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乡村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的突出问题及其宗教诉求

一 中国乡村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的突出问题

社会转型时期，大量农民工脱离乡村但又难以融入城市，由此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隐患，直接影响城乡社会的稳定。在有的地方还引发了以信仰西方宗教为表现的“自我救赎”行为。

（一）城市居民与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间的对立与紧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统计局开展的调研显示，到2008年年底，全国农民工就业的总人数是2.25亿，其中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人数已达1.4亿。[2]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过程，在农村人口不需要转变为城市居民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工业化模式。因此，非农化的农民工虽然进了厂，但却难以“城市化”，只能“半城市化”[3]。城市化意味着劳动者可以凭劳动收入在城市娶妻生子、养家糊口，有房子可住，可以赡养父母、抚育子女，过上完满的家庭生活。劳动者至少可以在城市完成家庭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住在城市里的家庭成员也同时可以享受到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所带来的好处。半城市化意味着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制度上没有享受到完全的市民权利，他们不能依托城市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并完成家庭生活和家庭人口的再生产。他们在社会行动上与城市社会有明显的隔离，对城市社会没有认同感，不认为自己是市民，在社会认同上出现同乡化、边缘化倾向。“有1.3亿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还不能实现城市化，不但损害社会公正原则，而且已经带来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成为当前中国重要的社会结构问题，其危害性越来越明显。”[4]

虽然农村流动人口并没有对城市社会采取敌视态度，但是，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居民所能享受的诸如子女受教育的公共资源，社会失业保障、医疗保障等社会公共福利。低收入也使他们无法达到一般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更难企及城市中等以上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而同在一个城市中生活，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间在消费方式和消费水平上长期存在差距，这就成为他们与城市间出现隔离、歧视与反向认同的经济、社会基础。而且，中国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据估计有2.5亿～3亿），因此，有限的就业机会与无限的过剩劳动力并存，企业便会选择降低劳动力的报酬。如果再遇经济危机等风吹草动，首先受“灾”的就是农民工群体。大批低收入的和失业的农民工在城市中，以“半城市化”的状态生存，必然给社会带来诸多不稳定。《2009年社会治安状况分析》一文指出：2009年，随着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不断加深，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镇转移就业能力不足、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等问题更加突出，在较短的时间内失业人数急剧增多，无业人员流散于社会，由失业引发的贫困问题滋生蔓延，给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带来较大压力。[5]

首先，盗窃、抢劫、抢夺等侵财违法犯罪活动多发、高发，并拉动刑事犯罪总量继续增长。

表1-1 2009年1～10月违反社会治安犯罪立案情况

其次，农民工在城市作为一个庞大的没有“根”的人群，他们既不能扎根城市，又不能回归乡村，在经济发展困难或危机时期，就会形成一个无业漂泊的人群。他们从乡村的“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的“匿名社会”，由暂时的“企业人”变为“社会人”，面对下岗失业、生活拮据、人地生疏等不利情形，承受着来自城市的“被剥夺感”，普遍会产生巨大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他们不可能“慎独”，更不可能将农耕社会传统中“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的古训付诸实践。在城市中的边缘化处境，容易使他们利用同乡、工友关系纠集成为违法犯罪团伙。

最后，进城务工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无法在城市中扎根，实际上为农村发展埋下了隐患，特别是留守儿童问题、夫妻城乡分居问题、空巢老人问题、儿童返乡读书问题。每年春节返乡过节，进城务工农民由于价值观、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而与家人、村邻们发生的情感冲突的问题，以及赌博、吸毒、涉黄消费等“放松”性行为的问题，均形成对乡村社会原有秩序和精神生活的破坏。因此，从过程上看，在城市化及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存在的意义不可小觑。从目标视角看，“城乡一体化”的“乡”也依然是以其社会和谐稳定的“美丽乡村”为诉求的，无此依托，农民工就失去了自己生命存在之根。如此庞大的群体及其“社会再生产”必须以乡村社会建设目标为前提，解决当下和未来的难题。

