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新左派评论》（The New Left Review）的主编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9]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10]中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各国的发展状况和地域分布。如果说他是侧重从空间角度来勾勒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那么同样作为英国人的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则侧重从时间角度描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发展阶段并做出了“展望”。从时间上来讲，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半期的古典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批判阶段以及其后的批判的古典主义阶段[11]等，总体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空间传播上，包括德国、匈牙利、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等国家，具有国际性品格。[12]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重要性是不容否认的。某种程度上，它已经作为一个传统深深地扎根在西方的文化中，并且在不同国家发展出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名意大利籍的学者，莫莱蒂的思想天然地倾向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但他不是葛兰西主义者，他在《图表、地图、树形：文学史的抽象模型》里坦言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范式（formation）深刻地受到德拉-沃尔佩的影响”[13]。另外，我们要看到，卢卡奇在莫莱蒂的思想资源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点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表现得相当明显。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德拉-沃尔佩曾经猛烈地抨击卢卡奇的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而两者又都在莫莱蒂那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德拉-沃尔佩

在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图谱中，往往为我们所熟知的就是安东尼·葛兰西，他的“文化霸权”理论早已得到广泛的认同和运用。被称为“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后起之秀德拉-沃尔佩学派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在意共1956年的危机与1965年的退却这段时间内，意大利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革新者是德拉-沃尔佩”，“他主张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认识上均等和互为补充，以及将它们共同的‘认识论’基础建立在逻辑经验上。……他坚持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认识论与科学的（而不是纯理论的、神秘哲学的）逻辑联系起来。他提出了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科学逻辑，这种逻辑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而不是柏拉图式的和数理的（公理的），它与伽俐略的有前提的演绎法相一致”[14]。也就是说，他“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建成一门最高级的经验的社会科学”[15]。不过，当这种提法“涉及在某种特定的、历史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政治和伦理问题时”常常引起一些严重的困难[16]。当然，这个困难可以说是所有形式的实证主义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的。基于上述假设，德拉-沃尔佩在美学领域着力反对克罗齐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批判浪漫主义的神秘论美学方法，“主张从社会历史的基础、背景和理性价值出发，去探寻艺术的意义、特性和规律”[17]，他的这类尝试集中体现在《趣味批判》里。莫莱蒂奉为圭臬的就是德拉-沃尔佩的这些革新。确切地说，莫莱蒂的方法论恰是由德拉-沃尔佩提供的。具体而言，莫莱蒂的文学研究实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如数学、生物学、地理学等学科借鉴知识生产的范式，也正是那些抽象范式将莫莱蒂与一般的文学研究者区分开来，体现了他“对科学精神的尊重”。总而言之，德拉-沃尔佩的思想为莫莱蒂的研究前提和合法性做了奠基，并且他沿着这条道路不假反思地进行小说研究。

（二）卢卡奇

作为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匈牙利的卢卡奇今天依然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不过，这里要简述的并不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理论，也不是他的现实主义审美反映论，而是他后来号召大家“忘却和批判”的两部早期著作《心灵与形式》和《小说理论》——据说彼时卢卡奇还是一位非马克思主义者。前者受惠于西美尔的“形式类型学”。他的小说类型学深深地打上了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类型学”的烙印。可以说，形式在卢卡奇的整个学术生涯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巴尔（M.Burr）认为，起先“卢卡契研究心灵和形式，后来研究精神与形式，而最后探讨社会与形式”[18]。莫莱蒂关于小说类型学和形式的理论皆与卢卡奇一脉相承。特别是卢卡奇在《现代戏剧发展史》当中提出的那句“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19]让莫莱蒂兴奋不已，并伴随他在文学研究生涯里左奔右突。

当然，除了上述两点外，詹姆逊的“认知图绘”、布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也为莫莱蒂的思考提供了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