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外国史学理论研究

1961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编写高校教材问题的指示。4月，全国高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建设我国自己的文科教材的任务，西方史学史和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提上日程。1961年底，在上海召开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与会者认为，应当把外国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中。外国史学史主要是指西方史学发展史，其中包括有影响的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与方法，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会议做出了由耿淡如先生主持编写《外国史学史》，由田汝康先生主持编译《西方史学流派》的决定。20世纪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对西方史学史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开始逐步取代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当然，这种取代并不是对苏联史学家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一风吹，只是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较，西方史学史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较多地介绍到中国来，这种“介绍”也有着十分鲜明的时代特点。

为了配合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些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包括一些名著的中译本开始出版，如汤因比著《历史研究》（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斯宾格勒著《西方的没落》（上下），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1]；吕浦等译《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论苏联历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工作，并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不少有影响的成果问世[2]。但是，这些文章多用一般性的政治批判代替具体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史学家的思想和西方史学思潮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例如，郭圣铭在《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中，对汤因比历史哲学思想的批判，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汤因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敌，是当前史学界最大的一面白旗。因为，（1）汤因比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学家，他的“文化形态史观”，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胡说；（2）汤因比虚构了一套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来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3）汤因比是实用主义的历史学家。他那关于“挑战”和“应战”的理论，不过是要为走向崩溃的美、英帝国主义集团提供一个“自救”的方针；（4）汤因比是僧侣主义者，他所宣传的是新托马斯主义[3]。这种认识和苏联学者的观点基本相同。例如，在苏联学者的两本译著中，一是康恩的《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三联书店1961年版）；另一是康恩等著的《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帝国主义时代历史哲学批判纲要》（三联书店1962年版）都可看到，作者对包括汤因比在内的西方史学思想，首先从政治思想上，从历史观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史学理论在中国史学界仍然有较大的影响。康恩著《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这部著作，是苏联学者评述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作之一。“作者研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大量著作，详细地分析并批判地评价了《世界通史》唯心主义关于历史过程及历史认识的观点。作者也指出了反动历史哲学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产生了怎样有害的影响，揭露了唯心主义关于历史科学中最重要的方法论问题的错误见解。”[4]康恩等著《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帝国主义时代历史哲学批判纲要》，是由7篇论文组成的论文集，论文大多译自苏联《历史问题》《近现代史》等学术刊物。文集的内容，除对西方历史哲学进行批判外，主要是对美国、联邦德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批判。

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以往的苏联史学理论对中国史学继续产生影响，在某些方面有时甚至产生很大的影响，主要是苏联史学家对西方史学理论的批判，同时对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的苏联史学和史学理论中的某些问题，即“苏联修正主义史学”开始进行批评。这个过程将两方的内容交叉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反帝、反修”的特点。

例如，1963年，齐世荣、余绳武等选译的《苏联历史论文选辑》3辑，由三联书店相继出版。该书的内容为1959年至1963年8月，苏联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历史论文。第一辑的主要内容是苏共中央关于几个重要历史杂志的决议、苏共领导人对苏联历史学家的指示以及重要历史杂志的社论；第二辑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宣传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民族解放运动和平发展的论文；第三辑是宣传“反对个人迷信”的论文。除了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外，作为附录，还辑有当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学者的论文，例如，第二辑关于“宣传和平过渡的历史论文”中，即收有匈牙利内梅什·德热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和它的历史意义》；捷克斯洛伐克斯杰涅克·费林格的《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二月事件的国际意义》；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的社论《我国现代史上的历史里程碑》等。

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浦等译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论苏联历史学》。该书收录选自西方书刊的论文7篇，均在1958—1963年间发表。编者在出版说明中说，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站在捍卫资本主义文化的立场，企图通过对苏联历史学的批判，达到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目的。他们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历史科学作为攻击的重点，而对于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前夕出现的、在大会以后大大泛滥起来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则表示欢迎，寄予希望”[5]。

20世纪60年代，除苏联史学家的理论著作外，东欧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也在中国有所介绍，例如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的波兰学者沙夫的著作《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内部发行）。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学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给史学奠定了严格的科学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被用来作为历史研究方法的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基础之上的。正由于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发现和系统说明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在历史研究过程中运用这些规律，才使史学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科学。”[6]沙夫在序言中，介绍了波兰史学界对待规律性问题的基本情况：“波兰史学在方法论的领域中已经向转变的方面前进了一大步。波兰大多数史学家现在已经同意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工作。在大多数场合我们史学家都是努力走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道路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个成就并不意味着事情到此结束，斗争已经停止了。因为不管某些科学家的主观信念和良好愿望如何，旧的方法论至今还支配着不少波兰史学家的工作。”[7]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作者才撰写了这部著作。

