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苏联史学在中国

（一）苏联史学理论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史学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而学习苏联史学，或新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又是和坚持唯物史观，清除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史学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学习苏联史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的基本国家政策决定的。1952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长扩大会议，曾做出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学习和介绍苏联先进科学的决议》，要求加强研究苏联科学成果；翻译出版优秀的苏联科学著作；系统介绍苏联科学的最新成就，苏联史学自然包括在内。1953年2月下旬，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其成员中就有历史学家刘大年等。3月中旬，刘大年在苏联科学院哲学历史学部作了题为《中国历史科学现状》的报告，受到苏联著名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涅奇金娜等人的欢迎。刘大年在报告中指出，当前摆在中国史学家面前的最紧迫的工作，就是认真系统地学习马列基本理论和苏联历史科学的理论[1]。他身体力行，回国后撰写了多篇介绍苏联史学的文章，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历史科学的基础》《历史研究工作是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着历史科学的发展》，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1953年8月11日、14日和15日。他还撰写了《苏联培养科学工作干部的经验》《苏联的先进历史科学》，分别发表在《科学通报》杂志1953年9月号和11月号。所有这些，都对年轻的中国世界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中叶，中国世界历史学科自萌生之日起，就表现出关注现实，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样，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历史，清晰地印有各个时代的痕迹。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苏联史学的过程中，广大史学工作者，继承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表现出高涨的政治热情和新的学术追求。苏联历史学家撰写的世界史著作的共同特点，是强调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努力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出发去认识、分析和阐释人类社会的历史。这些著作对当时和后来的中国世界史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例如，苏联科学院主编10卷本《世界通史》，1955年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认为是“旨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书籍中阐明人类从远古至现代所走路程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作者认为，其是资产阶级史学的“世界通史”性著作，“它们的思想虽然不同，部分结论虽然参差，可是它们却有一个首要的共同错误，那就是，它们否认了社会的前进发展和世界史过程统一性的观念”。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把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他们所完成的最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给名副其实的历史科学奠定了基础，这种历史科学是把人类历史当作合乎规律性的、被内在矛盾所推进的社会发展过程来加以研究的”[2]。“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发展过程之普遍性的理解，包含有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全体人类的发展都受普遍适用的共同规律的支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体现世界历史过程统一性的社会经济形态有规律地更替的思想，这一原理早已从天才的假定变为有科学根据的精心研究出来的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从来也没有忘记指出，统一性决不排除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本身既是极其微小的，非常罕见的，也是普遍的，不是在抽象概念之中，而是在具体的历史存在的条件下所概括出来的表现的特殊形态。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任务是搜集、研究、考察和考订各种史实，因为史实的总和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和历史时代的内容。”[3]这些认识不仅体现在10卷本《世界通史》中，而且也体现在苏联历史学家的其他著作中。

如在耶·马·茹可夫主编的《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的“前言”中写道：“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危机的尖锐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溃法西斯侵略者这一事件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战后年代在远东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伟大强国——六亿中国人民所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出现于亚洲，帝国主义者的冒险和侵略政策及其代理人在中国和朝鲜的破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所实行的深刻改造，在已成为主权共和国的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亚洲其他国家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引起了全体进步人类的注意。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帝国主义正在日益衰落，各国人民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平劳动的意志正在增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认识的基础上，编者确定了这部《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的写作任务，“就是要对从19世纪中叶起直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取得全世界历史性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止的这段时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史作一般的评述”[4]。编者要突出表现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亚洲历史和世界历史新时代这样的主题，在这部著作的不少章节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

这样，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在年轻的世界历史学科普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热潮中，苏联历史学家的这些学术专著便成为理想的“教科书”，不仅适用于高等院校年轻的学子，而且也适用于广大教师。在介绍苏联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果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界历史研究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如何树立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唯物史观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通过苏联史学家具体的历史著作，进行唯物史观启蒙性和普及性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如简单化、概念化，以及教条主义、公式化等，而且这些缺点和不足也给中国史学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是，通过学习苏联史学进行唯物史观的启蒙和普及教育，毕竟是中国世界历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世界史学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阶段，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设，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中，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是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说当时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以苏联史学为样板，并不过分。

