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屯堡乡村社会稳定性的发生学溯源与当下表征

在经验意义上，针对目前我国农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诸多矛盾和冲突导致乡村社区原有结构大量坍塌的情况，寻找和探索文化传统中有利于社会结构平衡转型的内部资源就具有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黔中屯堡乡村社会正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图景。黔中屯堡社会发生于明王朝“调北征南”的军事移民行动，在明朝平定和治理西南腹地的政治军事等多重驱动力之下，经千里迁徙而落土黔中的移民社会历经600年的形成、积淀、建构、变迁，成为目前国内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的汉民族亚群体的地域文化现象，人口有数十万之众，分布地域有数百村落之广。对黔中屯堡社区在当下表现出的社会稳定性的经验现象，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进行了相关描述和阐释。而对这个独特的“遗世之宝”进行发生学的溯源，则是我们探求这个社会稳定和谐的前提性认识。

一 屯堡社会稳定性的现象呈现

（一）传统农、副业与现代产业从业并举

在黔中喀斯特峰丛、丘陵环境中，600年前对军事移民施行的屯田制度及其延续到清末民初的高额财政税收制度，使屯堡地区的经济结构不能以“家族-宗族”为成长载体而进行规模性拓展，核心家庭“定额”农田种植与副业并举的产业和产权结构成为其经济结构的基础。1949年以后，人民公社制及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承包制，从土地经营规模上基本延续了这种人地关系结构。现代市场经济的影响，就在地经商和在地建筑业、手工业、食品加工等副业而言，与传统生产和经营模式经济结构并不冲突。因此，“核心家庭经营单位——村落社区经济互助组织及相应的社会合作——屯堡族群互补性生产与经营——外部市场及‘国家’”的层级经济结构较为稳定。这种经济结构，既具有产业类型和经营方式上的地理条件、传统模式、现代转型的包容度和协调、适应机制，也能充分激发核心家庭中个体的自主性及对社区及外部变化的适应能力。这无疑是一种在土地资源匮乏制约下对核心家庭人力资本调动最为充分，社区经济互助合作整合最为彻底，因而个体与群体创造潜能发挥较为有序的弹性结构。例如，当下农忙时妇女之间的“换气”仍未被“雇工”完全代替；民间钱会信誉度更高，基本上没有“烂会”情况发生。无论是分布于大片田坝区域的村落还是分布于交通沿线的村落，在其共有的基层市场中仍能践行“场上望籽，场下交易”的以诚信为本的“期货”经营；在外打工者无论春节回家与否，大都能为所在村举办传统民俗活动及现代娱乐活动捐款，如篮球赛、山歌赛等。这样的社会现实情景在孙兆霞等人的《屯堡乡民社会》[23]、朱伟华等人的《建构与生成——贵州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24]，以及曾芸的《二十世纪贵州屯堡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25]等研究中都曾给予充分的展示和分析。

（二）社会基础结构仍处稳定状态，社会公共空间尚存

发生学上军户制及屯田制的规约使得屯堡社会经济结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族群内的通婚圈与其社会交往圈同构，核心家庭作为屯堡村落及族群社会的基础性社会单元——成为屯堡非宗族社会的结构特征。为弥补核心家庭社会功能的不足，从村落层面内生性地发育出的各种社会互助组织和自组织机制，服务于村民生、老、病、死各个生命环节的社会性需要。在村落社会公共空间中，村民的个体性得到张扬，社会性别、年龄结构等因素成为村庄功能性组织的基础，缺少宗族因素的隔阂和利益之争，社会整合较为透彻，社会要素之间互补性强，社会团结，社会认同度较高，在面对重大社会结构性冲击和危机时，往往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调适能力，也具有定向开放性和相对宗族社会而言的文化认同。对老人不尊重，或对老人放弃赡养责任的年青一代，会受到来自村落内老人（协会）的谈话和教育，从而必须按村庄传统规约予以改进。在老人去世后的丧礼仪式中，以劳务和友情帮助为宗旨的“四老会”“老人会”互助机制一直传承，乡亲邻居等也一直抗拒着只出钱、不出力的“时风”挑战。近十多年来，虽然村庄正式组织也面临国家行政力量在村庄从强到弱的隐形化变迁，而导致的村庄治理正式权威号召无力的常态，但事关公众利益和村庄发展，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等“大事”时，内生性民间组织总能灵活有效地自主涌现，“启发”“凭借”正式组织之平台，合作行动，使“大事”举办成功。出现在其他地区农村的老人、妇女的高自杀率、高离婚率在屯堡村落事发率极低。而在几乎每个家户都祭拜的“神龛”上，在“天、地、君、亲、师”统领之下，还有与本姓开村始祖一道前来的他姓将领，屯堡人母源地由地方官神化的屯堡移民族群性的神祇汪公，以及当今仍影响他们生活的邓小平、袁隆平等正统“英雄”。

