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文学屠宰场》一文中，莫莱蒂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3]他在英国德比郡的库鲁姆贝尔（Columbell）流通图书馆（circulating library）看到，在一份1845年的目录的第一页，有40多个小说标题，但是它们之中只有两三本为人所知。很显然，其中的大部分永久地消失了，只剩下存目。他说，如果我们设定19世纪英国的经典小说的数量是200部的话，那么它们仅占已出版小说总量的0.5%，另外99.5%的小说殒命于学校、市场、盲目的经典制造者等屠宰者的屠刀下[4]——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屠宰场。在2005年出版的《图表、地图、树形：文学史的抽象模型》一书中，他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但是数据有所变化。他通过对民族文献目录学的研究发现，我们一度认为19世纪的英国有200部经典小说，数量就很大了，然而它远不足实际出版的1%，也就是说，当时出版了20000部、30000部，甚至更多的小说。[5]这还仅仅是一个世纪、一个国家所生产的小说文本的数量。如果是几个世纪呢？例如从小说诞生的18世纪到问题化（problematic）的20世纪。多个国家的小说呢？譬如中国、意大利、德国、法国、美国、阿根廷、西班牙、日本等国家的小说。语言障碍首先就摆在面前。本来，如果英国学者只管英国的小说，中国的学者只管中国的小说，对象就能减少许多，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是可行的。不过，莫莱蒂在《对世界文学的猜想》里说，歌德和马克思早已宣布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民族的狭隘性和片面性应该被超越，民族文学亦是如此。文本着实不计其数。被遗忘的99%和世界文学缠绕在一起使任务更艰巨。另外，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电子技术高度发达，使文学写作和传播的速度空前加快，所生产的各式各样的小说正以几何级数增长，因此，我们面对的文学事实是如此的庞大、繁杂。那么，对于如此多的小说，作为个体的读者该怎么办？

莫莱蒂认为，依靠传统的细读法是行不通的，至于为何行不通，下节再行讨论。在时间上，仅就19世纪的几万本小说而言，哪怕一天读一本，年年都读，也得花上一个世纪。不可否认，有些人读得多，但他们读的全是经典。没有被阅读，甚至永远无人会阅读的毕竟占了多数。斯坦福大学教授、莫莱蒂的同事玛格丽特·科恩（Magaret Cohen）使用“大量未读”（great unread）一词来描述这种情况。的确，“读书必有取舍，因为实际上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时间读尽一切，即使他万事不做光读书也罢”[6]，所以我们只读经典。那么，莫莱蒂的问题和担心岂不是杞人忧天？然而，经典从何而来？它难道不是从一团混杂的文学市场中被甄别和遴选出来的？是的，任何经典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流通之中不断建构的结果，并且经典与非经典的边界本来就是变化的，非经典可能转化为经典，经典也可能变成非经典。由此看来，莫莱蒂所提出的问题绝不是一个伪问题。相反，这充分体现了他的问题意识和唯物主义精神。指出事实是一回事，为那些99%的大量未读找到重返文学史的根据又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我们的精力如此有限，为何还要费心去阅读那些被时间淘汰了的书？连文学专业的学生都在抗议他们的文学作品选太厚，遑论一般的读者？这样行文似乎在表明，莫莱蒂要为文学史挖掘更多的经典？不然。莫莱蒂声称自己并不意在改变19世纪的经典小说的数量，因为一个教授即使能把大量未读从99.5%减少到99%，也根本不会给文学领域造成什么变化，[7]而且他改变的是学院意义上的经典，而不是社会意义上的经典。他的侧重点是考察经典和非经典的关系——这个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的所有要素结合起来才是一个文学整体。此外，对大量未读的召回将有助于理解经典何以成为经典。例如，莫莱蒂以线索（clues）为关键词，通过与大量未读的比较，确证了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之所以成为该种文体的典范，而他的同时代的竞争对手则被遗忘的事实。一句话，文学史家必须要正视大量未读。