1953年1月至1954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世界通史教研室编译有《历史问题译丛》9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自1954年7月，转由历史研究编辑委员会编辑，改名为《史学译丛》，由中国科学院公开出版。这两份《译丛》均以发表苏联史学家的史学论著为主，文章中有不少苏联主要史学刊物的社论。如《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历史问题》1953年第11期社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历史研究》（《历史问题》1954年第11期社论）、《论科学社会主义发生史的研究》（《历史问题》1955年第3期社论）、《历史唯物论是历史科学的理论基础》（《历史问题》1952年第7期社论）、《为争取苏联历史科学的进一步高涨而斗争》（《历史问题》1952年第9期社论）、《反对在研究苏维埃社会史方面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历史问题》1952年第12期社论）、《斯大林新的天才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其对历史科学的意义》（《历史教学法》1953年第1号社论）。上述《译丛》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不少是关于民族问题、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问题，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历史分期、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苏共党史、苏维埃社会史，以及批判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文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无论是《全集》，还是《选集》，都来不及翻译出版，《译丛》则及时地将一些对历史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著述，从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史学界，如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发展》（《历史问题译丛》1953年第6期）、恩格斯《论普鲁士农民的历史》（《史学译丛》1955年第4期）、恩格斯《欧洲大陆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史学译丛》1955年第6期）等。这对加强历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不仅历史学通过学习苏联史学，开展自己的学科建设，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也如此。如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自1954年创办《民族问题译丛》，以译介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相关词条为主。在《民族问题译丛》中，也有一些译文与历史学，特别是与世界历史学科有直接的关系，对世界史学学科建设有积极作用。以1955年第1期《民族问题译丛》（民族出版社1955年版）为例，该期刊有《“原始社会”序言》（普·叶菲明科）、《关于原始历史的分期问题》（奥·柯斯文）、《论氏族和部落在历史上的关系》（奥·柯斯文）、《印度支那各族人民的过去与现在》（伊·雅·坡德科帕耶夫）等，即可看出这一点。