（三）宗教与屯堡人的“有意义的生活”

宗教赋予人们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并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形塑发挥着关键作用，而这种作用势必会传导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子系统中并最终塑造和影响社会整体面貌。对600年前屯堡族群发生学作情景再现式的推想：宗教且无论是什么样的宗教，只要能化解战争给家庭带来的现实灾难，消除族群性的对无可把握的死亡危机的恐惧；能够将族群妇女群体共同遭遇的丧夫弃子之痛升华于“国家利益”的精神层面，并赋予生命意义在此岸、彼岸间永复循环的超越性，那这种宗教就应是社会建构之必需，也是这个社会何以可能之要件。然而，战争已远去，屯堡社会却依然执着地奉行几百年来绵延不断的宗教生活，即便是1949年以后破除“封建迷信”，“文革”中打击“封、资、修”时期，大规模的活动无法进行，但是，三五成群的屯堡妇女出外朝山拜佛，在村坐禅超度，仍未中断。本村领导（生产队队长），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追究打压。近二十多年来，在地方性传统复兴的浪潮中，屯堡传统宗教活动尤其是群体性、社会性的宗教活动频频恢复。这种宗教生活的丰富性和频繁度，显示出屯堡宗教生活仿佛自成体系。

从时间上看，屯堡人的时间表中充溢着年度内和年度不等的周期性宗教节日及活动，其中，尤其是以妇女参加的活动为多。屯堡妇女中年以后基本上进入正式“修佛”生活，直至生命终点。屯堡人人生重要节点均要举行相关社会性仪式。届时，宗教意义的内容和隐喻构成仪式的核心部分。屯堡社区无论传统民俗活动还是庆祝丰收的仪典，神圣性是其感召力的合法性来源。

在信奉神祇上，村内多种祠庙与村外佛寺以及其中供奉的上百种神灵，表现出屯堡人儒，道，释，巫，包括母源地地方神灵，如汪公、五显等全盘皆信的包容性特征。

在社会生活方面，具有社会性认同的好与善的行为，几乎都可以到屯堡人信奉的神祇身上找到对应。从事不同行业的家庭，神龛上也祭有家庭从属该行业的神灵，例如木匠、泥水工家中皆奉有鲁班等相应的行业神，甚至在以织腰带为独门手艺的鲍家屯村（又称：鲍屯、鲍屯村、鲍家屯）还一直有艺人每年给手艺传授者“带子老祖公”祭祀上坟的行业崇拜传统。

从组织形式看，多个村庄中有为数不等的妇女佛头组织，她们的身影常出现在村内所辖家户中举行仪式活动的场合，如老人过世时唱诵祈祷，新生儿百日庆贺及娶妻嫁女仪式过程中的祈求神佑环节。她们的参与，其性质是利他性而非功利性的。

在村落-社区层面，屯堡大中型村庄一般都举行年度性的神灵出巡大型活动。届时，周围村庄包括少数民族村寨的人会被特邀或自发前来参与。近年，因少数民族村庄也有自己的特色表演节目，因此受邀频次逐年上升。在春节期间屯堡村寨一个接一个的此类活动中，社会性整合与精神性超越总是契合完美，从而使人们获得极大满足，并进入来年的守望。在这种充满历史感和社会性的丰溢完满且严密的宗教生活时空里，外来宗教例如基督教难以立足更难以扩散。[26]因此，在屯堡社会中，近代以来直至当下，宣称拯救穷人和社会弱势群体，实际上区隔社会阶层的西方宗教形单影只，遑论影响力。

