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对象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对象
1.徐嘉瑞的生平与创作
徐嘉瑞（1895年2月—1977年10月），字梦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其集文学家、理论家和文史家于一身。徐嘉瑞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在学术研究时，广泛涉及戏剧、历史、文学、民间文艺等多个领域，并在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较高水平。在《徐嘉瑞全集》的著作目录中可见，徐嘉瑞著述有三十多种，他共完成学术著作十部，出版诗集十本，创作长诗五部，创作戏剧八部，翻译西方戏剧两部，翻译诗歌十首，翻译学术论文三篇，整理云南民间文学十部，另外，发表研究论文三十二篇和杂文数十篇等，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古文学概论》《近古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大纲》《诗经选读》《离骚统笺》《楚辞研究》《大理古代文化史》《云南农村戏曲史》和《金元戏曲方言考》等。云南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马曜评价徐嘉瑞说：“他是五四运动以来在云南倡导新文学运动的主要代表，又是最早研究和整理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先驱，是云南文坛无可替代的一面旗帜。”[1]
徐嘉瑞出生于书香之家，自幼跟随父亲学习，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熏陶。徐嘉瑞成长于动荡年代，20世纪初中国多元交汇碰撞的话语，点燃了他学术思想的火花。徐嘉瑞的学术思想受到儒家诗教思想、“五四”新思想、西方现代思想和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影响，无论他接受何种思想影响，他的“学术思想始终贯穿了‘民本’思想”[2],“先生在史学、新诗、戏剧、音乐、杂文、时评等众多领域的写作实践无不贯穿‘平民文学’这一信条，且终生孜孜不倦、从未舍弃，是为一大楷模”[3]。徐嘉瑞在1923年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古文学概论》，其中明确地将文学分为“贵族文学”“文人文学”“平民文学”，初步蕴含了其重视“平民文学”的文艺思想，胡适为此书作序，称其为“开先路的书”。徐嘉瑞的《近古文学概论》为《中古文学概论》的姊妹篇，延续了徐嘉瑞重视“平民文学”的思想，“从诗歌、音乐、词曲、唱本、戏曲直到舞蹈，都做了从平民文学到贵族文学的详细研究”。[4]徐嘉瑞对“平民文学”的重视在以下两部专著中表现得更为突出：1940年成书的《云南农村戏曲史》以云南民间花灯为研究对象，使原来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小戏正式登上了艺术的殿堂，此书一问世就成了国内研究云南戏曲的第一部史书，也是第一部研究地方戏剧的史书。[5]徐嘉瑞于1948年出版的《金元戏曲方言考》对金元戏曲中的方言俗语进行整理和解释，此书出版后被列为“中国俗文学研究会丛书”。此外，徐嘉瑞的文学实践基于“平民文学”思想，重视文学作品的实用功能，他先后创作了一大批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七·七事变”后，他创作了《炮声响了》表达全面抗战的思想；在抗日战争形势严峻的时期，他创作了《台湾》，用清末抗日名将刘永福的事迹鼓舞民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创作了花灯剧《姑嫂拖枪》号召群众消灭残余的反动势力；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深入民间，在白族民间传说故事的基础上，改编创作文学作品，如《望夫云》和《蛇骨塔》等，塑造了新时期的劳动人民形象。
徐嘉瑞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多面手，他在“平民文学”思想指导下开展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创作，这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领域。从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来看，他的学术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95年至1920年，这是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的积累期，他从受到的传统教育和亲身生活经历中萌发了最初的“平民文学”思想，具备了初步的民间关切的意识，他的“平民文学”思想此时并不具有清晰的认识和严密的逻辑。第二阶段是从1922年至1949年，这是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的成熟期，最能体现其思想的代表作、研究论文和文学创作均在这一时期完成。徐嘉瑞在此期间受到“五四”新思想影响，为“平民文学”思想寻找到了理论的依据和方法的指导，逐渐形成完善的“平民文学”思想。后又在左翼文学思潮影响下，徐嘉瑞进一步完善发展了“平民文学”思想的内涵。第三阶段是从1950年至1977年，这是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的曲折发展期，受到主流政治思想影响，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带有了较强功利色彩，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服务，文学要为新中国的工农大众服务。
2.20世纪上半叶的“平民文学”观
“平民文学”出现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五四”新文学提倡“人的文学”。胡适在文学革命宣言《文学改良刍议》中认为，要是文章没有人的情感和思想，“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6]“人的文学”主张把被封建道德束缚的人性解放出来，使“人”成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现代之“人”，认为文学可以自由表达人的自然情欲和启蒙人的思想，从而实现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底层百姓是社会中受压迫最多的群体，“人的文学”不仅关注普通民众的个性解放，更关注社会底层百姓的解放和思想启蒙。“人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调，“平民文学”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