《历史研究》1954年创刊到60年代初，编辑出版了《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版）、《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罗马奴隶占有制崩溃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等。这些译文集广泛收集了苏联史学家有代表性的论著，集中就某一问题较系统地向中国史学界介绍苏联史学家各种不同的观点。除《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几部译文集外，另几部译文集在当时也有较大的影响，如邵英巴耶夫等著《为正确阐明苏联中亚细亚各民族底历史问题而斗争》（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尚钺编《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尚钺编《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1955年，在罗马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上，苏联历史学家西多罗夫在论及苏联史学发展的基本问题时指出：“苏联史学是新的历史科学，因为它的任务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唯物立场独立地、创造性地研究祖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一切根本问题。”[5]苏联史学的任务，也是中国史学的任务，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史学发展，以及中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西多罗夫还说：“苏联历史学家不否认历史和政治的关系，我们认为需要吸取历史教训来解决当前的问题。但是，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对过去事情的客观态度和科学的分析，而对历史事件实质的粗暴观点是和关于社会的唯物主义科学有本质的区别的。”[6]这对中国历史学科建设中，如何关注现实，如何将史学从历史学家的书斋中解放出来，更全面地实现其社会功能等，也有直接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即与苏联史学家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例如，1947年上海新知书店出版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这是侯外庐先生1940年至1945年撰写的论文汇编。就书中论文所阐述的观点，苏联历史学家格列科夫院士在1946年至1947年，曾三次来信进行交流，或就史实、史论进行评论，或加以鼓励。因受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侯外庐先生在白色恐怖下将“阶级社会”统统用“文明社会”代替，致使苏联历史学家提出质疑，以为这是侯外庐的“专门术语”[7]。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苏联两国历史学家在学术交流上有了更坚实的基础、更广泛的内容和更优越的环境。这不仅对世界史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到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不仅批判唯心主义与唯心史观，而且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争鸣和讨论，都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1954年11月，尚钺在《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卷首“编者的话”中说，“本集中所收的各篇，乃是苏联历史科学家近年来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之下创造性地研究奴隶社会的各方面的问题……的文章”。“现在，当我国史学界行将展开关于我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苏联历史学家这些卓越的成就，介绍给我国历史学家参考，我们认为是有其必要的。”“自然，苏联历史学家的创造性的研究，虽然有个别地方还值得商讨，但就总的方向说，却为我们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提供了不少有益启示和比较正确的方向。”[8]1955年6月，尚钺在谈及编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的意义时说，“我国史学界将展开对于我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具体地说，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此文集“虽然没有收辑苏联历史科学家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问题的论述，但仍然可以给我们在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的研究上，提供有益的借鉴”。它“对于我们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就能够提供出不少的启示，使我们能学习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避免许多浪费精力和时间的繁琐争辩”[9]。尚钺在两本《译文集》中所言，反映了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有广泛的代表性。这种“主流观点”或“代表性”，是以苏联史学为榜样，进行包括世界历史学科在内的中国历史学学科建设的坚实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理论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在探索中，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左”倾的失误和曲折，则更加重了苏联史学理论在中国世界史学科理论建设中的那些负面影响。例如在《批判雷海宗反动的历史观点》[10]一文中，将雷海宗关于“以生产工具划分人类的历史”等学术思想，简单地斥之为“反动谬论”“彻头彻尾的反动理论”，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手法”，是“诡谲把戏”等。又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科学研究在大跃进中》的报道称，该系从6月到国庆节，共完成了167项研究项目，撰写论著讲义550万字。此外，还制订出1958年10月1日—1959年10月1日一年的科研计划，除去学生的研究题目外，还包括85项课题[11]。事实证明，在历史科学研究领域提倡这种“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对于繁荣发展历史科学是有害的。

（二）苏联史学著作

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大量翻译成中文公开出版。自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翻译出版苏联史学和史学理论著作的高潮，这仅从50年代的一些出版物中即可以清楚地看出。

例如在世界古代史方面有：贾可诺夫等著《巴比伦皇帝哈漠拉比法典与古巴比伦法解说》，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米舒林著《古代世界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世界史大纲》，三联书店1955年版；司徒卢威著《古代的东方》，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格拉德舍夫斯基著《原始社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格拉德舍夫斯基著《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塞尔格耶夫著《古代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卡里斯托夫、乌特钦科主编《古代的罗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狄雅可夫、科瓦略夫主编《古代世界史（古代罗马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博克沙宁编《世界古代史地图集》，上海地图出版社1959年版等。

在古代史方面的著作中，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和格拉德舍夫斯基的《原始社会史》。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第二版，与1948年问世的第一版相比较，有较大的修改，除了依据考古学发掘的新成果，补充新的文献资料之外，最重要的修改是扩充了叙述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两章。作者认为，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扩充，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的改写。作者在该书第二版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印度和中国古代各族人民的历史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而且这种意义在许多方面都不次于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印度和中国古代各族人民在基本上曾走过古代东方世界其他民族所走过的、从氏族制度走向奴隶占有制的同样发展道路，虽然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国家和文化的具体形式有许多独具的特征。这些民族早在远古的时候，对于世界文化的宝库就有了巨大的和珍贵的贡献。除古代印度、古代中国两章外，该书的主要内容还有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史料与史学；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国家苏美尔和阿卡德；古巴比伦和巴比伦文化；古代埃及的史料和史学；古埃及国家的产生；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古代埃及的文化；喜特国；叙利亚和腓尼基；古代巴勒斯坦；亚述；乌拉尔图；新巴比伦王国；晚期的埃及；古代的中亚细亚和伊朗。作者认为，所谓“古代东方史”，他所要研究的应是东北非洲、西亚细亚、南亚细亚和东亚细亚这一广大地区上的一些最古老的东方国家的历史发展；所要研究的内容，包括自然条件、考古文献、社会制度，以及农业、水利、商业、战争、宗教、语言、文化、艺术等方面。