此外，屯堡人观照生老病死的人生礼仪和祖先祭祀活动的仪式实践无疑成为涂抹其民俗文化风貌的浓墨重彩，而同时亦对社会整合、认同等发生重要影响。

总之，无论是在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意义上，屯堡社会呈现的是社会转型期中的社会相对稳定性。在同时期，在其他农村地区出现了新的核心家庭社会基础结构缺乏社会支持系统的情况下，屯堡社会却有内生并已发育成熟的一整套社会支持系统和价值，宗教支持系统与其社会基础结构并存。在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时期，在人类正在经历的“现代性”还未充分展示其文化、文明以及宗教多元价值的时候，屯堡社会所呈现的“社会稳定性”与“宗教生活的完整性”之关联，确实成为一个值得追索的真问题有待我们去探求。

二 屯堡社会稳定性的发生学溯源

600余年来，黔中屯堡的社会事实表征了具有普泛意义的社会的稳定性。但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这种隐藏于历史深处的特殊个案中的普遍性，却是我们当下司空见惯的普遍性中难以发现的社会事实，或者说是极容易被遮蔽的经验。如果说屯堡社会稳定性在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显示了其弥足珍贵的文化品格的话，那么，对其隐而不显的“社会如何建构”之探讨，则更具有标本的意义。这就要求从屯堡发生学视野中去发掘社会如何可能的要件及机理，从而，从其特殊性中映射和回应一般性的社会如何可能之话题。在社会碎片化，或其重要方面被严重遮蔽的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重返社会如何可能的话题，有望揭示社会何以建构和在冲突中保持相对稳定而不坍塌的底蕴和能力。在此，屯堡经验包含了一般性理论探索的价值。

（一）作为认识当下社会的方法的发生学

“发生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方法，来源于近代自然科学对生物遗传中动植物发生发育和演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后被18世纪的百科全书学派移植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中。百科全书学派的发生学方法，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遵循时间顺序排列历史事件，形成史学中实证的发生学方法。[27]但这种方法停留于对先后发生的事件描述和发生态的解释，疏于对事件的任何较深刻原因的挖掘和类似于历史规律、内在机理的捕捉。后来的德国思辨哲学以及理性主义史学，在对国家理性和社会历史变迁的逻辑前提进行思考时，创立了思辨发生学的方法。

实证发生学和思辨发生学的不同取向与张力是明显的，各自的局限也显而易见。实证的发生学方法只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把历史看成“僵死的事实堆积”，缺乏对历史变迁的深层原因分析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本质把握，缺乏深入的解释和批判；而思辨的发生学方法却把历史看成“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弄错了“历史的发源地”，因而同样难以发现历史的本质及内在规律。二者的贡献与不足，蕴含了对新发生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呼唤。“首先要求构筑一种既能解释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又能解释事件整个发展过程的内部机制的普遍模型；其次还要求不求助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来构筑这种模型。”[28]将二者整合的集大成者是马克思。马克思基于他所处时代的特征，通过回溯式研究方法与前瞻式叙述法的结合，真实地还原历史，并揭示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在历史孕育的各种因素和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使那些因素和条件获得了更加充分的发展形式。马克思将自然科学发生学对生物遗传由发源考察到过程考察的贡献，深化到社会历史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要素与整体性结构关系，以及对资本在时空演变中表征的规律性等认识和创新，贡献了发生学在社会历史领域运用的新范例。