“平民文学”在“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使用频繁，但由于“平民”一词指代不清，既可以指文学创作的主体，也可以指文学创作的受众，还可以指文学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所以存在使用混乱的情况。有的是“平民文学”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界定不一致；有的是将“平民文学”与一些相似概念混用，如与“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大众文学”和“民众文学”等概念混用，这种术语混用情况是“五四”新文学发端时期的普遍现象。本书论题是“以平民文学为中心视点的一种考察”，有必要先对20世纪上半叶的“平民文学”观进行梳理，尤其是厘清徐嘉瑞对“平民文学”的界定，这是论文展开的基础。若把徐嘉瑞的“平民文学”观与其他学者提出的观念笼统地混用，将无法清晰地认识徐嘉瑞提出“平民文学”思想的历史背景和其文学思想的特点。下文将按时间顺序，对20世纪上半期的学者们提出的“平民文学”观进行梳理。
通过资料搜集可见，“早在1903年，中西书局译印日本笹川种郎的《历朝文学史》中，作者就较早提出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的对立和离异”。[7]日本学者对文学类型的划分对中国学者起到了示范性影响。
陈独秀作为文学革命的发起者之一，未直接提出“平民文学”的理论，但也较早地关注到文学平民化的问题。1917年，陈独秀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通过“三大主义”主张建设“国民文学”:“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8]陈独秀认为“国民文学”是与“贵族文学”相对的通俗易懂的文学作品，他主张新文学要建设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
周作人是国内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平民文学”的学者，他对“平民文学”的阐述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周作人于1918年4月19日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发表了《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首次提出“平民文学”。周作人为了促进中国新小说发展，梳理了日本近三十年小说的变迁以供中国建设新文学借鉴。周作人看到日本文学的特点是“创造的模拟”，认为日本文学不仅受到中国文学影响，也有他们自己富有生气的创造，他在例证中提到日本江户时代的俳句、川柳、小说一类文学属于“平民文学”，周作人列举了其中的八类小说：假名草子、浮世草子、实录物、洒落本、读本、滑稽本、人情本和草双纸。从周作人对这些作品的分析来看，他这时提出的“平民文学”主要是指由底层民众创作的、迎合底层百姓心理的、在民间流行的作品，可以等同为“民间文学”。第二阶段，周作人对“平民文学”有了更细致的分析，他于1919年1月19日以仲密为笔名，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平民的文学》，正式提出了“平民文学”的概念，并明确了“平民文学”的主张。周作人在文中认为：“平民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文学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平民文学应该着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9]该文也将“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对立看待，但主张两者的区分不在于创作主体、文学内容或文学语言方面，而在于文学精神“普遍与否”,“真挚与否”，周作人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文学要表现“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作家不是高高在上的身份，要在创作中真正具有民间关怀，“平民文学绝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慈善这句话，乃是富贵人对贫贱人所说，正同皇帝的行仁政一样，是一种极侮辱人类的话。平民文学所说，是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绝不是说施粥施棉衣的事”。[10]周作人同时认为“平民文学”创作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反映平民的生活，“平民文学绝不是通俗的文学……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11]周作人认为要通过“平民文学”提升平民的思想境界，这是他顺应“五四”文学思潮倡导“平民文学”的目的所在。第三阶段，周作人在1922年发表了《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该文继续完善了“平民文学”的概念，他在文中调和了“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的对立关系，他认为“平民文学”并非一定优于“贵族文学”,“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12]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对徐嘉瑞的启发在于，周作人没有局限于二元对立的学术思想，而是随着思想发展对“平民文学”客观的辨析，对徐嘉瑞提出“三线文学观”有启发性，并且他主张通过文学提升平民的思想，对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在中后期主张通过“平民文学”来教化普通百姓的观点有一定的启发。值得注意的是，“平民文学”在国内虽由周作人最早提出，但“平民文学”并非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只是其“人的文学”的组成和具化。
