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传统经济特区的突破：模式与功能贡献

中国经济特区具有区别于世界上其他经济特区建立、发展与存在的逻辑，为世界上其他经济特区发展模式提供了除引进外资外的有效发展制度实践、动态优化发展模式以及超越制度外源的内生性制度供给。

引进外资之外的有效发展制度实践。经济特区自建立以来，始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探索者与实践者，在中国经济的起飞、快速发展、转型发展三个阶段均提供了主要的实践经验，为全国发展做出了制度建设和生产力发展的贡献，同时，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了实践的基础，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形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现实案例。

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特区所发挥的历史作用首先在于体制机制实践。经济特区建设者们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创造发展动力的方法论，在开放中借鉴与学习，创造体制建设的后发优势，形成特有的制度生产力，同时在开放过程中形成对改革内部传统体制的外力，使改革更为有效且推进得更快，因此，通过开放促改革，显然是我国体制改革的优选路径。

未来中国经济特区的重要使命依然是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继续提供体制机制实践经验。如今，我国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经济实力已今非昔比，发展道路已经明确，国际发展格局和竞争生态已改变，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问题也大不相同，技术、制度与文化也已发生了重大改变。但与过去比较，我国的发展又具有根本的相同性：制度改革依然是推进发展的根本动力，先行试验的成功实践、辐射推广依然是我国发展的基本途径，深化改革开放依然是我国发展的根本策略，最终实现共赢发展、共同发展的目标。

动态演化发展模式。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国经济特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动态演化发展模式，即由制度试验导向到区域发展导向再到发展问题导向的转变，在期望功能的设定上形成了“全局性—战略区域性—特定局部性”变化。

概括起来，中国的经济特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经济特区之间的差别在于设立的出发点不同（中国经济特区建立的出发点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动机不同（中国经济特区以探索经济体制、发展路径为根本意图）、内涵不同（中国经济特区虽以经济建设为重要内容，但也包括行政体制、文化改革与社会建设等内容）。

超越制度外源的内生性制度供给。制度变革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吸收、借鉴、学习国际上的先进体制实践和制度创造的文明成果，是经济特区建立初期的制度实践路径。此外，制度改革的关键内容为制度的选择与引进。因此，在引进吸收基础上的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特区制度变迁路径的优化，即基于制度需求和社会文化情景的制度创造过程。其驱动理由在于制度内容不具有普适性，无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的发展经济体，都难以提供适应国情和制度改革需要的现存制度选择。如果只是简单地学习、引进、模仿，显然已经难以完成制度创新任务，制度创新已经进入高级阶段——更需要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特征的制度，因此经济特区进入了一个必须走制度变迁的、有自主性创新特色的制度实践探索过程。

根据发展需求创造制度供给能够提升制度改革的成效。不是所有的制度创新都能够改进经济发展效率。只有具有正效应的制度变革才具有意义，无效应甚至有负效应的制度创新是无效变革，这样的改革浪费社会资源。制度的变革是以社会的需求为基本出发点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如果只强调“改”的行为而不注重“改”的效果，无疑会大幅度降低制度改革的成效。中国经济特区的“自主性”制度探索强调“创造性”，当然，自主性的制度创新不是从无到有的制度生产，而是可以借鉴现有的有效体制机制，然后结合现实进行制度的再造，形成符合需要的新体制。

中国经济特区具有与国际上其他经济特区不同的两个功能：既进行制度试验，又探索发展路径；制度变革方式既有模仿借鉴的 “舶来品”式制度创新，又有“自主式”制度创新。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不仅肩负制度试验的使命，而且要寻找如何实现由增长到发展的模式转换路径，在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增长使命完成之际，寻找新的增长动力，顺利战胜中国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新挑战。经济特区通过有效实践而产生的由增长到发展的模式转换路径，对全国应对转型挑战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样的价值源于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内涵转变。

探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间的协调之道。推进社会发展首先需要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失衡提供制度保障，这是必需的制度变革过程。从中国的改革历程来看，不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村体制变革，还是其后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基本的目标均是创造效率，通过效率提升财富水平，因此，这样的改革是“以效率为导向”的制度变革，制度被“内生化”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中。在新时期，经济特区的改革需要首先关注社会发展过程，因为这是一次“以公平为导向”的体制变迁过程，新的制度被“内生化”于社会发展过程中，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探寻经济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的协调之道。其基本点在于通过制度变革，改变资源利用方法，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转变增长方式，走科学发展道路，调和资源日益稀缺与需求量迅速上升的矛盾。

