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涯与竞选遇挫
巴尔加斯·略萨年轻时，在他卢乔舅舅的书籍中，发现了一本墨西哥迪安娜出版社出版的自传，这本书让他们好几夜不能入睡并且在他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震撼，那本书就是汉·巴尔丁写的《黑夜落在后面》。作者在纳粹统治时期是德国共产党员，他这本自传中有大量关于地下战斗的故事、为革命做出牺牲的突发事变以及难以忍受的过火行为，这对巴尔加斯·略萨来说是一声爆炸，迫使他第一次认真思考正义、政治活动和革命。尽管在这本书的末尾作者严厉地批评共产党牺牲了他妻子，又用厚颜无耻的方式对待他，但读完这本书后，他仍然非常敬佩这些世俗的圣徒，他们虽然冒着酷刑、砍头或者终生被监禁在纳粹牢里的危险，都把一生献给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业。
那时巴尔加斯·略萨在《工业报》工作，常给该报写些时事述评，经常谈论政治和文学，其中有两篇长文谈论1952年玻利维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组织发动的革命。此次革命使他激动不已，这场左翼社会化的革命帮助他脑袋和心灵里装满了种种社会主义与革命的思想，或者说装满了种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形象和激情。
在皮乌拉的那一年（1952年），政治就这样飞快地闯入他的生活，但是伴随着常常闯入年轻人心中的那种理想主义和惶惑。由于他在舅舅家读的那些书籍使他的思想完全混乱，往往问题多于答案，所以他整天追着舅舅询问，于是舅舅就给他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纲领，什么是民族革命联盟的纲领，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在皮乌拉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曾悄悄地考虑，到了大学以后一定要设法与革命者取得联系并且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他还决定上那所国立的、混血种的、不信神的和共产党员集中的圣马科斯大学。
果然，他于1953年考进了圣马科斯大学。早在军校的最后一年，他就发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当时他以一个孩子的浪漫方式发现了社会上的偏见和不平等，他愿意和穷人一样，希望搞一次革命，给秘鲁人带来正义。而圣马科斯大学是一所不信神的国立大学，有着不妥协的传统。当时，独裁政权已经捣毁了这所大学，许多教授流亡国外；在他入学的前一年，一次大搜捕就把几十名学生投进了监狱或流放异国；学校里充满紧张气氛，因为独裁当局派了许多警察伪装学生混入学校；各政党被宣布为非法，阿普拉和共产党只能转入地下活动。考入圣马科斯大学不久，他就开始参加“卡维德”组织的活动。用这个名称是为了恢复被独裁当局破坏得相当厉害的共产党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分成小小的支部，进行秘密集会，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办革命小报，印刷反政府的传单，同阿普拉进行斗争，商量如何让马科斯支持工人的斗争，譬如声援电车工人的罢工。在大学里，他曾担任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他知道许多学生被关在监狱里，这些学生就睡在牢房的地上，既无垫子也无毯子，于是他就发动大家进行募捐，买了毯子、垫子，然后派五个代表去和内政部办公厅主任萨尼亚杜交涉，把东西送了进去。在大学里他还担任过指导员，一度加入秘鲁共产党，六十年代曾热烈支持古巴革命。
七八十年代，巴尔加斯·略萨积极从事反对金融系统国有化的斗争。大约在1987年7月间他写了一篇题为《走向专制的秘鲁》的文章，8月2日发表在商报上，他在文章中阐述了他反对金融系统国有化的理由。他的主张立刻引起强烈反映：银行等金融企业职工纷纷举行游行和小型集会。他又趁热打铁，起草一份宣言，征集了百人的签名。8月21日，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人士在圣马丁广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名为“争自由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重申了他反对金融国有化的主张。后来他和朋友又举行了两次群众大会。这一系列活动使他们相信：成千上万的秘鲁人只要坚持斗争，秘鲁就能成为一个没有穷人、没有文盲、人们过着有文化、富裕而自由的生活的国家。
圣马丁广场群众集会之后，由于大会圆满成功，报纸、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开始谈论为在1990年的大选中对付阿普拉和左派组织，有必要成立反对派的民主力量联合阵线。经过近一年同人民行动党和基督人民党为主，三方同意组成民主阵线，并于1988年10月29日在特鲁希略签署了原则宣言。