胡适通过《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等论著和《四十年来的文学革命》《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等文阐发了对“平民文学”的认识。胡适与周作人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两人界定“平民文学”的角度却不同，周作人从文学精神方面来认识，胡适从文学语言角度来界定。胡适认为“平民文学”是中国自古以来民间的文学，他说：“痴男怨女的欢肠热泪，征夫弃妇的生离死别，刀兵苛政的痛苦煎熬，都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爷娘。”[13]胡适进一步说：“小孩睡在睡篮里哭，母亲要编只儿歌哄他睡着；大孩子在地上吵，母亲要说个故事哄他不吵；小儿女要唱山歌，农夫要唱曲子；痴男怨女要歌唱他们的恋爱，孤儿弃妇要叙述他们的痛苦；征夫离妇要声诉他们的离情别恨；舞女要舞曲，歌伎要新歌——这些人大都是不识字的平民，他们不能等候二十年先去学了古文再来唱歌说故事。所以他们只真率地唱了他们的歌；真率地说了他们的故事。这是一切平民文学的起点。”[14]胡适认为由“不识字的平民”用通俗的语言真率地唱出的歌谣、讲出的故事就是“平民文学”，这里“平民文学”等同于“民间文学”。胡适对“平民文学”的界定与徐嘉瑞早期的“平民文学”思想相近，两人学术思想也颇多契合之处，所以当胡适读完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后，会欣然应允为其作序。不过，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并未只停留在“民间文学”的层面，随着社会时局和文学思潮变化，他的思想在不断深化发展，“平民文学”的概念内涵也在继续拓展。
胡适对文学革命的突出贡献在于倡导了“白话文运动”，主张从语体的变革进行文学的革新。胡适看到“平民文学”是老百姓用通俗白话创作的，于是把“平民文学”视为“白话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在胡适的文学思想中，“平民文学”并非“白话文学”的全部内容。胡适说：“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词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15]可见，除来自民间的“平民文学”外，胡适所指“白话文学”还包括文人用白话写成的通俗文学，他认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和《儿女英雄传》等由文人用通俗话语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属于“白话文学”的范畴。胡适对“白话文学”的界定是从语体学角度进行的，其创作主体包括了普通百姓和文人作家，由此看来，与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早期认为文学的创作主体主要是底层百姓有较大区别。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与胡适的“平民文学”思想相互影响，他在1923年出版的《中古文学概论》中第一次从文学史角度提出“平民文学”，早于胡适1928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胡适曾为该书作序，给予较高评价，该书的一些观点应对胡适文学史的写作产生过影响。同时，胡适是中国“五四”时期重要的学者，是“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之一，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又继续受到胡适思想的影响，他在1936年出版的《近古文学概论》中就常用引用胡适的观点印证自己的思想。
郑振铎的“平民文学”观与胡适观点相近，他认为“平民文学”就是“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是“出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她是民众所嗜好，所喜悦；她是投合了最大多数的民众之口味的。故亦为之平民文学”。[16]在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中，他将“平民文学”称为“俗文学”，认为其中包含了中国民间的诗歌、小说、戏曲、讲唱文学和游戏文章五类，他在该书中认为“俗文学”与中国正统文学关系密切，许多正统文学都由“俗文学”发展而来。更值得欣赏的是，郑振铎为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写史，肯定它们的地位，但对“俗文学”的评价也较为中肯，看到民间的“俗文学”是“有她的许多好处，也有许多缺点”。郑振铎是徐嘉瑞的好友，两人在1924年便有频繁的联络往来，徐嘉瑞曾在郑振铎担任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文多篇，也在郑振铎介绍下加入了“文学研究会”。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于1938年8月，晚于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1923年）和《近古文学概论》（1936年），从两人交游情况和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对“俗文学”特征的界定来看，郑振铎将“平民文学”视为民间的“俗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徐嘉瑞文学思想的影响。郑振铎的民间文学思想形成完备体系后，反之又对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产生了影响，徐嘉瑞在1940年完稿的《云南农村戏曲史》中多次引用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的观点和材料，如他在讨论云南旧花灯音调的来历时，引用了郑振铎对《急催玉》的“首首珠玉，篇篇可爱”的评价，还引用了《中国俗文学史》中“挂枝儿”的曲目。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在向往平民社会、提倡“平民主义”之时论及“平民文学”。李大钊在《平民主义》中说：“现代有一绝大的潮流遍于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政治、社会、产业、教育、美术、文学、风俗，乃至衣服、装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这是什么？就是那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17],“这种主义所向无前底趋势，不独在政治上有然，在产业上、思想上、文艺上，亦莫不有然。从前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是不适应于德谟克拉西的，平民文学，乃是带有德谟克拉西底精神的，所以平民文学与古典文学相遇，平民文学就把古典主义的文学战胜了”[18]。李大钊在这段论述中强调了新文学应带有民主、平等的精神。