格拉德舍夫斯基著《原始社会史》，是作者1955—1957年间在东北师范大学为进修教师讲授“古代世界史”讲稿的一部分。此书以1955年苏联的“原始社会史教学大纲”为依据，广泛汲取了苏联考古学、人种志或民族学，以及社会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成果。当时我国高等院校原始社会史的教学中，有关教材和教学参考书极其缺乏，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可解燃眉之急。这部著作的主要特点，除了阐释人类的起源；原始公社制度的发生、发展、繁荣和解体；原始社会的精神文化，如文字、装饰、艺术，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原始氏族部落公社”等内容外，还有专章论述“原始社会史的史学”。作者认为，苏联原始社会史研究的专家担负着以下重要的任务：“（一）在研究原始社会史时进一步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二）对资产阶级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伪科学的和捏造史实者的理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三）开展与伟大中国的学者，人民民主国家的学者以及其他国家先进的学者的学术上的合作。”[12]这部著作写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之前，鉴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对包括史学在内的苏联整个社会科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该著在1957年由作者进行了修改。

为了满足当时教学的需要，一些著作当时采取了必要的变通措施。例如，195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狄雅可夫、科瓦略夫主编的《古代世界史（古代罗马部分）》，该书仅仅是苏联历史学家狄雅可夫、科瓦略夫主编的《古代世界史》中的第四部分。该书的前三部分分别是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古代希腊，曾由日知（林志纯）译出，1954年春由教育部油印分发各校参考，后来高教部教材编审处交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交流讲义印行。《古代世界史》最初于1952年由苏联教科书出版社出版。在中文本《古代世界史（古代罗马部分）》正准备出版时，原书在1956年又出版了新的版本，而且在古代罗马部分又有不少变动，所以只好根据新的版本重新译校。这部著作的目录依照完整的《古代世界史》编目，从第40章（罗马史的史料与史学）开始，到第65章（三世纪的危机与后期罗马帝国）结束，包括了较完整的罗马史的内容。书后附有《古代罗马史年表》和《书目》。后者包括古代罗马、罗马上古史、罗马地中海霸国的形成、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罗马的社会斗争、罗马帝国、罗马文化等方面的书目，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资料选辑、古代作家的著作，以及史料学、考古学、古钱学、期刊和参考用书及地图集、一般著作等。这些对于学习或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不少方便。

除了学术专著之外，苏联学者一些指导古代世界史学习的教学参考著作，也在50年代译成中文出版，以满足中国史学界及社会各界读者不断增长的学习需要。例如，我国著名古代史专家日知（林志纯）教授译有《古代世界史学习指导》，195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作者是曾获斯大林奖金的苏联历史学家H.A.马什金，原书名是《古代世界史》，苏联师范学院函授学生学习指导用书。日知认为此书的优点，“不仅在于每篇每章重点点出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使读者便于掌握，而尤在于每篇每章详举最必要的参考书目及史料，列出必须记忆的人名、地名和重要年代；所附研究题目，也很有用”[13]。古代史课程一般包括原始社会史、古代东方史和古代希腊及罗马史。由于原始社会史学习指导用书已经由B.K.尼科尔斯基教授写出并已经出版，所以该书不再包括原始社会史的内容，三篇的内容依次为古代东方史、古代希腊史、古代罗马史。

在世界中世纪史方面有：柯斯铭斯基：《中世世界史》，开明书店1951年版；谢苗诺夫著《世界中世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柯思明斯基：《中世世界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柯思明斯基：《中世世界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谢缅诺夫著《中世纪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波梁斯基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三联书店1958年版；梅伊曼著《封建生产方式的运动》，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科斯敏斯基、斯卡斯金主编《中世纪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