现在不得不回到起初的问题，怎么处理大量未读？能读两百本书就很难了，更何况两千本……两万本呢？前文已述，细读不适合。更广博的文学史需要开拓新的批评方法。在2000年发表的《文学屠宰场》里，莫莱蒂列举了几个技巧：抽样、统计；研究系列（不是单个的文本）、标题、索引（concordance）、开始（incipit，中世纪手抄本开端用语）以及采用树形模式。同年发表的《对世界文学的猜想》一文，莫莱蒂首次提出了远距离阅读这个术语，并对其内涵、意义做出了界定。但此时的远距离阅读概念仍然有些模糊，至少莫莱蒂没有为我们提供比较明晰的操作方法——他关于文化史究竟是波形还是树形的比喻，远不如《文学屠宰场》里所绘制的《史传德杂志》（Strand Magzine）上的“线索出现”（presence of clues）树状图有吸引力和一目了然。五年之后，在《图表、地图、树形》中，莫莱蒂说：“在旧的领域里是新的研究对象：不是具体作品和个体作品，而是人为建构的三重奏——图表、地图和树形——文本经过了有意的简化和抽象处理。我曾把这种类型的方法称作远距离阅读。”[8]简言之，远距离阅读法就是系统地运用图表、地图、树形去分析文学现象的方法。图表来自计量史学，地图源于地理学，树形属于进化论领域：文学以前和它们的交流很少——今天让它们交流首先必须证明其正当性。以上就是远距离阅读概念的形成过程。2013年远距离阅读一词赫然成了莫莱蒂新著的书名。由此可见，该概念在他的学术思想中所占的地位。当然，莫莱蒂并没有在《远距离阅读》一书中再详细地、系统地从理论上阐述此概念。或者说，该书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关于远距离阅读这一概念的信息。因为它是一本没有序言的论文集。

简化和抽象，这就是远距离阅读的特点。抽象：将文学元素（例如比喻、意识流、复调、线索、自由间接引语等技巧）从叙述流中抽取出来；焦点不是单个文本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事件的重要性远远低于结构；偶然的、特殊的事件被冷落，重复的、平庸的大量存在现象反而受到青睐……抽象是一切理论研究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社会现实是多么丰富多彩，而概念却是如此贫乏和枯燥。抽象不仅仅是把对象概念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会建立一系列模型。那些模型是以数学为基础的，将过滤掉文学事实的多样性自然不言而喻。当然，模型虽然是抽象的，但与单纯的文字描述比较起来却更形象化、更可视化、更直观——有时候一幅地图甚至胜过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抽象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扩大文学史家研究领地的一种方式，它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在问题”[9]。那么，远距离阅读法将对文学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莫莱蒂说：“文学史学将很快地与目前的迥然不同：它会变成‘二手的’——没有单独的、直接的文本阅读，只有别人的研究的拼贴。”[10]此处的“二手”实际上是同细读相对的——细读的字面含义就是仔细地阅读单个文本。可是，莫莱蒂的远距离阅读一方面更注重文本群（多个文本）；另一方面，它是以数据为基础的，而这些数据都不是现成的——对于那些不擅长数据统计或缺乏数据统计精力的研究者来说，其他人的研究成果显得尤为重要。举例来说，莫莱蒂对英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尼日利亚等国小说的兴起以及衰落规律的判断与相关图表的绘制乃是基于麦克伯尼（W.H.Mcburney）《英国散文体小说的备忘录，1700—1739》、比斯利（J.C.Beasley）《1940年代的小说》、格瑞斯伍德（Wendy Griswold）等近10位学者所提供的数据。他制作地图和文学进化树的路径亦大体如此。因此，对莫莱蒂而言，远距离并不是知识的障碍，而是知识的条件和形式：“要素越少，它们的总体关系越明晰。”[11]距离越远，越能让我们看清楚那些隐藏了的关系。

莫莱蒂的这类综合性（整合性）致思路数，实际上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诸领域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莫莱蒂指出，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在《论欧洲社会的比较史学》（Pour une histoire comparée des sociétés européennes）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口号：“多年分析，一日综合。”此一口号在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布罗代尔的扛鼎之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第一卷共有注释3000多条。典型的沃勒斯坦式文本如《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的引文也多达1400条，占了一页的1/3、1/4，甚至是一大半——此乃一日综合的结果：沃勒斯坦的文章“把别人的分析综合为一个体系”。事实上，莫莱蒂已出版的所有著作中的注释当然远不如前两者多，然而在广泛地以他人的研究数据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理论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文学档案亦是莫莱蒂的新方法的重要数据来源。

那么，莫莱蒂究竟为何排斥文本细读方法？为何他说他不指望自己的思想能够在美国特别流行？远距离阅读的具体操作步骤又是怎样的？下面两节将试着回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