鲁迅提出“平民文学”时间较晚，他在1927年为黄埔军校做的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论及“平民文学”，认为只有革命胜利后真正体现工农思想的文学才是“平民文学”。鲁迅对“平民文学”概念的辨析与胡适有较大区别，胡适认为中国自古已有“平民文学”，鲁迅却否认中国封建社会存有“平民文学”。鲁迅所指的“平民”是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平民社会中的“平民”，真正“平民文学”是要反映工农阶层的思想，他说：“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写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口吻而说的。眼前的文人有些虽然穷，但总比工人农民富足些，这才能有钱去读书，才能有文章；已看好像是平民所说的，其实不是；这不是真正的平民小说……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19]鲁迅以犀利的眼光和理想的心态对之前的“平民文学”的含义进行了批判，期盼着真正的“平民社会”中出现真正的“平民文学”。鲁迅的这一思想为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的深化，及“平民文学”的受众的具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徐嘉瑞在20世纪30年代后也未只将“平民文学”等同于“民间文学”，更发展为一种“无产阶级文学”。
“平民文学”概念提出后，以对底层民众的关切和尊重为核心，这一观念不仅在“五四”时期的学者们中流行，也受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注，只是他们对“平民文学”的阐述多从政治角度和阶级立场进行，与“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观有较大不同。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说：“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平民文学’口号，但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中可见，毛泽东从阶级论的角度对“平民”成分进行分析，认为他们只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不是真正的工农大众，所以“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也不是真正的工农兵文学，这种界定大大压缩了徐嘉瑞使用“平民文学”的空间，使其文学思想在后期出现了曲折发展的状态。这一观点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得到强化，他的《讲话》是对“五四”以来的文学活动的总结，认为当时文艺工作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他从文学应为工农兵及其干部服务的立场出发，批评国统区的革命文学的受众具有局限性：“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相互隔绝了。”[20]这段论述虽未直接提及“平民文学”，仍把上海时期文学作品的主要受众看作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市民阶层。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加上徐嘉瑞又是老中国共产党党员，毛泽东对“平民文学”的观点对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在中后期的发展有较大影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毛泽东从受众的阶级成分分析，认为“平民文学”不是真正的工农兵文学，对其评价较低，徐嘉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持续关注民间文学，但未直接在文章和论著中提到“平民文学”。其次，毛泽东从政治角度对文学进行分析，要求文学要绝对服从政治。徐嘉瑞受此影响，他文学思想在中后期，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体现出较强的政治性和阶级性，他此时多以阶级性为标准评价文学作品，如他在1950年发表的《花灯的积极性》中便以阶级的立场评价云南花灯，“我以为老花灯是代表贫雇农民阶级的艺术；新花灯是代表小市民手工业阶级的艺术”。[21]
从这一时期的“平民文学”的整体使用情况来看，学者们多从自己文学思想和立场出发，使“平民文学”为己所用，又经常将“平民文学”与相似概念混用，学界未对“平民文学”概念进行清晰、统一的界定，从而造成了“平民文学”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模糊，各人对“平民文学”理解不同的情况。
3.徐嘉瑞的“平民文学”观
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浪潮影响到云南，多位在昆明的学者开始创办进步报刊宣传“五四”新思想，如《尚志》 《救国日刊》《澎湃》等。徐嘉瑞是云南较早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是云南宣传“五四”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当时即使没有稿酬，他也经常在《救国日刊》等进步报刊上投稿发文。[22]徐嘉瑞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背景下提倡“平民文学”，既受到当时“人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也具有他自己的独特理解。
胡适、周作人等学者在“五四”时期频繁使用“平民文学”的同时，“平民文学”思想也传入、影响了云南学界。施章是云南昆明人，他除了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深厚修养外，还完成了《农民文学概论》《农民杂剧十五》《新文学论丛》等书，他在这些著作中都表现出鲜明的“平民文学”思想，他认为“新的文艺是人民的喉舌”,“新兴文学的本源是大众生活”,“新文学的建设要从民众文学中汲取营养”。熊裕方的《中国今日应提倡的是何种文学》也肯定了“平民文学”的价值。1933年创刊的云南本地报刊《昆潮》，专门采集民歌民谣、民间传说和民俗风情，对“平民文学”做出了真正的实践。徐嘉瑞是当时云南学者中的佼佼者，他较早地在文学史中提出“平民文学”，很多云南学者的“平民文学”观均到受其影响，如他曾指导过施章的《农民文学概论》的写作，“指导施章对云南杂剧进行收集、整理、研究，为施章的《农民杂剧十五种》写序言并加以校对。施章在《近代民众杂剧自序》中也说，他所采杂剧‘缺讹的地方很多，幸得梦麟师……替我下了一番校正的工夫’”。[23]