在世界近现代史方面有：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的《近代史教程》（5卷），人民出版社1950—1955年版；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迦耳金等著《现代世界史》，海燕书店刊行，1950年；叶菲莫夫的《近代世界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52年版；叶菲莫夫著《近代世界史》（上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波尔什涅夫等著《新编近代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祖波克等著《现代世界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科切托夫著《东南亚及远东各国近代现代史讲义》（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在国别史方面有：叶菲莫夫著《美国史纲（1492—1870）》，三联书店1957年版；祖波克著《美国史略》，三联书店1959年版等。196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苏联历史学家罗琴斯卡娅的《法国史纲》。此书叙述了自17世纪中叶起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法国历史。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国大革命、第一帝国、1848年革命、复辟王朝、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等。它不仅注意政治史，也重视社会经济史、思想史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中学的世界史教科书尚来不及编写，只得使用代用教材，为了弥补这些教材的不足，多以苏联各级学校的世界历史课本作为主要的教学参考用书。以195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国近代史纲》为例，即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该书是高中外国史下册的教学用书。这本书原是林举岱编写的《西洋近代史纲》，1950年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该书的出版说明中，除了强调在“世界近代史分期”等重大理论问题上，要依据苏联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讲授，以及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介绍外，还列出一些具体的苏联史学家的著作，作为使用这本代用教材的参考。如“出版说明”中写道：“关于参考资料，这里可推荐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几种大中学课本。目前已有译本出版的，有新华书店出版的《近代史教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天下图书公司出版的《苏联历史》，光华书店出版的《殖民地保护国新历史》，开明书店出版的《近代世界史》。”[14]此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也被列为必读书目。

1949年10月，解放社出版有苏联历史学家波吉牟金主编的《世界通史研究提纲》。类似的著作还有《联共（布）历史研究提纲》《苏联历史研究提纲》等。这些著作的主要任务，是以“研究提纲”的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宣传苏联史学的理论成就，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教育，使广大史学工作者更自觉地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划清界限。例如，在《世界通史研究提纲》中，除了自“古代东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相关的具体的历史知识的介绍外，全书还为每章列有“必读参考书”和“补充参考书”。这些参考书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苏共领导人的著作，其档案文献所占比例极少。

在世界通史方面，主要有尼基甫洛夫著《世界通史讲义》（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10卷），三联书店，1959—1976年相继出版。此外，鲍爵姆金主编《世界外交史》（5卷），于1949—1951年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七八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了鲍爵姆金、佐林、葛罗米柯等在60年代主编的《世界外交史》增订第2版的中文本，计5卷10册。这些著作对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发展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苏联科学院主编的10卷本《世界通史》，前两卷讲原始社会和古代世界史（到4、5世纪）；3、4两卷讲中世纪史（5世纪到17世纪中叶）；5、6、7三卷讲世界近代史（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最后三卷为世界现代史，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种历史分期方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中国世界历史学界所采用，其影响在今天依然存在。《世界通史》的《总编辑部的话》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破天荒第一次把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中，树立了完整的、完美的、创造性地发展的革命理论，这种理论不但能够说明世界，而且可以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他们所完成的最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给名副其实的历史科学奠定了基础，这种历史科学是把人类历史当做合乎规律的、被内在矛盾所推进的社会发展过程来加以研究的。”[15]

在专门史和国别史方面的译著较少，但也有出版。例如曼弗列德著、苏联国家教科书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95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这部作品较为详尽地阐述了法国大革命的过程，而且还侧重从理论上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以及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作者认为：“在摧毁衰朽封建制度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当中，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能够有充分权力称为大革命。”“法国革命摧毁了封建专制制度，彻底击破了封建制度，用‘大扫’扫除了法国的全部中世纪废物，而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基地。这一巨大的破坏工作，不仅对法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的命运都具有极其重大的进步意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6]