（二）农村产业结构和家庭结构变迁造成的经济伦理困境

农村精英的流出，导致了农村社会结构的错位。一般而言，能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较留乡的农民更年富力强，教育程度和冒险精神相对较高，出来的往往是农村“精英”，而留守的则是老弱妇孺。从社会结构上看，农村原有社会结构严重错位，本该由核心家庭负担的子女教育变成老人“代管”；本该由村庄集体共同建设和管理的公共基础设施因年久失修无人过问而全线崩溃。“空巢”“空壳化”村庄的内涵不是无人，而是结构化的社会角色的缺失。因而，农村社会问题，如自杀、离婚、留守儿童问题、空巢老人问题、返乡农民工精神空虚问题、村庄片区性黄赌毒泛滥、社会失序等问题日益严重，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广泛基础。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主任陈锡文2010年9月在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中谈到，以中国城市化最快速度计算，到2035年，中国仍将有8.5亿人口生存于农村。关于现在及未来50年内中国农村社会是怎样一个生存和生活状况，诸多“三农”问题专家如温铁军、李昌平、贺雪峰、曹锦清等人的基本看法是：经济上，农民经济方面增加收入的渠道不多，因为中国农民数量过于庞大。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可能通过农业规模生产获得高于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利润。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的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占全国人口多数的“职业农民”只能从人们越来越少的农产品产出中获得收入，这当然不可能有较快的收入增长。因此农村中人与土地的关系就只能是：土地只能充当生活保障的底线和经济福利的载体，而不是发家致富的源泉。也就是说，“未来50年，在农民总数不可能大幅减少而收入不可能大幅增长的背景下，能否以及如何从文化上增加农民的福利，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6]

在传统的中国农村，以农业为主的兼业经营从来就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以种植为主，辅之以手工业、加工业、赶集、经商贸易等合称为副业的营生方式，便是传统小农经济的基本内容。这种封闭式的小农经济，是以土地资源的有限，甚至紧张为基础的，当然也取决于农业社会的生活需求及消费水平。黄宗智以华北乡村社会研究为主要依据，认为内卷化是传统农业中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换言之，副业是农业种植经济的补充，其目的是维持基本生存，在生存底线之上的副业收益或盈利并非指向扩大再生产的利润收益，而在于支撑人口的简单再生产，为下一轮精耕细作的农业和利用闲暇兼业，获取几乎没有剩余的生活资料做准备。在此经济模式中，相应的社会结构是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乡土社会。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引导下，一方面，农业种植的收成大幅提高，粮食已不构成家庭人口生存的制约，而粮食及大宗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在“比较利益”的压制下，长期低迷，使种粮等农业生产对农村人而言，仅存在就地顺便照管，提供食物的功能，农业之于农村人的社会文化意义随之消散。农业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丰收的文化膜拜，以及对农作物与人类群体生生不息的关系的超越性体认皆已退隐，而仅存“物”的功用。另一方面，经济作物及副业的收入，在“闲暇”增多的前提下大幅提高。更主要的是，以另一类劳动生产方式为前提的外出打工收入，彻底改变了农村人对土地和自然环境的传统依赖心理和行为方式。要想多挣钱、过好日子，就得另谋他业。外出打工而不是在土地上刨食，成为农村人自主性提高后走向外部世界的动力和选择。这样，农村人口与从业方式契合为三重结构：年富力强的，走出乡村外出打工；稍有家庭牵挂，又略有经营能力的，在近处经商、务工，农忙时节还可回乡助耕；老弱妇孺留家务农，经营种植不多的田地。这样的家庭从业结构，转型期的产业断裂，带来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隔膜和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由于外出农民工和就近经商从业农民现实的“家”还在农村，因此，乡村社会客观上成为一个“四面八方”“七行八业”年度汇聚的大平台。快速致富伴随着失业，破产与暴富、讨薪与欠贷、做假与促销、诚实劳动与坑蒙拐骗等相互冲突的实务与价值观并置，光怪陆离地同时在家庭与乡村上演。

