纸看，都是每天去吃饭、打水的时候路过邮局门口，在报栏里看报纸。我印象最深的是《光明日报》用两整版刊登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写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这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篇报告文学。另外，对我影响很大的还有雷祯孝在《光明日报》写的整版人才通论。还有像温元凯这些科技大学年轻的老师，他们学自然科学，思想很活跃，当时对年轻人产生过很大影响。

大学一、二年级，我把政治经济学读完了。马克思的经济学很抽象，挺难懂，《资本论》我也读不通，合上书又都还给老师了。我对历史很感兴趣，三年级学了政治经济学学说史，学完回来再读《资本论》就全弄通了。那个时候的武汉大学经济学系还不是学院，没有开设西方系统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课程，但系里有一批很强的老人，系主任吴纪先是哈佛大学博士，教授谭崇台是哈佛大学硕士，刘涤源在哈佛大学专攻西方经济理论，李崇淮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傅殷才是从苏联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留学回来的。刘涤源讲凯恩斯主义，谭崇台讲发展经济学，傅殷才讲制度经济学。通过这些老先生的言传身教，我们学习了很多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思想和知识。我印象很深的老师还有曾启贤，是个尖嗓子湖南人，智商很高，很有思想，可惜去世得很早。还有郭吴新、汤在新、刘光杰，他们都对我有很大影响。这样四年下来，我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方面，如西方经济学说史、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流派等学科打下了很好的功底，养成了思考的习惯，理论训练很扎实，对理论的兴趣与思考一直保持到今天。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20世纪80年代初，作者与同学殷明德（右）、毛振华（左）摄于武汉大学樱园

武汉大学有光荣的历史，经济系又有这么多从美国、苏联留学回来的教授，加上我从初中、高中就崇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些因素让我从上大学起就把学术看得很神圣。大学期间，几乎所有著名教授的家里我都跑遍了，我也不知道我的力量来自哪里，也许是心中渴望能够成为大知识分子吧。一个本科生，几乎一到星期六、星期天就跑到这些著名教授家里去，请教问题，请他们辅导，也被这些大教授的风范影响。那时候我在班上有四五个“跟屁虫”，他们年龄比我小，都是1962年、1963年出生的。他们听我讲，然后跟我讨论。有时候我们五六个人要走五六公里路程到磨山，一路讨论各种问题。我给我们取名叫“逍遥学派”，实际上我那时候梦想建一个“珞珈学派”。

武汉大学是全国风景最好的大学之一，依山傍水，校内有珞珈山，旁边就是东湖。那个时候一周只有星期天休息，星期六还上课，有的同学星期天喜欢睡懒觉，我喜欢跟别人分享好东西，星期天一般都带着来找我的同学、亲戚朋友在武汉大学到处看，看风景，爬山，到山顶上看武汉大学的全景。我喜欢观察东湖，有时候晚上跟同学们去东湖玩，游泳。有一次考完试觉得特别放松，那天正好是阴历十五，有大月亮，我去了东湖。月光在湖中荡漾，沉落到深泂的湖底，很深很深，如幽灵一般；也仿如米隆的《掷铁饼者》把铁饼甩到了东湖里，甩出一片银光，显得特别深远，自己恨不得能化身成一条鱼，跳进东湖去追逐。薄雾笼罩时，东湖像轻纱被吹拂；有时又极像一个秀美的女人，乖巧得一动不动。但是它也有脾气，偶尔要发一发。冬天寒潮来的时候，湖面刮起五六级的大北风，白浪滔天，浪高的时候有一两米。我不仅跟东湖对话，时间长了，还感觉我跟武汉大学的山水已经融为一体。

刚刚改革开放时，武汉大学学生不多，在校学生只有三四千人，经济系也就不到三百名学生，那时校内没有太多建筑，我喜欢去一些没什么人去的地方。那里到处是荆棘、茅草、小树，很荒凉，很原始。我常去一个很小的水塘，水塘四周的绿色植物长得满满的，很是神秘，我管这里叫武汉大学的尼斯湖。大学山顶上有一个自来水厂，从山上下来一条水沟一直通到东湖。跨过水沟是一大片树林，平时没人进去，于是我就进去看看。一进去，发现一片开阔的茅草地，像是没有人去过，于是这里成了我们的伊甸园。我叫上班里三四个同学去打滚，把茅草压平。那是冬天快期末考试的时候，武汉的冬天一刮风就很冷，但只要风一停，天一晴，我们就在茅草地里晒太阳，懒洋洋的，静下来听小鸟的鸣叫、流水的声音，好像能听到大地的呼吸声，就像在母亲的怀抱里，听到母亲的心跳，挺怡情。当时我觉得人生最美妙的事莫过于在武汉大学当一个教授，我的理想也很简单，有个大的皮划艇，和自己心爱的人，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荡漾在湖中，纵论学术与人生。“天人合一，质朴而浪漫”是我在武汉大学的四年最真实的写照，这样的环境自然也让我对母校产生了深深的感情，从毕业到现在，我依旧在心里跟武汉大学的一草一木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