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自由/奴役”边界的动力
奴隶制起源于暴力行为。只有被暴力强制为奴，活人才可以在奴隶贸易中以看似合法的方式被买卖，与其他商品有可类比性。梅亚苏指出，奴隶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与那种通过暴力将个人同其社会和家庭关系分离连在一起的强制性去人化、社会化剥离（Meillassoux，1986：68ff.）。奴隶经常被运送到遥远的目的地，这造成的空间分离阻碍了他们逃跑或返回。与此同时，有无数中介人参与的贸易结构，有效地抹掉了奴隶关于自身来源地的知识以及个人特征——这些在交易链开始时还得以展示。对那些不能为自己发声的奴隶进行去人格化过程，进一步加深了开始的奴役，这对于将奴隶转化为无差别物品，进而变成容易消费的商品，是至关重要的。[26]
由此一来，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外来者身上的形式是社会之内与之外的分界线。由于奴隶的存在，外来的“他者”不再仅仅存在于社会的外围层面以及社会周边，可以被纳入社会的核心。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身份识别和区分的特殊动力（James 1988：133f.；Barth 1969a）。对奴隶的外来者特征的描述，促进了（当地人）自身群体即奴隶主社会走向同质化。只有通过“自由”与“非自由”的直接对立，个人身份的这些归属标记才获得了完整意义。通过定义奴隶与自由人彼此具有排他性的特征，蓄奴社会进入一个深刻的变迁进程。与奴隶的驯化并行进行的是，主人也在经历着进入其角色的社会化过程。主人与奴隶之间的距离，不光来自对奴隶的贬低，也来自对主人的提升。这种自我展示和自我约束的持续进程，偶尔也能开辟一些空间，允许奴隶以渐进的方式接近自由人的社会理想。对主人身份的正面定义，让奴隶能有一些做法来有目的地跨越“自由”与“非自由”的边界，在尊重奴隶与主人社会差异的同时展示奴隶和主人的身份。
在奴隶这类社会实践中，一个简明事例便是他们的歌唱，最接近的、可资比较的情形便是福音布道。由于奴隶大都被排除在主人的宗教活动之外，也因为他们自己的宗教不被认可（尽管伊斯兰教要求蓄奴者的责任之一是教导奴隶的宗教），毛里塔尼亚的奴隶发展出一种特殊形式的音乐：“麦德”（meddh）。这种说唱是在一个大鼓的伴奏下赞颂先知。“麦德”的演唱与传统摩尔人音乐截然不同。游吟讲故事者（iggâwan）在摩尔人社会中形成了自己单独的内婚制群体，[27]主要产出一种情态音乐，以十弦竖琴阿尔丹（ardîn）和四弦诗琴提迪民特（tidinît）为主导乐器，有时候伴随着唱歌和打鼓。而“麦德”主要是由女性来演唱，完全由歌曲组成，歌曲由主唱和合唱交替演唱，并有鼓点节奏和观众拍手。在传统的摩尔人音乐当中，跳舞并非其组成部分，充其量是在坐着时胳膊和腿进行活动，但是对“麦德”的表演来说，没有相伴舞蹈是不可思议的。表演的过程通常会持续若干小时，持续到深夜或者凌晨，这种舞蹈有着迷狂的特征（Ould Mohand，1993；Guignard，1975）。[28]
这里描述的“麦德”和传统摩尔人音乐的基本特征，表现出对立的本质，尽管二者之间有一定的相互影响。两种不同类型的摩尔人音乐，反映了约束“黑摩尔人”和“白摩尔人”之行为规范上的差异。“黑摩尔人”的音乐直接与导致恍惚的表现式舞蹈以及由此而来的失去自我控制关联，而摩尔人社会化的理想要求明确地控制感情，也包括沉浸音乐之中时也要有所克制。与此同时，“黑摩尔人”的音乐打破了刻板的文化差异再生产模式。“麦德”通过讲述主人社会的构成性话题——赞美先知——并将其与外来的旋律和歌唱传统组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混合之作，在某一方面甚至优于传统的摩尔人音乐。伊斯兰教马利基学派的正统支持者们——他们在毛里塔尼亚分布很广——不赞同游吟讲故事者使用的弦乐器，将之归类为“被禁止的”乐器。“麦德”被归为洁净，不过不属于“音乐”。由于其内容上的正当，尽管是“黑摩尔人”的娱乐方式，它还是被正统的伊斯兰教支持者认为特别有价值。自由人和非自由人的宗教依然有差异，但是在这里显现为并非等级差序式的关联，而是彼此互补的。奴隶、从前的奴隶以及主人的等级序列在某一特定点上，被一种横向的社会结构所取代，给人留下“差异之内的平等”（equality within difference）的印象。
对于奴隶文化与主人文化一个层面的价值评判逆转表明，“黑摩尔人”与先前主人的社会的认同感或者与他们的某些身份特征的认同感还是能奏效的。正如美国奴隶的福音歌曲一样，如果不依托主人的文化，要发展出自己的娱乐音乐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黑摩尔人”音乐的宗教重要性，主人们几乎无法压制他们的音乐。如果“黑摩尔人”仍然因为不知道作为伊斯兰教信徒的重要责任，最终他们的主人会为此遭到指责、受到歧视，但是不管怎样，“麦德”习俗凸显出他们对伊斯兰教的承认以及他们要与“白摩尔人”平等的追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主人与奴隶之间直接的权力平衡逐渐变弱，其结果是终于出现了奴隶和曾经的奴隶能够越来越有效地意识到这些诉求，他们的文化实践中的宗教价值甚至得到了正统伊斯兰学者的认可。
在业已发生改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主人群体的代表强调奴隶和前奴隶的共有背景，而对那些持续公开抵抗社会与经济歧视的人来说，“麦德”成为展示差异性的手段。就政治鼓动以及生成奴隶以及前奴隶的集体身份认同而言，“麦德”被当成这一群体本真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形式和表演方式仍然没有改变，但是文本被新的内容取代，后者受到毛泽东语录中反抗性的精神和内容的影响，明确指明了作者所期待的在既往的主人和奴隶之间要有哪类的决裂（参照Brhane，1997：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