也就是说，乡村经济已经从过去以农为主、维持底线生存的兼业型经济，走上了工、商、农并举的宽余型经济。但土地和农业作为农民生存保障的功能凸显，同时意味着这种从业结构和经济本身在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特别是在法治体系还未建成的情况下，内含了极大的不稳定性、脆弱性和危机。如此经济基础，不能为人们提供明朗的、稳定上升的收入预期，只能成为短期行为、投机心理、暴富取向的策源地。更深层意义上，无论是过去人们赖以生存的农业，还是当下人们赖以谋生的企业、商业，其业缘的文化内涵（如农业中的敬天，商业中的诚信），都已被快速蔓延的工具理性（如与现代化、工业化同步的新教伦理中的节俭精神等）所遮蔽。因此，乡村社会农户家庭的多业并举，是在转型时期经济和产业精神、经济伦理被遮蔽后，单一物欲取向的“从业”。这种“从业”方式并不伴随产业进步所需的文化成长，也不构成产业间阶梯式进步的精神内涵，更缺乏与行业精神一致的内生性宗教情感的支撑。因此，挣钱就只能是挣钱，而不管挣钱时的伦理和花钱时的禁忌。工作和就业不能与“心”相通，在走出贫穷的同时，丢掉的不只是贫穷，得到的，也仅仅是物质上的“富余”。

（三）乡村治理的困难

在传统的中国农村，尤其是汉族社会，村庄治理基本上是宗族权威利用村庄整合后的宗族经济、文化资源完成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整治，如兴修水利、时节祭祀、惩罚越轨等。由费孝通、梁漱溟、林耀华，弗里德曼等人提出的宗族血缘和由此派生的地缘关系中内生的权力，是传统乡村治理中合理的正当性资源。由此也构成自下而上的“家庭—小家族—宗族—村落社区”逆向社会控制体系。20世纪50年代之后，宗族治理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消解，特别是人民公社制度建立后，村庄治理完全被纳入国家轨道。虽然建立在一大二公基础之上的农村治理资源及机理生产出后来被诟病最多的生产小队中“懒人得利”“出工不出力”等行为方式，但在较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如中、小型水利设施，农村公路，集体林场等公益性建设项目中，形成了吃苦在前、敢挑重担的先进人物成长的土壤，也促成村庄治理新权威机制破茧而出。

改革开放以后，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后来是开历史先河的农民免税政策与民主治理法律登上历史舞台。从村庄治理角度看，村集体公共资源一夜散去之后，村庄中体现国家力量的各种行政机构也纷纷退出。村庄自治缺乏内生的公共资源和权威，也缺乏来自国家的稳定资源支持和有执行力的制度规范。缺乏经济开发资源的村庄流向无治之状，例如，需要规模性人力、物力投入的农村公共水利设施已基本毁坏，因村庄治理的缺失而严重失修。陈锡文指出，现在要恢复这些农田水利设施，需要不可小觑的资金。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即使中央给了钱，绝大部分村庄也无能力组织起来完成农业生产最需要的基础设施工程的重建。因为巨大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源已经丧失了。超越个人和家庭的实现公众利益的社会共同行动的能力与共识，已经没有内生性的组织基础。拥有矿产、水文、土地资源的村庄和被政策确定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村庄，则因有财政转移支付用于支持农村建设和开发资源的外部资金的诱惑，在村主任选举中出现贿选的概率大大增加。村庄治理的政治、社会、文化基础坍塌之后，经济利益在村庄的分配和获取，是恶化了村庄社会治理秩序，还是借此重新建立了创新型村庄生产、生活新秩序？就目前转型中的村庄情况而言，还缺乏强有力的或说有把握的机制和资源来阻止其恶化趋向。村庄治理，现已被农村问题研究者一致认同为中国农村问题中最明显，也最迫切的问题。而目前，中国的乡村社会仍有8亿农民生活于其中，包括那些虽然外出务工，却不得不依托村庄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农民工。[7]2050年时，据预计，也仍将有7亿农民生活于乡村社会之中。我们将继续面对因“社会性”缺乏而使得村庄治理无法实施的难题。

