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文献述评

从现有理论来看，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基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分别从产品转移与产业转移视角，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联系起来，对探寻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启示意义。在此基础上，基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运行实践，Cantwell 和Tolentino进一步探讨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消化、吸收东道国（地区）技术，并通过持续的技术积累来促进母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机制。(19)Mathews进一步提出了“LLL 分析框架”，即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作为后来者可以通过“资源联系”“干中学”和“杠杆效应”来获得新的竞争优势，进而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并且促进本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在进行如此多的理论探讨的同时，不少学者也试图在实证研究中对这一问题进行突破与拓展。

一、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在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方面，早期文献的研究对象以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主。一些研究指出，日本和东亚新兴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基于边际产业或低端生产环节的外移，显著促进了这些国家部分生产要素向新兴产业的聚集，从而推动了母国的产业结构升级(21)(22)(23)。而且，Branstetter基于日本跨国公司实践的实证研究表明，日本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具有十分明显的技术寻求动机，这些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取美国的知识溢出。(24)Salvador、Gorg和Strob通过对爱尔兰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将提高跨国公司对国内中间投入品的需求，从而导致的需求规模扩张会带来爱尔兰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变。(25)

除此之外，早期的研究还特别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引致的母国“产业空心化”现象。“产业空心化”的概念最初是由布鲁斯（B．Bruce）和哈里逊（B.Harrison）提出的，其被定义为“在一国基础生产能力方面的投资出现了广泛的、系统的下降”。(26)关于“产业空心化”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与探讨。这些基于日本实践的研究，一方面强化了对产业空心化驱动因素与影响路径的研究，其中对外直接投资被许多学者视作导致一国国内产业空心化的重要诱致性因素，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国内企业大规模跨国转移生产能力，大量生产要素外流(27)(28)；另一方面细化了产业空心化可能给母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如导致国际贸易逆差、减少母国国内的就业机会，甚至降低国内劳动者收入和社会购买力需求并最终导致国内经济停滞不前(29)(30)。但是目前，一些基本问题如日本是否存在产业空心化以及引致产业空心化的因素是否是对外直接投资，仍存在较多争论。如Feinstein的研究指出，所谓的产业空心化在成熟的经济体中，可能只是资本要素和劳动力由低级产业向高级产业自然流动所引起的必然结果。(31)不仅如此，Hirono的研究还发现，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将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外转移以应对国内生产成本上升、资源不足等问题，这些行为实际上带动了国内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的快速发展，即使到了80年代，日本的制造业工业产值依然是很高的，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并未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的空心化。(32)李东阳对美日案例进行研究后也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就业机会和国际贸易逆差的影响微乎其微，不能将母国经济中的大量问题都归咎于对外直接投资。(33)另外，Minoru的经验研究则发现，日本的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核心制造业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34)；Sun等(35)、Liu等(36)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母国对低收入国家或地区进行的防御性或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削弱了母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杨丽丽等(37)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例，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的影响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投资地域和投资行业相关，劳动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顺向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商贸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母国产业发展甚至部分产业的“空心化”带来挑战。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研究进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虽晚，但发展十分迅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发展，使其迅速成为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形式之一，并确立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地位。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动因、区位选择、绩效评估等问题得到了国内外大量学者的广泛关注(38)(39)(40)。但将关注点集中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系上的相关文献依然比较少。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上看，现有研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如江小涓和杜玲在总结回顾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将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归结为三条，从宏观到微观依次为：产业间结构转移，即传统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充裕国内资源转向新兴产业；产业内结构调整，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内生产要素向相关产业的上下游转移；企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即带动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41)。汪琦对上述路径进行了拓展，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在转移传统产业、促长新兴产业的同时，还可以通过补充关键性短缺资源以及发挥产业间的关联和辐射等途径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也应注意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加剧母国与东道国（地区）重合产业的竞争情况，影响母国的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进而阻止母国的产业结构调整。(42)欧阳峣(43)将跨国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分为了产业的“进入”“退出”“扩张”机制，即进入和培植新产业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从国内市场的有序退出、实现国际市场和相关产业的拓展等。这种劣势产业的“压缩”“退出”和优势产业的“进入”“扩张”共同作用有利于国内产业的调整升级。赵伟和江东在这些零散的作用路径基础上将其总结为三种效应：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与产业内竞争效应。(44)此外，马静和陈明(45)、尹忠明和李东坤(46)、毛海欧和刘海云(47)等研究还从母国的需求结构、国际贸易、国内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二是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分类，探讨不同投资动机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作用路径。如茹玉骢从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出发，指出这一投资类型有利于促进母国中间品贸易、获得技术逆向溢出，还可以通过打破母国产业高度化路径依赖的方式带动母国产业结构升级(48)；江东则从理论上探讨了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战略性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对母国制造业重工业化、高加工度化、劳动生产率提升等可能产生的影响(49)。在此基础上，李逢春(50)、尹忠明和李东坤(51)等的研究对不同投资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作用机制与路径做了进一步扩展。刘鹏(52)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市场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生产资源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战略资源寻求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投资和产出的作用机制，进而探寻不同投资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发展尤其是“产业空心化”倾向的作用路径与效果，拓展深化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发展互动关系等相关研究。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进展

从实证研究来看，现有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检验相对较少。与理论研究视角相对应，实证研究也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关注国家或省际层面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流量或存量）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如潘颖和刘辉煌利用1990—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借助协整检验和Granger检验的研究方法，得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具有协整关系的结论，虽然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很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但具有较为显著的长期效应。(53)赵伟和江东（2010）利用省际面板模型进行了尝试性回归，研究也表明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但是这一效应总体较小。王英(54)、杨建清和周志林(55)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此外，考虑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数据时间跨度较短、数据量较少等现实，一些研究还引入了灰色系统分析方法(56)(57)。这些研究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产业数据与国内三大产业产值比重数据做灰色关联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不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三大产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采矿业和制造业以及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更为重要。赵云鹏和叶娇(58)则重点关注了两者关系的滞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通过引入空间计量等方法进行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将有助于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效应具有滞后性，而且对外直接投资在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将对其邻接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产生显著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不少研究重点关注不同投资动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影响及其内部差异性比较。如潘素昆和袁然(59)的研究，依照东道国（地区）的发展与禀赋特征，将中国对不同东道国（地区）的投资分为技术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三大类，并借助2003—2012年58个东道国（地区）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构建实证回归模型，计量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虽然都是显著的但异质性明显，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明显高于其他两种类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效果。而对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入研究，一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中的重要方面之一。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母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往往更为明显。但对于技术反向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大小以及母国经济的吸收效果在现有研究中仍存在诸多争议(60)(61)(62)。郭娟的实证研究即发现，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高度化，而非产业结构合理化。(63)

现有国内外文献在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就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及效果问题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这不仅为系统解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有助于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检验提供多维思路和重要借鉴。但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内涵的多层次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多样性，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路径实质上变得更加复杂，计量分析的方法选择也需要更加多样化。再加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表现的特殊性，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与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