1989年6月4日，巴尔加斯·略萨在阿雷基帕宣布参加总统竞选。1990年4月8日至同年6月10日他参加了第一轮和第二轮大选，每天都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因为常常发生谋杀和死亡事件，一百多位与民阵有关的人士、各区的领导人、全国和地方上的议员候选人或者民阵的支持者被杀害。
成百上千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为1990年4月8日星期日的大选而云集利马，巴尔加斯·略萨在巴兰科街上的住宅被摄影、摄像记者日夜包围，保安人员面临困境，拦不住登梯上楼或钻进花园的人群。第一轮选举藤森占了上风。巴尔加斯·略萨明白大势已去，便放弃了第二轮选举，之后他起草了一封告秘鲁同胞书，说明为什么放弃第二轮选举并号召民阵的选民支持藤森执掌总统大印。条件是：他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包括制止通货膨胀，降低关税、将竞争机制引入经济生活……
1990年6月17日，他离开秘鲁前往欧洲，一面休息，一面重新投入他钟爱的文学事业。但他表示：“我要设法通过我的写作参与政治。”
在西班牙期间，藤森扬言要取消巴尔加斯·略萨的秘鲁国籍。为此，他向西班牙政府申请加入西班牙国籍。1993年西班牙政府批准了他的申请，并允许他保留本国国籍。
大选失利后，他淡出了政治实践舞台。他之所以那么热衷于政治活动，是和当时秘鲁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后来在接受诺贝尔奖官方网站的电话采访时，他曾坦言：“我从来也不曾想做一个职业政治家。我之所以有过那么一次，是因为当时秘鲁的形势极为严峻，又是恶性通货膨胀，又是恐怖主义，还有内战。在这种情形下，我感到脆弱的民主政治就要崩塌了！我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此举动的。这是一次例外，而且我也非常清楚，这事并不会长久。”
他之所以说“不会长久”，因为他并没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在政界显得稚嫩。只是近代拉美国家的社会混乱和他个人的经历的切肤之痛促成了他的政治敏感。还因为他在本质上始终是一名文学艺术家，就是说文学是他的本行，只有文学才是他施展其才能的天地。正因为如此，大选失败后，他便很快回到文学上来，致力于他酷爱的文学创作和与文学有关的事业。
当然，他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从事文学活动的同时，他时刻关注世界大事，他不仅通过文学作品或发表言论抨击那些他认为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家和独裁者，继续发挥“文学是一团火”的威力，而且积极从事新闻活动，通过新闻报道和政论等批评某些国家存在的人权问题、种族歧视和社会的不公正。
进入21世纪后，除了古巴，委内瑞拉也成了他批评的对象。譬如在2014年9月间，他就在西班牙马德里郊外瓜达拉马举办的、西班牙前政府首相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主持的关于分析与社会研究的夏日班上的发言中批评古巴和委内瑞拉没有自由。他说，“古巴代表着远离本土民主的某种东西”，而“委内瑞拉每年都在向着沙文主义道路上前进”。关于委内瑞拉的形势，他指出，“委内瑞拉政府是造成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罪人”，“委内瑞拉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政府领导人没有本事，使国家处在腐败的社会状态；但是它却害怕美洲国家组织，从来也不维护表达的自由”。他还说，“自由文化产生了西方，它是组织社会的一种方式，一切国家都可以和它粘连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他断言，“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都确认这是它贯彻和推行的思想”。
[1]引自《水中鱼》，巴尔加斯·略萨著，239页，赵德明译。
[2]引自《读书与虚构的赞歌》，巴尔加斯·略萨作，赵德明译。
[3]见《加西亚·马尔克斯评论》即《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弑神者的历史》，林安译。
[4]见《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即《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弑神者的历史》，林一安译。
[5]引自《致青年小说家的信》：《风格》，巴尔加斯·略萨作，赵德明译。
[6]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昵称是加沃，人们管她叫加瓦，认为两人关系暧昧。
[7]2007年6月巴尔加斯·略萨访问基多时曾对记者说，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个口头协定，“不要为我们关系方面的流言蜚语火上浇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