（四）乡村价值观与村落共同体精神基础受到冲击

传统乡村价值观的失落和村落共同体精神基础的动摇，缘于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世纪之交的农村巨变最重要和最显著的方面，在于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变化。构成村庄内生秩序基础的各种超家庭的结构，如传统的宗族和村社组织趋于解体，甚至以兄弟、堂兄弟关系为基础的近亲血缘群体也开始瓦解。村庄原子化不再是少数地区的现实。[8]梁漱溟认为，围绕父子关系主轴形成的人伦体系，即不重团体、不重个人，而重伦理关系的“伦理本位”，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9]而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当下，取代“伦理本位”的农村社会基础结构的新结构，是在村庄正式登台的“核心家庭本位”的社会基础结构。谭同学在与梁漱溟伦理本位社会特征进行比较之后，将“核心家庭本位”的社会基本特征归纳出八个方面，其中较为重要的方面是：核心家庭中个体性及私利凸显，“反哺”式社会机制遇上孝道相对式微的难题，使原有社会中最重要的人伦秩序受到挑战；扩展到社区，则是社区行为规范无力，内生性权威弱化，人伦关系与村庄治理脱钩，利益竞争与权力均衡成为关键；对于人生意义和行为选择而言，自省、内敛、克己、自励不再为村民看重，寄希望于外力、不劳而获地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为“时髦”的人生倾向；而伦理不具有代替宗教的信仰支撑功能而是走向坍塌，使道德的底线和意义的目标一同消失，个人成为无权也无精神性的失灵魂者。[10]不少研究者提供了农村社会基础结构转向核心家庭本位的后果表征，如阎云翔[11]关于乡村礼物流动的研究，麻国庆[12]关于乡村家庭社会结构的研究，贺雪峰[13]关于村庄道德失范引起老人自杀成为人口死亡的常态的研究，等等。更一般的情况是，与核心家庭化过程同步的20世纪90年代妇女的高自杀率，在进入21世纪以来，婚外情陡增向高离婚率过渡，以及农村家庭婚姻问题诱发的犯罪率陡增。

关于传统农村人们的价值观及生活理想，学界通过“生”与“死”这两个指标问题来观察。生，指的是传宗接代隐喻的家族、血脉生生不息的意义，对应于现实生活中老有所养、小有所教的生活秩序与社会继替；死，指的是祖宗崇拜的根源意义，对应于现实中长老权威依托的文化资源、社会资本以及“祖荫”给予儿孙的福祉。可见，这样的价值观建立在费孝通所说的与男性血缘黏着于泥土的“乡土社会”之上，在梁漱溟“伦理本位”的焦点中建构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然而，中国社会转型中市场经济的“物”之膨胀依托个体主义觉醒的温床，解构了长时段宗族代际继替的理论；土地上慢条斯理的增收相比于资本、利润流水线生产的快速财富积累也恍如隔世。因此，核心家庭本位取代伦理本位的农村社会基础结构一旦形成，追求当下个人利益，物欲战胜意义，注重消费和当下享受的价值观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着乡村社会中挣扎着的生之庆典、死之丧礼。于是，关于丧礼上出演脱衣舞[14]、某些农村借婚丧嫁娶之机敛财而致使村民“逃离”到外地等案例，层出不穷地出现在农村研究者的笔端。[15]计划生育国策以制度安排的硬实施将个人当下“享受生活”的取向从“传宗接代”的传统勾连中剥离出来。当传统的生活意义、人生目标随社会基础结构的坍塌而远去，而现代性对价值理性的遮蔽又难以拨开时，人们的头顶上再无他物，眼前的灯红酒绿，足以让人们迷失其中。于是在诸多调查报告中出现了，乡村社会过年时为“接待”返乡农民工开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赌场；在外打工时“温顺”如羔羊，一旦返乡却暴如雄狮的农民工乡村性格的双重面向；以及将春节等于乡村治安案件高发期的县乡公安工作指南。统而言之，人们人生意义迷失，生活理论下沉，无道德底线，无自然敬畏。在现代性的“善”还来不及打开之时，现代性的“恶”已经蔓延乡村。

以上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现实表明，城乡二元结构是出现农村问题的前提和背景，并且由于该结构的历史特点和现实规定，它也将是中国未来较长时期内城乡差异仍将存在的肇因。这一切，都是在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和探索中出现的。就人类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而言，至今，普遍诟病的问题也还是物欲的膨胀遮蔽了价值理性的彰显；崇尚科学主义而自大的人类，普遍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对文明终极问题的追问。在全球化过程中，物质财富的增长反而带给人类精神世界的贫困。由此思路我们会发现，中国乡村社会当下的问题，是在物质生活条件日益提高，社会福利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农村原有社会结构坍塌，人们丧失生活的目标，而城市现代性显现也非常畸形的前提下产生的问题。特别是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现代化不同步，因而这种现代性之恶正在疯狂吞食人们对精神生活的依赖和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也遮蔽了现代性原本“全面”而符合人性的彰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乡村社会当下和未来较长时期内的更主要问题，亦是与社会基础结构变化相关联的文化和宗教意义上的关乎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问题。