探寻“先富带后富”的区域协调之道。这里的协调包括两层含义：区域之间发展的协调和区域内不同领域之间的协调，前者的本质内涵在于通过区域间的经济要素重组实现发展整合，即“外溢”发展；后者以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

在制度变迁方式上，由早期模仿借鉴的 “舶来品”式制度创新向以“自主式”制度创新转变。在以往的改革中，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是建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其主要途径是借鉴先进国家的做法，引进若干市场机制并对其进行试验、推广，因此，制度改革的关键内容为制度的选择与引进。现阶段，无论先进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的发展经济体，都难以提供适应国情和制度改革需求的现存制度选择。如果只是简单地学习、引进、模仿，显然已经难以完成制度创新任务，制度创新已经进入了高一级阶段——更需要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因此必须强调制度的自主性创新。这里的“自主性”强调“创造性”，当然，自主性的制度创造绝非从无到有的制度生产，我们当然可以借鉴国际上的有效体制机制，然后结合现实进行制度的再造，形成符合需要的新体制。必然地，这样的制度变革要比“引进型”的制度创新要困难。经济特区创新与改革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主张有效制度创新。不是所有的制度创新都能产生有效的制度。无效制度改革在诱致性变迁机制里是不易产生的，因为制度的变动是以社会的需求为基本出发点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在一个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机制里，或者出于政绩的考虑，或者因为改革实施者知识、信息的不足，容易产生无效改革，如果只强调“改”的行为而不注重“改”的效果，无疑会大幅度地降低综合配套改革的成效。

提供足够的改革激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土地产出的增长对贫穷的农民而言，其激励作用可想而知，这是农村经济改革得以迅速推广并富有成效的原因，其后，“放权让权”的国有经济改革使经营者和职工分享到改革利益，对于工资较低的城镇居民的激励作用也显而易见，同时，引进外资和发展民营经济让资本所有者的利润大幅增加，无数的农村居民移居城市，不仅可以共享城市的文明，而且可以获得超乎他们原来预期的劳动回报，这样一来，改革的激励自然是足够的。综合配套改革则是不同，它与以往的改革相比有大为不同的制度改革利益和利益分享机制。不论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制度创新，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社会、经济、环境发展协调性、缩小社会发展差距等的制度设计，其变革过程都具有公益性，同时，制度的创新过程充满风险，加上改革过程涉及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形成较高的改革成本。当政府作为改革主体时，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改革框架内创造具体的制度内容，是制度的创造者与实施者，在上述的改革收益与成本面前，作为制度创新者的地方政府易产生改革行为的激励不足，因此，综合配套改革的启动和持续推进，需要中央赋予地方政府创新体制的权力，通过建立改革成效的评估机制、改革风险的免除机制和对有效改革的政绩奖偿机制等，对地方政府进行改革激励。持续性激励机制的存在是综合配套改革能按预期计划推进的前提。

探索可推广的制度内容。天津滨海新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已将综合改革具体化为城市的发展策略与举措，比如天津滨海新区在金融企业、金融业务、金融市场和金融开放等方面的改革，在投资体制上的改革，在行政管理体制上的改革等，而浦东新区则将综合改革的重点任务确定为转变经济运行方式和采取相应的具体行动，例如，设立“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率先开展知识产权权利质押业务，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仲裁庭等。浦东新区的发展重点为：在城市开发建设方面，由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向全面提升城市功能转变；在发展动力方面，由政策创新为主向制度创新为主转变；在发展布局方面，由重点小区开发为主向城区整体统筹发展转变；在社会发展方面，由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向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社会结构，构建和谐社会转变。由此可知，两个经济特区均注重本地的发展和功能提升，重心在于城市的自身建设。由于国家赋予经济特区“以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探索新的区域发展模式，为全国发展改革提供经验和示范”的历史使命，因此，经济特区的首要任务是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创立更高层次的具有普遍适用性或借鉴意义的一般性经济制度，或者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探索与实践，完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提供经验的基本使命，只有这样，经济特区的综合配套改革和先行先试才具有全国性意义。

建立经济特区对于中国，既是一个关键性战略，也是一条使经济起飞与持续增长的路径，中国经济特区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因为文化差异、资源禀赋差异和制度差异的客观存在，不同国家的经济特区的启发性价值远远大于模仿复制其制度本身的价值。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发展成效体现在对中国现实的遵从，基于发展现实需求而建立的经济特区模式被证明是有效模式，这是中国经济特区不断发展的逻辑。如此，在已经开启的发展新时代，中国经济特区进入了快速演化发展的新阶段，因为在全国发展的新问题面前，经济特区依旧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