总之，发生学区别于发源论的关键在于它不停留于起始前提和条件等要素层面的考察，而是将此深入到整体性结构及过程衔接的内在机理形成、运行的联系之中。发生学区别于历史断裂论的关键，在于它具有内部眼光的历史感，使特殊社会的品质得以在历史的长时段遮蔽中，凸显出普遍性的光辉。从逆向回溯的理路看，发生学注重起源时前提与条件的潜在结构及内在关联；从前瞻式的叙述方法看，发生学注重对起源形态中哪些因素和条件获得了更加充分的发展形式的把握，并捕捉整合机制中拓展性潜能形成的机理。可见，这样的发生学是起源论、过程论、结果论的回溯式反思，是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内容作长时段把握的起点式透视。

无疑，发生学的视野和方法，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探索屯堡社会如何可能，进而探讨其稳定性机理和特征的方法论工具。或许也是我们通过认识屯堡社会如何可能，从而映射中国社会如何可能的有效认知途径。

（二）从发生学看屯堡社会的建构及其稳定性

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如何可能，马克思的回答是资本。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生产的历史前提和条件及资本形成过程内在机理的展开，即发生学的考察而获得此认知。齐美尔的回答是，个体之间的映射关系而使现代社会成为可能，虽然个体只是部分地“在场”于社会。[29]涂尔干的回答是，因为社会就是社会，虽然它匿名的强势经常被似乎是个体（“失范”为表征的反社会行为）的“强势”所遮蔽。[30]与马克思一样，齐美尔和涂尔干均提出运用发生学的方法获得对社会如何可能的认知。而关于“社会如何可能”问题的价值，正如“自然如何可能”一样，已经成为人类生存话语中最基本的出发点。当我们从发生学路径探讨一个社会如何可能时，就似乎拿到钥匙可以走上回家的路了。

那么，屯堡社会如何可能？其发生学上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显示：以屯堡社会今天的族群边界为论域进行回溯式分析可发现，屯堡社会的生成首先在于它是冲突论与结构论的统一。屯堡社会的边界性由其生存格局中的人文压力和自然压力所构成。作为军事移民集团，除了与远居于云南和邻区大规模异己力量实际与意义的对峙外，被他们挤压到周边深山荒岭的当地原住居民因背离家园的不满，将是世代难解的冲突力量。据史料记载，黔中安顺地区在明洪武年间有少数民族起事达六次，整个明代，共计二十余次。后来汉族非军事移民的身份优势，也在“另类人等”的划分中与屯堡人区别开来。落地黔中时的区域空间土地有限状况与卫所屯田制的相对封闭性，共同构成自然资源难以拓展的约束。在人文和自然双重压力下，屯堡人的社会边界自然形成自我认同：一致对外，是族群生成和生存的必然选择。族群使命中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死亡，作为内在冲突，也加强族群命运感的认同：同情与互助，是对抗命运的经验总结。而屯田制规约下经济多元化的全能主义选择；核心家庭社会功能不足，从而内生对村落社区公共服务的依赖；军事移民内部通婚制度安排形成的族群勾连；由国家制度安排形成的交通线、田坝区的地域性产业分工；手工业、副业等匠户、手艺专业化村庄之间的互补型格局等，成为屯堡社会内生结构和外在冲突在历史前提和条件下，获得具有拓展潜质的基本内涵。而卫学的制度安排，更是将屯堡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与国家科举制度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国家的权威及神圣化意义通过卫学载体渗入屯堡社会文化之中。

从屯堡今天浓墨重彩的礼俗生活及宗教性特征看，屯堡社会生成的第二个维度是现实构建与精神构建的统一。在文明礼仪和社会秩序的规制上，屯堡社会有着深厚的历史来源，这也是其现实社会生成和重建的内涵，它的核心在于作为更大体系——中华文明的“礼乐教化对于乡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的形塑意义”[31]。此维度的另一面向是关于以宗教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性生活方面。以屯堡妇女宗教生活为标志的社会宗教性既反映在对社会性宗教仪式生活的传承与坚守，更表现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广泛参与朝山拜佛，生死仪式等精神性事项形塑的有敬畏、有底线、有理想的人格特点及社会性表征。[32]“在新结构主义的影响下，西方人类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开始重视象征体系与社会体系关系的讨论。在此推动下，许多从事汉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如武雅士、芮马丁、王斯福等，十分重视对汉人民间宗教的探讨，他们力图在中国人的信仰、仪式与象征体系中发掘中国文明与社会构造的模式。”[33]屯堡社会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象征体系与社会体系相嵌一体的“社会事实”，彰显出精神性与意义世界参与建构社会并使其保有稳定性的机理。