国别史的著作，主要是苏联史方面的作品。例如，由苏俄教育部审定、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历史》，1952年由北京天下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文版的出版，在中苏两国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封面题字由著名戏剧家田汉书写。1950年11月6日，潘克拉托娃院士在致天下出版社的信中写道，《苏联历史》这部著作，“简要地概括了我国自封建落后的沙俄帝国变成先进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这种伟大改造的经验，所以把这部书译成中文，我感到非常高兴”。郭沫若在书的“序”中指出：“苏联是人类自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国史应该就是真正的人类史的创世纪。凡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人民，全世界进步的人民，都应该熟读苏联建国史，从这儿来汲取经验，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新生的祖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有发展史上程序的不同，但建国的原理和方向是共通的。苏联所走过的路正是我们的必由之路。我们现在正广泛地号召着而且推动着向苏联学习的工作，要学习苏联，难道还可以不学习苏联的历史吗？”[17]郭沫若的《序》写于1949年12月25日，他不仅是历史学家，而且还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这番话说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苏联历史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为了便于中国读者学习苏联历史，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版中文本苏联历史著作，并在中国广为发行。潘克拉托娃院士主编、巴济列维奇等合著的两卷本《苏联历史》，1955年在莫斯科出版，在中国拥有广大读者。原书1954年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国立教科书出版局出版，记述了从苏联境内的原始公社制度、最古老的国家，直至19世纪末沙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历史。书末附有《苏联通史大事年表》和《留利克王朝世系表》《罗曼诺夫王朝世系表》。该书强调，“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西欧处在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中。从这时起到20世纪初，西欧无产阶级并无巨大的革命发动”[18]，国际革命运动中心向俄国转移，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密切地关注着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

1957—195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涅奇金娜主编的《苏联史》第2卷的两个分册。该书是苏联高等院校苏联史教科书的第3版，1954年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两卷的主要内容分别是俄国封建农奴关系的解体和封建制度的危机；俄国资本主义的确立。编者对19世纪30—40年代的思想斗争，革命的民主思想的产生；19世纪前半期的俄罗斯文化；19世纪后半期的俄罗斯文化给予了较多的重视，并能够从社会历史背景的特点出发，去分析重要的文化现象。例如作者写道：“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因素是在18世纪的这一过程中成长和积累起来的。19世纪前半期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一个时期……‘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是以出现最伟大的文化大师和最卓越的文化成就作为标志的。这些成就直到今天仍然是俄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这就是罗蒙诺索夫、拉吉舍夫、普希金、格林卡、格里博耶多夫、费多托夫、赫尔岑和塞普金创作的时代。”[19]该书的主要作者，如德鲁日宁院士等多是苏联著名史学家，基本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家所达到的水平，因此，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中国各界读者，包括历史学者深入研究苏联历史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它的主要特点除了表现在注重理论分析、逻辑结构完整、史料翔实外，还表现在每章后、而不是全书后的“参考书目”。“参考书目”一般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文献材料、参考资料”两部分组成，全书26章的“参考书目”合并在一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读者进一步研究苏联历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是苏联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因此，苏联史学家在这些方面的著作，有不少译成中文出版。例如，潘克拉托娃院士和柯斯托马洛夫教授主编的《苏联简史（1905—1907）》，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出版。原书1955年由苏联教育部教科书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对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了系统的论述，从日俄战争爆发，俄国革命危机的增长起，到“六三政变”为止。在论述的过程中，第一次使用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文献资料。编者认为，1905—1907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它“开辟了全世界历史新的一页：它不仅彻底震撼了俄国的专制君主制度，严重打击了俄国地主和资本家们的统治，而且鼓舞了西方和东方一切国家的千百万劳动人民去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场革命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所以以革命的退却为特点的1872—1904年的‘和平时期’永远消失了”[20]。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认为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预演，是革命的前奏。