二 乡村社会诉诸宗教的“自救”表现

以上从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视角对农民群体状况的呈现和分析表明，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农村社会原有的“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共同体正面临整体性瓦解、坍塌，而城市化却并未给农村社会的危机提供足够的转化空间。这种危机的根源不在农村，但农村却成了社会问题积累最多、社会不稳定性因素最为敏感的地带。当然，社会既然是一个活体，它自身总有“自救”机制，近年来，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快速蔓延，就是“社会自救”的突出表现。

2008年，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支持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组织研究人员对全国10省20村进行深入调研，通过实地调研和对已有研究资料的收集，全面掌握调查点及其所在省份的相关情况，在多区域比较的基础上，透视西方宗教在全国农村发展的基本状况。他们的报告认为，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宗教经过近30年的发展后，已经完全取代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形式，成为我国农村主导性的宗教并且具有唯一的合法性。西方宗教的传入除了有深刻的历史基础之外，主要是近30年农村社会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结构性转换，农村出现了诸多个人、家庭和社会问题亟待解决。而同时，一方面传统民间信仰形式在经过农村改革和历次运动之后已支离破碎、不成体系，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枝节性“复兴”也只是昙花一现，无法给予人们应对社会变迁的精神性满足，亦无法对抗话语体系、组织体系都更强的信仰形式；另一方面基层政权从社会管理和私人领域中撤退，不再回应人们的这些需求。基督教恰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宗教开放政策实施后“巧遇”农村社会的需求，并给予及时回应，借此迅速占领农村的信仰空间。[16]

另一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权威性报告也证明了同样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2008～2009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7]就我国基督教[18]信徒人数和信仰状况等主题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国性抽样调查，其主要结果为：第一，我国现有基督徒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总体估算为2305万人；第二，从全国范围看，1993年以后信教的基督徒占信徒总数的73.4%，除华南地区52.9%外，各大区均在60%以上，东北三省达90.5%；第三，因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占60%以上。[19]《2009年中国宗教报告》的总报告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城乡弱势群体在基督教信徒中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这是累积的‘民生’议题在特定阶段集中发酵和附生的结果，而且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20]而就宗教生态自身或狭义上看，“近年来基督教快速传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传统宗教被当作‘封建迷信’遭受打压，宗教的生态平衡被破坏”。[21]

上述华中科技大学课题组扎实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报告，以及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缜密严谨的宗教社会学问卷调查报告和具有权威性的综合研究报告，都证实近年来中国社会中基督教快速发展的现实。对其原因的分析从广义上指向社会转型过程中弱势群体价值失落与社会问题的凸显，从狭义上指向中国民间传统宗教缺位的宗教生态失衡。并且，调查几乎一致性地得出结论：“与人类所有的社会形态一样，中国社会也是需要宗教的，宗教也是中国社会的价值核心。”[22]只是，对于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宗教，在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宗教之间如何达到一种宗教生态平衡，需不需要这种平衡等相关问题，研究者各有主张。

据20世纪20～40年代基督教在贵州威宁石门坎苗族群体中成功传播的经验，外来宗教易于为本土民众所接纳的核心要素有两条：一是“接纳”族群以文字为表征的文化或文明尚不发达，未形成与周边族群以文字来表达文化或文明传统相对话的文化自信；二是就社会等级角度而言，该群体处于可感知的民族国家时空中地位较低的一端，特别是在存在对立的集团或阶层利益有冲突的情况下，贫困、弱势群体（族群）迫切需要“自己的宗教”。而基督教教义的出发点，即是“受压迫者”的宗教，唤起根本上改变本族群命运的文化自觉。因此，对社会整体而言，它具有一种消解社会团结，树立社会对立的倾向。但对于特定的社会弱势群体而言，确实具有激发其生命活力，甚至使其在抗争中迸发创造力的功效。然而，中国农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生活迷惘、生命缺乏意义等问题，似乎不是某一人群而是所有人群的事。从经济、社会境况上看，这不是贫困和困难，而是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社会福利不断增加前提下的社会结构与意义结构的失调问题。“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断裂”是对于整个民族而言的，现代性精神和价值理性的缺失或“未及展开”，亦是对全人类而言的。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民族国家，都更具有“文明继承”的特性，并更具有在现代性中展开其文化价值和实现创新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