从屯堡社会当下处于社会转型期却保持社会相对稳定性的事实看，屯堡社会生成的第三维度是定向开放性与相对稳定性的统一。定向开放，是指这一社会的前提条件之一，既是纵向地向国家开放，向以国家命名的更大文明体系开放，包括向演化过程中的“国家”和“文明”开放；又是横向而言，向本族群的其他社区开放。这在理论上不难理解，既然发生学上的生成前提是国家行为的军事移民，是从更大文明诞生地“空降”于“蛮夷之地”“要荒之地”的优等“帝国臣民”，国家和母源地就不仅是屯堡社会物质资源、权力资源的赋予者，更是他们战胜精神孤独，生存合法性有所依托的精神发源地。横向上屯堡村落之间的开放性也内在于村落小社会是族群大社会的“同名数”，战争状态“同一战壕”的生死相依、兄弟情分，母源地的同一方位，行进中的同一来路，都是其开放性的理由和逻辑。定向开放性是内在的敞开与吸纳。“国家”、遥远的祖籍地、毗邻的村庄，以匿名的形式“在场”并持续在场于屯堡人的社会。这种“铁的关系”既内涵了起源上的原因，又持续着变迁过程中的执着，既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资源的内需和禀赋。由此，由“关系”和“精神”构成的社会开放性生成了社会稳定性。

自然哲学的复杂性原理曾证明过，系统开放性导致系统稳定性的客观关联。屯堡社会稳定性的机理也唯此不二。屯堡社会的开放性不断提升系统的选择、吸纳能力和自组织机制，从社会理想、社会认同、社会秩序升华为神圣感的规约，社会合作和社会福利到共同体自我生产时应恪守的底线构成的精神资源对社会自主性的形塑方面，与核心家庭基底的社会结构一道成为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和动态性原因。

可见，屯堡“社会如何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它由个体或小群体单位（核心家庭）达成社会合作，还在于它们在以上维度达成的社会整合。在具有历史感（发生学）、空间感（更大的社会、国家、文明等以匿名方式而存在）、宗教感（天地、生死、此岸、彼岸等因子的人格化）作用下构成其社会的品质。其实，人类社会中曾经出现过、存在过，今天还在生长的大多数农村社会，不正生存和拓展于这些维度中吗？其社会的失衡、不稳定，不正是这些维度被遮蔽、被撕裂，从而使社会的质地被破坏，生长、拓展的潜质被消解吗？在西方，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些社会的维度没有消失，而是以另类方式或匿名方式重构社会的合作与稳定，例如涂尔干所讲的基于社会分工而形塑的社会有机团结，马克思所讲的垄断升级趋势中国家对资本的拯救，韦伯所讲的基于历史观中精神性整合而成为现代社会重要内容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更整体性的观察者如吉登斯，他并不满足于单维度的揭示，而是更加深入，实现了对涂尔干、韦伯、马克思的整合，道出社会结构二重性的实践逻辑。多种社会的嵌套（反向为“脱域”）、国家的“在场”、宗教（精神、价值观、意志力）的参与，以结构化与行动的不断构造，而使社会得以界定。屯堡社会从发生学的回溯式分析，向我们展示了：虽然历史文化不同，虽然经济发展阶段有异，但屯堡社会却具有与一般社会同构的社会如何可能的基本要素及生成机理。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从屯堡发生学中，我们看到“社会何以可能”的关键是宗教与社会的共生与同构，构成这个时常面临生与死考验的族群中的个体及家庭安身立命的“家园”，当然，这个共同体在多个维度与国家相连、受国家支配，但“国家”也给予这个社会“自我构成”的自主性空间，甚至以“神圣性”的存在方式，参与构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