徐嘉瑞在论著中是把“平民文学”“民众文学”“民间文学”等词语交叉使用，这对其概念内涵的梳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徐嘉瑞提倡的“平民文学”的核心思想是尊重底层民众，重视普通百姓的价值和创造力，认为文学作品对平民百姓具有思想教育作用，在这一核心思想下，其具体内涵随着时代变化和徐嘉瑞思想发展在不断发展。换言之，“平民文学”概念并非是徐嘉瑞于一时一地提出的，不能以一种静态的、单一的观点简单诠释，需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既要关注20世纪初的社会时局、文化思潮的演变，也要关注徐嘉瑞的思想变化，由此才可见出徐嘉瑞的“平民文学”观的全貌。对徐嘉瑞的“平民文学”观的理解，需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徐嘉瑞最早在1923年出版的个人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古文学概论》中提出了“平民文学”的概念，该书从内容、形式、作者身份和音乐四个方面对“平民文学”进行了界定：认为“平民文学”是在内容上“取材于社会，取材于民间，摹写人生”；在形式上“无一定方式，写实的、生动的”；在作者的身份上是“非知识阶级，非官僚，无名者”；在音乐上“可协之音律”。胡愈之于1921年在《妇女杂志》上发表的《论民间文学》应是中国最早的专论民间文学的论文，他认为“民间文学的意义……是指流行于民间的文学；像那些神话、故事、传说、山歌、船歌、儿歌等等都是”。[24]两者对比来看，徐嘉瑞早期对“平民文学”的界定与“民间文学”的概念十分接近，且《中古文学概论》中的“平民文学”作品的选材上也多是民间的诗歌和歌谣小调，如汉魏时期的《鼓吹曲辞》 《横吹曲辞》《相和歌辞》等，徐嘉瑞认为这些作品不只出自一人之手，没有具体的作者，符合民间文学的集体性的特点。另外，徐嘉瑞从1929年开始写作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也认为“平民文学”是指“民间文学”，如他认为《诗经》中“风”是“各国民俗歌谣之诗”。中期，徐嘉瑞于1936年出版了《近古文学概论》。一方面，书中延续了《中古文学概论》中提出的“平民文学”是民间文学的观点，有意识地将“平民文学”与“通俗文学”进行区分，他说“平民文学一语，久已流行。然其观念甚为暧昧，盖多流于形式分类：以为浅易明白之文学，即平民文学；能作浅易明白之文章者，即为平民文学家；此大谬也”。[25]徐嘉瑞再次强调了“平民文学”的“民间性”:“这民众文学的特点，是集体的，非个人主义的，所以找不出作家主名；是普遍的，平凡的，所以非常浅近明白，容易流行；是共通的，社会的，所以具有类型性；是从作家生活里呼喊出来的，所以还没有分工，还没有成为文人学士专有的职业……民众文学，尚有一特殊之性质，即口耳相传是也。”[26]从民间文学具有的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点对照来看，徐嘉瑞在此书中仍是把“平民文学”和“民间文学”等同起来。另外，徐嘉瑞在20世纪40年代作为讲义的《诗经选读》中认为《诗经》中的“风”也是“平民文学”，是民间歌谣。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当徐嘉瑞将“平民文学”等同于“民间文学”时，认为“平民文学”还指“大众文学”。徐嘉瑞的《近古文学概论》出版于1936年，“五四”文学运动已经退潮，左翼文学思潮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的主流，“文学大众化”运动是左翼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徐嘉瑞作为较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学者，他的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徐嘉瑞虽在《近古文学概论》《诗经选读》等著作中仍认为“平民文学”主要指民间文学，但他在1938年和1939之间发表了多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文章，如《诗歌和民族性》《“九一八”后中国新诗运动的路标》《高兰的朗诵诗》《大众化的三个问题》和《悼“海的歌手”邵冠祥》，在这些文章中，“平民文学”的内涵更多地与革命的“大众文学”联系在一起，强调文学作品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表达大众的生活、思想和意识，要用大众的语言和形式进行文学创作。可以这么说，这一时期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既指“民间文学”，更指由进步的文学家使用通俗的形式和语言创作的、能为普通民众接受的革命的“大众文学”。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不再存在平民和贵族阶层的对立，同时也由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思想影响，徐嘉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再直接使用“平民文学”一词，“平民文学”向以工农兵为主要接受者的文学转变，但“平民文学”作为徐嘉瑞文学思想的底色仍在延续，表现为以下三方面。首先，徐嘉瑞重视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其次，徐嘉瑞延续了对平民的生活现实的关注，针对社会生活中的大小事件发表了多篇短文。最后，徐嘉瑞在这一时期还创作多部以普通百姓为主角的文学作品，如《望夫云》 《和振古歌》。可见，徐嘉瑞的“平民文学”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政治思想影响以潜在形式延续，他也在思想中持续了对普通民众的关切和尊重，但在具体文章的概念表述中，“平民文学”为“工农兵文学”或“人民文学”所取代。
综上所述，徐嘉瑞的“平民文学”观是对20世纪上半叶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的文学”的文学思潮、“文学大众化”运动和新中国文艺方针政策的呼应和具化。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平民文学”观的内涵从文学创作主体，到文学作品本身，到文学作品的受众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包含了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早期，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是指来自民间的，由底层百姓集体创作的、内容真实和情感自然的文学作品，“平民文学”的创作主体是底层平民，接受主体既有平民，也有文人士大夫，其含义接近“民间文学”。中期，受到左翼文学思潮及其中“文学大众化”运动的影响，徐嘉瑞的“平民文学”观在延续了前一阶段思想，指为民间文学的同时，也指革命文学中由进步知识分子采用大众化语言和形式创作的，反映工农大众生活和心声的，对民众有教育作用的文学作品。这里“平民文学”的创作主体可以是大众出身的作家，也可以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作家，主要强调他们创作的风格、形式和语言是来自民间的、大众化的，文学作品的接受主体以普通百姓为主。在第二阶段中，徐嘉瑞的“平民文学”观在创作主体和受众方面有所发展变化。后期，徐嘉瑞的“平民文学”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变化较大，首先是既由于受新中国文艺方针和政策的影响，也由于已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不再有阶级对立的存在，所以徐嘉瑞在文章中不直接使用“平民文学”一词；其次是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主体和受众的指代对象上发生了较大变化，由原指社会普通平民，变为指工以农兵为代表的中国广大无产阶级。
