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1966—1976年）坚定信念自主创新

1966年我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4月被“劳动改造”，每天的工作就是扫街、清扫垃圾、清理厕所。直至1972年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的夫人参观北京儿童医院，需要有人用英语介绍外科，我才恢复工作。

1970年，我在清理厕所期间也曾做了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工作。长久以来外科门诊走廊旁的那个男厕所一直臭气熏天，而女厕所一段则好得多。原因是男厕所的人上完厕所不关门、不冲水。我接任后首先用骨科的滑车与沙袋装成自动门，又调整冲水装置使之成为微量长流水。这样方便屎尿随时被冲下，即使不能冲下也不会有粪便粘住积存，于是“臭半截”的问题被解决了。后来我被放回病房，臭气复来，因此人们很怀念我工作的时期。与此同时为了工作方便，我还有几项小发明。厕所的顶灯很高，大白灯罩落上灰尘很难看，清洁人员必须登高梯去擦，我把长竿头上绑一个普通掸子与长竿成直角，每天用以掸除灯顶上的灰尘。我又设计了便池三用刷，把用废的长柄笤帚的残苗剪齐，成为短刷，后部绑一个铁片，这样又能扫、又能刷、又能刮。这些都与我喜欢动脑动手、一刻不闲的性格有关。

也就在这段时期，我发现自己食后不适，查大便潜血为强阳性，拟诊胃癌，我决定立即手术。那时正值医界大搞针麻手术运动，我主动提出用针麻手术，同时要求开腹后先做太阳神经丛封闭。外科医生自己试试麻醉是大有好处的，我做了胃大部切除胃空肠吻合（毕罗氏Ⅱ式）。全部手术过程基本无痛，我只是感到拉钩用力时腹壁似有巨石压迫感，有时喘气困难。术中最痛苦的是在清醒状态下长时间固定不能动，我感到全身压痛。我在硬板床上被固定了足足6个小时，实在压得太痛，我偷偷移动了一下，护士立刻喊道“别动”。最后我的结论是针灸能止痛，大有研究的前景，但不能被推荐为好的麻醉方法。1972年我回科工作后，在小儿常规基础睡眠加局部麻醉的手术中，用针灸麻醉代替局部麻醉，效果比较成功。1974年在第十四届世界儿科大会上我作了关于1 447例小儿针麻手术的报告，说明了中国古老的针灸确有止痛作用。

1972年我回科后与潘少川共同研究如何整顿外科，以便跟上时代的发展。当时的专业分为普外科张金哲、王燕霞（郭哲仁、梅中奎、董玉珍），骨科潘少川（贾和庚、田世林），泌尿外科黄澄如（白继武），胸科薛芬（王汉），新生儿科叶蓁蓁（马汝柏、陈幼容），耳鼻喉科刘玉秀（王春风、秦晶如），麻醉科王秀媛（吴月凤、刘君文）。

1974年，我参加了由卫生局组织的西医脱产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为期一年。毕业前的某夜，我乘直升机赴大寨为一名6岁患儿行急性阑尾炎会诊手术。随行人员有麻醉师王秀媛、护士长资维瑛。会诊后我否定了阑尾炎，确定为右侧髂窝淋巴结炎脓肿形成。我正好就学中医之便，电话向老师要来醒消丸口服，同时在几滴甲氧氟烷睡眠麻醉下，切开表浅脓肿。前后几分钟，患儿立刻敢动要吃，次日就要求被抱出，体温正常，精神状态良好。邓小平同志接见了我们，说：“先不要回去，既然来了，看看大寨，学习学习。”我们逗留了一周，孩子活动恢复了正常，伤口基本愈合。

还有一件可纪念的事，1974年冬，郊区农民送来一对胸腹连体男婴，不足一个月，双双发生肺炎。医院书记李仰岳召集会诊，确定先行手术分开两儿，再治疗肺炎。我和叶蓁蓁计划重点抢救肺炎病情较轻的患儿，特别是把共同腹壁让给他，至少要保一个成活。李仰岳书记强调必须两个都要活，把好的条件让给重症患儿。手术分开后，我和叶蓁蓁立刻各领一组术者同时行动。我负责的患儿腹壁缺损太大，只能缝合皮肤。术后经过积极抢救、治疗肺炎，两患儿均康复出院了。六个月后，两患儿再入院修补腹壁，同时被发现都有腹股沟疝，一并修复。事后我们反思此例前后经过，认为李书记的决策是正确的。他认为能保一个孩子，为何不能保两个？如果开始就无信心，先决定牺牲一个，何来信心保证另一个成活！他是军人出身，陈毅元帅的部下，就是有魄力。

1975年夏，我院组织代表团到天津南开医院学习中西医结合工作，同时也参观了天津儿童医院。天津儿童医院原外科主任在广西不幸去世，院方希望我能定期到天津会诊，指导工作，培养接班人才。从此我每月第四个周五到天津医院查房、手术并讲课。过从甚密，事实上把两个大医院联合在一起，病人、学术、甚至器械设备都互相通用。直到2006年我已86岁，耳聋严重，院方怕照顾不周，我才停止定期赴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