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古巴的敌意

1959年，在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共产党领导下，古巴人民经过多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古巴革命的成功，在拉美大陆树起一面马列主义的旗帜，为拉美各国人民树立了榜样，只有奋起革命，才能打倒独裁政权，才能翻身得解放。

古巴革命的胜利，受到世界人民的欢呼和赞扬，自然也受到进步知识分子和左派作家的欢呼和赞扬。以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利奥·科塔萨尔、巴尔加斯·略萨等人为代表的拉丁美洲左翼作家热烈拥护古巴革命。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轰动一时的“帕迪利亚事件”发生了。罗伯托·帕迪利亚曾在迈阿密和纽约任教和当译员，1959年回古巴进《革命报》工作，并任驻苏联拉丁新闻社记者和其他职务。帕迪利亚本来是古巴革命的热情拥护者，但是自1966年从苏联归国后，对古巴新政权产生了疑问，持批评态度，并私下里对卡斯特罗当局表示失望。同年，他成为《起义青年》版面上的文化争论的焦点，他的批评流露在他的诗作《游戏之外》中。不管怎样，此作还是获得1968年度古巴作家与艺术家联合会设立的胡利安·德尔·卡萨尔奖。但是联合会领导层并不同意把该奖授予他，也不同意把奖授予安东·阿鲁瓦特的剧作。同年10月28日评委们开会，经过几个小时的争论后，大家同意出版这两个作品，但是作品附加联合会领导委员会的一句话：两个作品“在思想上是反对古巴革命的”。该委员会还发表声明说，帕迪利亚持两种态度：批判主义和反历史的，这两种态度是典型的右倾思想，是反革命的工具。

1971年3月20日，作家协会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帕迪利亚朗诵了《挑衅》一诗，随后即被捕，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夫人、女诗人贝尔基斯·库莎·玛莱，理由是他们参加反对政府的“破坏活动”。此事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应，卡洛斯·富恩特斯、帕斯、鲁尔福、萨特、巴尔加斯·略萨等知识界多位精英表示抗议。在被监禁了38天后，帕迪利亚在作家协会读了他著名的《自我批评》，断然否定他以前的作品和表达的思想[8]。之后便被释放，但被逐出作家与艺术家联合会和哈瓦那大学，失了业，第二年流亡美国。

巴尔加斯·略萨在“帕迪利亚事件”中始终站在主持正义的立场上。在第一次抗议活动中他签了名，之后他又带头举行了第二次抗议，并于1971年5月20日写了一封致卡斯特罗的信，重申他拥护古巴社会主义，但他表示了对帕迪利亚供词的气愤，认为他是斯大林主义的卑鄙实践的牺牲品。在信上签名的有富恩特斯、戈伊蒂索洛兄弟、马尔塞、帕切科、鲁尔福、巴尔加斯·略萨、莫拉维亚、萨特、苏姗·桑塔格等40余位欧美著名作家。

由于巴尔加斯·略萨带头发动抗议活动，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讲话中表示“禁止巴尔加斯·略萨再来古巴”，并把他包括在“一群厚颜无耻的拉丁美洲人”中。说“他们不在战壕里，而生活在资产阶级沙龙里，为了一点点名声而远离拉丁美洲的问题，他们将无限期地被禁止来古巴。”

巴尔加斯·略萨在致古巴主要文化机构《美洲之家》领导人海德·桑玛丽亚女士的一封信中回答了卡斯特罗的讲话并辞掉了他自1964年以来与之合作的《美洲之家》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他在信中说：

“你该明白，在得知菲德尔斥责‘生活在欧洲的拉丁美洲作家’的讲话后这是我唯一能够做的事情。他‘无限期地’禁止我们去古巴。我们要求他澄清罗伯托·帕迪利亚的问题。我们的信就那么使他激怒吗?变化怎么这么大呢：我清楚地记得4年前的那个晚上，他很高兴听取我们一群‘外国知识分子’对他的看法和批评，如今他却说我们是‘卑鄙无耻之徒’。”

在发表在《美洲之家》杂志上的公开信中，圣玛丽亚女士称巴尔加斯·略萨是古巴革命“最坏的诽谤者”之一，指责他声援古巴革命的言论是可笑的。

在后来的几期《美洲之家》杂志上，刊登了由数百人签名反对巴尔加斯·略萨的多篇声明。声明的内容都是说巴尔加斯·略萨反革命的阴谋。作家胡安·马里内约的话具有代表性，他说：“这位秘鲁作家的绝大多数同谋者的批评和企图都是攻击古巴革命”。

除了反对巴尔加斯·略萨言行的政治性言论外，还有许多文章批评他的政治与文学思想。譬如乌拉圭诗人马里奥·贝内德蒂伴随古巴作家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和科略萨斯，一起贬低巴尔加斯·略萨的两个观点：知识分子有权批评社会主义的过火行为，有责任心的作家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文学主题。除了作家的批评外，有些大学的文学批评家还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出发否定巴尔加斯·略萨的艺术思想。

直到2010年巴尔加斯·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古巴官方仍然对巴尔加斯·略萨如鲠在喉。古巴官方报纸《格拉玛》2010年10月19日载文承认巴尔加斯·略萨“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但是又说，从他的“道德面貌”来说，这位秘鲁作家应该被授予“反诺贝尔奖”，“谁也不怀疑他对革新世界文学做出的贡献”，但是“他用作品建树的东西却被他的道德面貌破坏了”。

这家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指责巴尔加斯·略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他对其根源的否认和对帝国的意图的顺从。”“如果人民在斯德哥尔摩投票，一定会授予他反诺贝尔奖。”

对来自古巴领导层面的指责和非议，巴尔加斯·略萨仍然表示不满，他也针锋相对地谴责古巴存在的严重问题：政权的无比集中，新的统治阶级的出现，工会组织在古巴制度内缺乏独立性，知识界害怕官方的审查制度等。因此，他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不像以前那样对社会主义感到乐观。

由于巴尔加斯·略萨在“帕迪利亚事件”后经常批评古巴政府和它的领导者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文章就不再在古巴发表，他同曾经与之密切合作的《美洲之家》的关系也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