梳理徐嘉瑞的“平民文学”观，有以下三点值得思考：第一，福柯说，每个时代的话语场各不相同，不同时代的陈述对应不同时代的话语场。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是特定时代和文学思潮的产物，他对“平民文学”的界定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内涵较为丰富，关注徐嘉瑞的“平民文学”观，需注意不同的历史、空间语境对“平民文学”产生的影响。第二，徐嘉瑞提出的“平民文学”有特殊时代背景，其概念内涵发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不过站在今天文学的角度反思，20世纪上半叶中国动荡的社会局势是徐嘉瑞提出“平民文学”的背景，所以其文学思想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意识，也由于太强调文学的实用性，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忽略了文学审美性的本质，使文学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教化的工具。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徐嘉瑞的文学思想的政治色彩更加浓郁。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会被赋予不同的功能和价值，尤其在社会动荡时期，文学的教化价值更会被强化，但对“平民文学”概念的界定必须回归文学本身，要抓住文学的核心功能和价值，即体现文学的审美价值。在挖掘“平民文学”的功能和价值时，应注重其鲜活自然生动的审美价值，无须使其过度承担社会政治责任。第三，徐嘉瑞的“平民文学”观的内涵和外延界定存在不清晰之处，“平民文学”思想虽贯穿了徐嘉瑞学术研究的始终，但他并未随着自己每一个阶段思想的变化给予“平民文学”一个准确的界定，尤其对“平民”内涵界定模糊。“平民”是“平民文学”概念中的关键词，在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平民”并非一个封闭不变的社会阶层，随着社会发展，“平民”的构成亦发生变化，徐嘉瑞并未随着社会政治局势发展对“平民”成分予以清晰分析，明确“平民”的构成和性质，致使对其“平民文学”观梳理带来了一定难度。
（二）研究意义
第一，从文学史的角度，系统地梳理徐嘉瑞的文学思想。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文学史家，徐嘉瑞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实践内容丰富，通过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可见对徐嘉瑞学术思想的系统研究较少，尤其是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较少。本书将徐嘉瑞的文学思想放在现代文学转变的大背景下，把握徐嘉瑞学术思想的渊源，通过对他的文学论著和单篇论文系统阅读，梳理其文学思想的概貌，揭示徐嘉瑞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史方面的影响和地位。
第二，本书紧扣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的核心，不求对其学术思想面面俱到的研究，着重梳理徐嘉瑞的文学思想，发现他在文学思想内涵、文学史观和文学实践等方面的特点。借助美学、文艺学、语言学、艺术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论，揭示其思想创新和不足，并试图摆脱被研究者的理论权威，从今天文学的立场，提出笔者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展现徐嘉瑞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的全貌。
第三，完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云南的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传统书写均是关注重要作家的代表著作，往往忽略了边疆地区的文学发展。云南文学的现代性起步较早，许多学者在清末已经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思想；有识之士们在“五四”时期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办了多份进步报刊；大批学者在抗日战争时期迁往昆明使云南成为当时的文学重镇。艾芜在为梅绍农新诗集写的序中说道：“中国南边极远的土地上，曾经有过一些青年，用文艺的形式，表现了那时一些人的灵魂和感情，并不是在五四那样大浪潮中，完全无声无息的。他们大声呐喊过，沉痛地诅咒过，失望地悲伤过，热忱地向往过美好的未来，是一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27]遗憾的是，由于云南的现代文学一直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关注的重点，研究资料较为匮乏，云南现代文学极有被埋没的危险，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块空白。罗宗强先生指出：“研究文学批评家的思想，是研究文学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28]徐嘉瑞是云南现代知名的学者和文学家，他主要的学术活动是在云南开展的，他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也是在云南写成的，同时他更是“唯一一位经历了云南现代文学全过程的作家”[29]，通过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可以一窥云南现代文学发展的概貌，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云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未得到充分认识的空白。
第四，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对当代文学的“底层写作”具有一定价值和地位。在市场经济转型的今天，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底层百姓的诉求易被忽视，代表底层百姓利益的知识分子也易受挫，描述底层百姓生活的文学作品鲜有。在今天强调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的价值有助于建立知识分子的新传统，以新的启蒙思想和人文精神审视当代社会文化。