195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克尼亚捷夫、康士坦丁诺夫合编的《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这部著作不是研究性的学术专著，而是参加过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并不是第一次发表，而是在1919—1930年间，曾先后在《无产阶级革命》《红色档案》《苦役和流放》等刊物上刊行。编者认为，“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也是宝贵的史料。它们能揭示过去的具体而又十分重要的细节，使我们的历史读物充满热烈的时代气息和蓬勃的生活精神，并且有助于我们更为精辟而又深邃地研究共产党人为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英勇斗争”[21]。这部作品是苏联历史学家为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而编选的。他们认为，十月革命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不仅苏联各族人民，而且全体进步人类都将广泛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书中在收录“暴行和反革命抵制委员会主席”彭契—勃罗耶维奇、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安东诺夫—奥甫什科、布契洛夫工厂工人洛达尔斯基等31人的回忆文章的同时，作为附录，还收录了当时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司法部长梁托维奇的回忆录《1917年10月25—26日在冬宫》。这篇回忆录不可避免地带有资产阶级的偏见，但却为人们清晰地勾勒出临时政府垮台时的情景，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

（三）世界史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苏联历史学家应邀来华讲学，并在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等高校，以及中央党校（当时称马列学校）开课，讲授世界通史、地区史或国别史，为培养历史系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年轻的党政干部做出贡献。1954年冬天和1955年春天，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邀请苏联史学家尼基弗洛夫和列甫宁科夫出席两次座谈会，请他们介绍苏联大学历史系五年制是怎样运作的。两次座谈会都由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主持，与会者有邓广铭、王铁崖、齐思和、杨人楩、张芝联等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一度改为五年制，后又改回四年制。20世纪50年代，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扩建为外交学院，建院伊始便邀请多名苏联专家授课，其中包括世界史专家。杜宾斯基教授授课的主要内容是东方史，在讲授印度史时，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季羡林、周一良等也从北大赶来听课[22]。当年听课学生中的不少人，后来都成长为中国世界史学界的著名专家，一些苏联史学家的讲稿，经整理后在华出版，如列甫宁科夫在人大等校的授课讲义，于195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世界近代史讲座》。这些都为中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中国世界史研究建设的长远目标出发，教育部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世界史，在1954年、1955年达到高潮。留学生大多从大学一年级新生中选出，经过国内短期俄语培训后，主要集中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本科生课程。还有一些高年级同学被派遣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副博士研究生课程。1952年3月，留苏预备部（也称作俄专二部）开始招收留苏预备生。留苏预备部的主要任务是强化培训俄语，同时进行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学习，俄语学习约占全部课时的四分之三强。学生要努力做到“学习好、纪律好、身体好”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德才兼备，体魄健全，出国后才有可能完成紧张的学习任务。

在苏联学习的内容并不仅限于苏联史，还包括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历史，如英国史、法国史、美国史、拉丁美洲史等。对于东方国家的历史，苏联史学界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所以中国留学生也可攻读东方国家的历史，如土耳其史等。他们经过5年学习学成归国后，成为高校和研究机构世界史学科的骨干力量。除到苏联留学外，还有一些学生被派遣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古巴等国留学，学习所在国家的语言、国别史及世界史。

20世纪6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外国问题，包括外国历史的研究。1961年7月，黎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中国历史科学》一文，有专节论述“必须加强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具体反映了这一事实。文中写道：“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从国内外实际情况出发，就是要求把中国问题放在整个国际情况中来考察，脱离国际情况，把中国问题孤立起来是不对的……在毛泽东同志看来，研究世界历史和现状与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都是非常迫切的。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可是还大大落后于实际的需要。”黎澍认为，“中国人对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长时期缺乏正确的理解”，无论是“鄙视西方文化”，还是“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人应当拿自己的文化“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23]。黎澍强调，“我们的历史科学应当本着这种精神来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说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和世界各民族的历史联系，只有这样的中国历史和这样的世界历史才能具体地展示出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鼓舞一切民族对人类共同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24]。加强对外国历史的深入研究，是广泛推动当代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1959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组成立。1964年，根据毛泽东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在此基础上建立。当时，无论是“世界史组”，还是“世界历史研究所”，均以留学苏联和东欧归国的留学生为主。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成立，是中国世界史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件大事。近半个世纪来，世界历史研究所发展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进程。

