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宏观层面：政府、经济与社会融合需要更充分

政府、经济与社会构成了中国发展和治理的大环境和大场景，但各领域还存在实现更加充分融合发展的空间。政府、经济与社会的融合以表面和浅层融合为主，而深度结构化融合尚未在全领域实现，各领域的供需匹配未实现优化。政府、经济与社会的要素需要更加联通、资源流动需要更加自由，以便实现各领域和跨领域的供需精准匹配，从而推动协同治理和融合发展。

2.1.1 纵通横达，政府内部需要更协同

在数字时代，政府被赋予了更多期待和使命。相较于传统时代的政府，数字时代的社会信息和社会资源实现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创新需求不谋而合地推动着数字信息革命。社会出现新的治理需求，个人和组织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公共服务的提供愈发多样化和个性化。在新时代浪潮的席卷之下，政府需要面向新的治理环境和治理场景做出调适，以打造新型政府。

在数据爆炸的时代，最直观的变化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最深层次的变化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理念的变化。在这一时代，政府更需要理念更新和理念协同。如今，政府正从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更加强调为人民服务和以人民为中心。政府应升级其治理文化，在人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的理念指导下，以服务为宗旨，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打造服务型政府。

当前，政府在面对社会治理需求和公共服务需求时，更需要具备即时和快速处理的能力。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件就是网络舆论的出现和爆发，这类公共事件对政府的反应速度和处理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在传统的层级组织结构这一现实状况的驱动之下，政府的科层组织需要进行升级，通过制度的设立实现敏捷型政府。政府需要联通纵向不同等级层次的政府，贯彻改革制度，促进上下层级之间信息和资源的流动；横向跨越部门沟壑，促进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减少信息壁垒和资源浪费的情况，推动部门的横向协作，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通过理念协同和制度协同，国家为不同层级的政府和不同政府部门提供相同的生态环境。国家在共同的生态土壤之上，构建平台系统、应用数字技术，为政府内部的融合发展提供平台协同。快速和精细化的治理需求需要政府采取更为智能和高效的方法和手段，“浙政钉”“浙里办”等数字平台的建设恰逢其时。政府应通过打造一体化的政府公务平台来统筹业务内容、再造机构职能、优化业务流程，真正建设高效型政府。

在数字时代，政府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也承载着许多的期待。如图2-1所示，政府需要更深层次的理念协同、制度协同和平台协同，来升级打造服务型政府、敏捷型政府和高效型政府，推动政府要素的扩展融合、资源的联结共享，促进治理需求和治理供给的精准匹配，培育纵通横达的政府生态。

2.1.2 “虚实”结合，经济发展需要更深入

实体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一直是国家的立身之本和财富之源，是经济各产业和行业发展的基石。自进入21世纪以来，在互联网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中快速扩散和应用，人类发展由原子加工过程转变为数字信息加工处理过程，数字经济以新的经济形态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8.6%，目前位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正成为GDP增长的新引擎。与此同时，继劳动力、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要素之后，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见图2-2），数字经济正式成为重要的经济形态。而数字经济作为新型的经济形态，通过信息技术的扩展和应用渗透在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实体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与数字经济互相碰撞，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交叉融合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和目标要求。

在当下，我国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以产业内部成立信息技术部门和产业与信息技术企业进行合作两种方式为主，更多地集中于技术层面和局部领域，还未将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贯穿至实体经济的产业领域。从根本技术的融合、企业的跨界融合到共同平台的建设，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还存在纵深结合的发展空间。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实体经济中的工业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在实际的产业发展中，两种经济形态的技术分隔还未实现良好的结合与变革。在实体经济中，大部分制造企业依然偏重于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并且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规模轻质量、重制造轻服务的观念，尚未完全吸收数字技术的特征和性质。

依托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企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互联网企业和工业企业正共同成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企业主体。近年来，互联网企业和工业企业更多地实现合作与创新，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和产业发展方式。在良好的趋势之下，互联网企业和工业企业的合作既要突破实现新的境界，又要寻找两类企业之间的契合点，实现两类企业的优势互补，而非零和博弈。

在社会信息和社会资源逐渐数字化的大环境中，大量的信息涌现但缺少有序的处理和储存，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时常出现信息壁垒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经济发展难以实现最优状态，因此统筹建设共同平台迫在眉睫，行业共性问题和跨行业问题有待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共同解决。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作为经济领域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形态，其融合发展具有深刻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如图2-3所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逻辑是突破现有体制机制的限制，通过产业融合的方式来实现数据要素市场的建立，既打造数字产业集群，又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致力于形成数字生态发展模式。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虚实”结合，把握产业和数字经济的本质功能，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来释放新的发展动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赋能经济的纵深发展。

2.1.3 和谐共生，社会融合需要更协调

社会是社会实体的活动场域，在数字空间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社会呈现出新的面貌，社会实体具有了新的活动场景和活动方式。数智化技术改变了社会实体的活动方式，社会实体的在线化逐渐形成了网络空间的共同体、塑造了新型网络治理空间，社会实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内涵出现延伸和拓展。但由于个体禀赋、社会发展等原因，地区之间、社会实体之间、社区之间出现差距化，社会融合尚处于浅层次，社会融合还需更协调。

数字时代带来了超越性的技术体验和应用，通过数智化技术能够实现社会实体和公共服务的普及性。社会实体和公共服务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连接，并且将数智化技术应用到相应的服务领域中，克服固有障碍，对不同社会实体实现社会包容。但在数智化技术的实际扩展和应用中，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和贫富差距，数字鸿沟随之而来。

面向新时代的需求，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被提上日程。新基建以新发展为理念，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化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新基建的落实还需多个产业的合作融合，打破数据壁垒，推动公共服务领域数据的有序开放，协同基础设施的建设，方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社会实体在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上逐渐全面线上化，个人和组织的活动空间从现实空间拓展至网络空间，形成新的网络社区和网络治理空间，个体和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也相应地得以拓展和延伸。“人人有需要、人人要参与、人人在分享”是网络空间治理的理想状态，但在网络治理共同体中，数字空间和现实空间的浅层次融合难以调和社会主体尤其是社会个体的行为，导致社会个体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义务也未得到落实。

在数字空间中，社会的融合发展需要多方主体和多维空间的和谐共生。如图2-4所示，社会融合的逻辑是通过数据资源的普及共享和数字能力的均衡赋予，打破数字鸿沟和数字落差；联通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推动数据的有序开放，协同新基建，建立全要素和全领域式的治理云服务体系，将社会治理资源赋能落地，落实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的权利；以数字治理和人民权利落实深化社会融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