二 研究综述
徐嘉瑞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在不同领域均具有开创性，但对徐嘉瑞的研究却一直没有受到学界重视。笔者在收集整理资料过程中，发现与徐嘉瑞直接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较少，对徐嘉瑞文艺思想进行研究的论著亦较少，更未见专论其“平民文学”思想的论文。现将对徐嘉瑞研究的成果梳理如下。
（一）徐嘉瑞著述的整理
徐嘉瑞学术研究涉及面较广，数量丰富，既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也有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更有戏剧理论的著述，遗憾的是在其故去三十多年后，并未对他的著述进行系统整理，有的著作由于各种原因遗失了，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损失。直至2008年，在云南省政府的支持下，在云南学界前辈的倡导下，在徐家后人的多方努力下，《徐嘉瑞全集》在2008年得以出版，其中“收入了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凡40年间徐嘉瑞处散佚无补外的全部著作，大四册总四百余万字有余”。[30]《徐嘉瑞全集》四卷分别收入了他在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云南民族文化、戏曲理论、外国文学翻译和诗歌创作、随笔等方面的全部作品，内容翔实，成了徐嘉瑞研究最重要的资料基础。云南大学蒙树宏曾撰文《读〈徐嘉瑞全集〉漫笔》，从史料价值角度阐述了《徐嘉瑞全集》出版的意义，认为“首先是填补了史料的空白”,“其次，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标示了现代派文艺思潮和创作对云南文学界的影响”,“最后，《全集》介绍了徐过去不为人们所知的笔名或是提供出寻找未知笔名的线索。知道作者的笔名，可据此发现他的著述，才能更好地全面认识作者”。[31]
（二）生平思想研究
在徐嘉瑞生平思想的研究，最重要的著述当属徐嘉瑞的长孙徐演编写的《徐嘉瑞略传》。徐演是徐嘉瑞的长孙，具有和徐嘉瑞一起生活的经历，对徐嘉瑞的生活和思想有直接接触和了解。由徐演对徐嘉瑞的生平进行回顾，为笔者了解这位大师的真实面貌，将其学术思想与生平结合起来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在完成《徐嘉瑞略传》前，徐演于1979年就在《昆明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发表《回忆祖父徐嘉瑞》一文，对徐嘉瑞的生平思想和相关著述进行了简要介绍，鉴于当时的社会背景，该文一并着重介绍了徐嘉瑞的政治追求。在《徐嘉瑞全集》问世后，徐演再次通过口述的方式，从人生往事和学术追求两方面回忆了他的祖父，由张昌山和张志军撰文为《文史大家徐嘉瑞》在《云南大学学报》发表。与前文相比，该文在讲述了徐嘉瑞生平经历时，侧重介绍了他在教学方面的内容和特色，重点讲述徐嘉瑞的学术思想，论及徐嘉瑞几部代表性学术著作的主要内容和价值，如《中古文学概论》《近古文学概论》《大理古代文化史》《金元戏曲方言考》和《云南农村戏曲史》。该文提及徐嘉瑞学术研究的特色是重视“平民文学”，他将中国文学分为“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两大支流，这一思想在他第一部奠定学术地位的著作《中古文学概论》中已体现出来。
在徐嘉瑞生平思想研究方面不足的是，完整整理徐氏生平经历者多为其亲属，难免具有较强主观性，资料也较少。其他学者多是在记录和研究云南现代文学相关事件时提及徐嘉瑞，如蒙树宏的《云南现代文学作者笔名闻见录》中提到了徐嘉瑞的不同笔名，为查询徐嘉瑞作品提供了线索。蓝华增的《云南现代作家、文学社团和期刊（1919—1949）》（一）在梳理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云南文学活动时，认为徐嘉瑞是云南优秀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简要叙述了徐嘉瑞的生平经历和代表著作。该文也提及徐嘉瑞和其他学者合作的一些学术活动，如在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期间，邀请刘尧民到云南大学授课；又如徐嘉瑞于1938年和罗铁鹰、雷溅波创办诗刊《战歌》等。熊朝雋的《二、三十年代的昆明文艺》在论及昆明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活动时，提到在当时的黑暗现实中，徐嘉瑞作为进步学者在《昆华读书杂志》上发表专论，坚持斗争。严达夫、韩进之和李浡生的《我们所知道的白小松先生》在论及白小松的交游情况时，提到白小松与徐嘉瑞常相往来，徐氏当时是云南省的老地下党员，1948年白小松又与徐嘉瑞一起组织发起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青年学生的社会串联运动，徐嘉瑞在运动中拟议了要求当时云南省主席卢汉停止镇压行动的文稿。李何林的《昆明文协募捐救济贫病作家的活动》中，提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于1944年召开第四届全体会员大会，在会上，时任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的徐嘉瑞被推选为常务理监事，并担任文协分会理事长。张天放声名狼的《昆明的〈救国日刊〉与昆明的五四运动》，提到徐嘉瑞于“五四”前期常在进步报刊《救国日刊》上发文。娄贵品的《论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的创建》在论述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学者云集，在云南大学筹备创建西南文化研究室的过程中，徐嘉瑞是其中早期的研究员。李丛中、熊桂芝的《云南当代文学大事记》记录了云南文学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重大事件，其中提到徐嘉瑞在当时任云南省文联主席和教育厅厅长，也述及其在文学方面的相关工作。张彬和吴泓颖的《柏西文与近代云南地区的英语教育》在叙述柏西文为近代云南的英语教育做出贡献时，提到徐嘉瑞协助柏西文完成了《双城记》的翻译。这些对徐嘉瑞生平叙述的论文，多只把徐嘉瑞定位为云南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未论及他在不同学术领域取得的成果，对其生平和学术活动的梳理较为简略，更未将徐嘉瑞的文学思想置于云南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忽略了时代思潮对其思想变化和文学活动的具体影响。
（三）文艺思想研究