世界史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离不开世界史相关的教材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1954年11月，东北师范大学日知翻译的《古代世界史》作为“高等学校交流讲义”问世，书的封面上，特别用红色字标明“内部交流，仅供参考”。该书的出版者是“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由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商务印书馆上海厂印刷，总印数为6850册，由此不难看出当时我国高校的世界历史教学，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日知，即我国著名世界古代史专家林志纯教授。他在“附记”中提及，该书是我国高等院校世界历史“第二次交流”的产物。1954年春，高等教育部曾将“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古希腊”作为三个分册，油印分发各校使用。在第二次交流时，将上述三个分册合为一册出版，古代罗马的有关内容将另行编辑出版。

《古代世界史》的原书作者，是苏联历史学家狄雅可夫和尼科尔斯基。考虑到当时苏联史学界，对包括《古代世界史》在内的诸多教科书展开热烈的讨论和批评，日知在“附记”中特意提出，在使用中文本的《古代世界史》时，注意阅读和研究苏联《古代史通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季刊》等学术刊物上的书评，撰写“书评”者，多是苏联著名史学家，日知认为，这些书评对于更好地使用中文本《古代世界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日知译《古代世界史》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依据苏联考古学和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古代东方”这一概念，以及相关的内容，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订和阐释，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清除学术研究中的“欧美中心论”，无疑有积极的意义。苏联史学家认为，由于20世纪40年代以来，考古学的诸多发现，使人们对古代世界史的知识大大扩充起来，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方法论的正确，同时在地理上扩大研究与深入研究奴隶制结构有了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由于在土耳其的小亚细亚部分所进行的发掘，在那里发现了赫梯王国。所以就把古代东方的地理范围扩大到小亚细亚，稍微早些，主要由俄罗斯学者在亚尔明尼亚沙皇地区与土耳其地区的发现，在那里便确定了亚述时代有个乌拉尔图王国。于是乎古代东方的东界就延展到外高加索了……早在本世纪30年代的初年，苏联学者基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确定了在中国有奴隶制度，其后为封建制度所代替。苏联学者的最近发现，已把古代东方各国的领域从伊朗高原向北扩大，止于咸海。”[25]该书的第二篇为“古代东方”，共计18章，包括古代中国在内，较完整地反映了苏联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们在世界古代史研究所达到的科学水平。

注释

[1]参见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光明日报》1953年7月22日。该文还发表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5期。

[2]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3、5页。

[3]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0卷（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2—63页。

[4][苏]耶·马·茹可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5][苏]西多罗夫：《苏联历史科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及某些总结》，《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

[6][苏]西多罗夫：《苏联历史科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及某些总结》，《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页。

[7]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7页。

[8]尚钺编：《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4页。

[9]尚钺编：《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5页。

[10]见戎笙《批判雷海宗反动的历史观点》，《历史研究》1958年第11期。

[11]华东师大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科学研究在大跃进中》，《历史研究》1958年第11期。

[12][苏]格拉德舍夫斯基：《原始社会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翻译室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83页。

[13][苏]H.A.马什金：《古代世界史学习指导》，日知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28页。

[14]林举岱：《西洋近代史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版，第2页。

[15]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页。

[16][苏]曼弗列德：《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方兆琏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12页。

[17][苏]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历史·序》及图片插页，张扬等译，天下出版社1952年版。

[18][苏]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历史》第2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1955年版，第314页。

[19][苏]涅奇金娜主编：《苏联史》第2卷第1分册，关其侗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70—271页。

[20][苏]潘克拉托娃、柯斯托马洛夫主编：《苏联简史（1905—1907）》，兴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360页。

[21][苏]克尼亚捷夫、康士坦丁诺夫合编：《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金蝉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页。

[22]朱贵生：《二战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24]黎澍：《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中国历史科学》，《人民日报》1961年7月8日。

[25][苏]狄雅可夫、尼科尔斯基：《古代世界史》，日知译，商务印书馆1954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