《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是一部内容丰富，较为系统地阐释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著作。该书三编的内容依次是：马克思主义把史学变成一门科学；对资产阶级史学否认历史规律客观性的批判；从历史客观规律理论中得出的几点方法论上的结论。作者在强调马克思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史学上的一个变革，马克思关于历史规律的理论对指导历史研究的实际意义的同时，深入批判了威廉·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迈耶、黑格尔、韦伯等人的唯心主义史学思想。此外，对历史的预见性、类比性与可能性等重要理论问题也设专节展开讨论。此书在书后编有较为详尽的“参考书目”，特别是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不少收录在内。该书虽然是“内部发行”，但在当时仍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大多数人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知之甚少，沙夫的著作虽然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持批判态度，却也为中国史学工作者了解西方史学理论提供了一个窗口。

新中国成立后，渗透在西方史学中、在中国史学界也有影响的“欧洲中心论”（或称“欧美中心论”“西欧中心论”），受到中国史学家和广大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深刻批判。除周谷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的批判外[8]，一些学者还从世界历史学科建设上，并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揭露了“欧洲中心论”的实质。如黎澍认为，“中国学校讲授的世界历史，在好几十年里面曾经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所以‘欧洲中心’的历史观在中国影响很大。所谓‘欧洲中心’是以欧洲资产阶级文化为世界文化中心的资产阶级学说。资产阶级创造了世界市场，加强了世界各个部分的联系，这是对于人类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资产阶级创造世界市场的手段是殖民主义的最残暴的掠夺，他们作为世界市场的征服者也出现为其他民族的精神的征服者。资产阶级学者所谓‘欧洲中心’论，就是适应欧洲资产阶级对于世界市场的征服而制造出来的反动理论。他们认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互相对立的和敌对的两个体系的文明，极力贬低中国和其他非欧洲国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从世界历史中排除这些国家的地位”。黎澍说，尽管“这种历史观现在已经在事实面前自动宣布破产了，许多同样是毫无根据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说代替了它。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应当赶上去，把重新研究世界历史并给以正确的说明，当作中国历史科学的迫切的任务”[9]。将世界历史学科建设，与批判“欧洲中心论”等西方史学思想结合起来，对推动我国世界历史研究发展无疑有积极的作用。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我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中，要有效地清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不能脱离世界历史研究的实践。

1964年，吴于廑在《江汉学报》第7期著文，论述不同时代世界历史的中心问题时，分析了“欧洲中心论”的本质，作者写道：“欧洲中心论是以欧洲为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他们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在欧洲文明发生以前，所有其他文明都只能是它的准备；在它发生以后，全世界的历史又必然受它支配和推动，是它的从属品。他们把世界分为文明的欧洲和落后的非欧洲。虽然后者是前者在经济上争夺的对象，资本主义国家为此不知发动多少次的战争，但在世界历史上，这一大片落后的非欧洲，却是可有可无，即使被写进历史，也不过是聊备一目，用以反衬欧洲的进步和文明。只有欧洲历史才具有推动全人类进步的意义——这种观点支配着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思想和世界史的编纂，也支配了那些向西方鹦鹉学舌的史家。”[10]吴于廑写于半个世纪前的文章，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无论在西方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还是国内“鹦鹉学舌的史家”都依然存在。

“欧洲中心论”和世界历史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中心在欧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不应将两者相混淆，以致不能研究欧洲的历史，否则即被说成是突出“欧洲中心论”。1962年4月，翦伯赞在讨论撰写《外国史学史》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写一部世界范围的史学史，当时条件尚未成熟，所以主张只写欧洲部分，最多加上美国就可以了。这样会不会搞出“欧洲中心论”呢？翦伯赞说：“我看不会，我反对西欧中心论，同时也反对东方中心论。世界历史的发展在不同时期是有不同中心的。譬如说希腊、罗马是古代欧洲的中心。不承认这一点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中世纪时，欧洲中心就不在希腊、罗马了，而到了神圣罗马帝国。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情况就又不同了。只写欧洲部分的史学史并不是什么西欧中心论，反对西欧中心论，也不等于少讲或不讲欧洲的东西。”[11]在20世纪60年代初，面对着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广的“左”倾思潮，翦伯赞的上述讲话，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注释

[1]1963年中文版《西方的没落》，由齐世荣等翻译，该版只翻译了原书的第2卷，分两册出版；1986年，中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了陈晓林的译本，该译本是原书的缩译本，内容也不完整。2006年10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吴琼的全译本。这个译本系根据查尔斯·弗兰西斯·阿特金森的英译本译出。该英译本为两卷，分别在1926年、1928年出版。

[2]这些成果主要有：耿淡如《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齐思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第3期；吴于廑《论西方古今的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1963年第6期；周谷城《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文汇报》1961年2月7日；周谷城《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历史研究》1961年第2期；吴廷璆《建立世界史的新体系》，《光明日报》1961年4月9日；郭圣铭《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第1期。

[3]郭圣铭：《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第1期。

[4][苏]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原出版者说明”，乔工等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

[5]吕浦等编译：《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论苏联历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页。

[6]沙夫：《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页。

[7]沙夫：《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页。

[8]详见本书第47页相关内容：周谷城《世界通史》和对“欧美中心论”的批判。

[9]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14页。

[10]吴于廑：《时代和世界历史——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江汉学报》1964年第7期。

[11]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