对徐嘉瑞学术贡献进行整体评述的专著和论文较少，较有代表性的是云南大学蒙树宏的《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同为云南的学者，蒙树宏较早地、全面地进行了徐嘉瑞研究，他认为徐嘉瑞是“文学领域的多面手”,“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蒙树宏在《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中专列一节介绍了徐嘉瑞其人及其著作。他在书中首先对徐嘉瑞的文学创作进行评述，尤其是其戏剧和诗歌创作，他在论及这些作品的创作背景和主要内容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给予了公允的评价。此外，该书全面评述了徐嘉瑞多部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中古文学概论》《云南农村戏曲史》《金元戏曲方言考》《大理古代文化史》等，既论及徐嘉瑞主要的学术思想，也论及他的学术研究的影响，并提及云南学者中与徐嘉瑞思想相近的学者刘尧民。除《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外，蒙树宏还有多篇研究徐嘉瑞的论文，如在《五十四年集》中的《徐嘉瑞简论》也是分为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部分进行徐嘉瑞研究，与《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相比，该文在文学创作的部分更详细地介绍了徐嘉瑞文章发表的时间和刊物，这对徐嘉瑞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文在学术研究部分重点介绍了徐嘉瑞的以《中古文学概论》为代表的五本学术专著的内容和特点。另外，蒙树宏的《浅耕续集》收录了《读〈徐嘉瑞全集〉漫笔》一文，该文既指出了《徐嘉瑞全集》出版的意义，更提到了《徐嘉瑞全集》的不足。该文最有价值之处在于经蒙树宏考证、研究，看到《徐嘉瑞全集》并未收录徐嘉瑞的全部作品，蒙树宏补充了未录入作品的目录，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更为全面研究徐嘉瑞思想奠定了基础。蒙树宏通过细致地考证，对徐嘉瑞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有了系统的研究，为后学提供了研究的方向和翔实的资料信息。在蒙树宏之外，对徐嘉瑞文学思想进行过整体研究的学者还有：王文宝的《中国俗文学发展史》中把徐嘉瑞作为中国现当代的俗文学家，主要介绍了他在俗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如徐嘉瑞的《云南农村戏曲史》《金元戏曲方言考》和对一些民间文学作品的整理等。该书只是简单记录了徐嘉瑞的俗文学研究成果，对其研究的特色和体现的思想等均未深入研究。张磊作为晨光出版社的编辑，参与了《徐嘉瑞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工作中对徐嘉瑞学术研究有了全面了解。他的《星斗其文徐嘉瑞作品及其学术成就评述》一文，从徐嘉瑞学术研究的不同领域对其进行了评述，给予了徐嘉瑞极高的评价，认为他在“中国历史文化领域里的研究有拓荒之功，所著述领域几乎都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研究具有浓郁的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特色”[32]，是一位“家国思想与时代并进”[33]的学者。还有段铃玲的硕士学位论文《徐嘉瑞民间文学，民族文化学术思想研究》对徐嘉瑞在民间文学和民族文化研究上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整体观照，认为“徐嘉瑞先生在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的研究上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和心得，他在进行研究时得到的结论和使用的手法都可以给后来者以启示和借鉴”[34]，并对徐嘉瑞学术思想的特点从九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其他论文多是对徐嘉瑞文艺思想的微观研究，且多选择徐嘉瑞的某个学术领域或某本论著进行单独研究。
1.《中古文学概论》研究
徐嘉瑞于1922年完成的《中古文学概论》是体现其“平民文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学者们在进行“俗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大多都会关注和引用徐嘉瑞的这本著作。关于《中古文学概论》的研究梳理如下：
首先，有学者对《中古文学概论》的研究是将其放在“俗文学”领域中。李英的博士学位论文《赵景深和20世纪俗文学研究》在论述“俗文学”概念演变的过程时，看到郑振铎是中国最早使用“俗文学”概念的学者，但在他之前徐嘉瑞已经提出了和“俗文学”相近的概念“平民文学”。何涛在《“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雅俗研究》中提到徐嘉瑞将文学分为“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但未认识到徐嘉瑞早在1924年就正式提出了“平民文学”，比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早了16年，论者未对这一区分的价值和地位予以充分认识。
其次，有的学者把《中古文学概论》作为文学史进行研究，既分析了徐嘉瑞思想的影响，更提及了他思想的渊源。谭正璧在其著作《中国文学进化史》的序言中提到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对他完成此书的写作有一定影响，但只提及《中古文学概论》的书名，未充分说明该书具体在何方面对他的写作产生了影响。魏崇新和王同坤的《观念的演进——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主要是对中国文史观念演进的梳理，在论及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时，看到当时学界重视文学史的书写，各有特色的文学史纷纷问世。在学界的“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的论争中，多部文学史均提出要尊重下层百姓的创作，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便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戴燕的《从“民间”到“人民”——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论》认为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是最早把中国文学分为“正统文学”和“平民文学”的著作。周忠元的论著《20世纪上半叶的“俗文学研究”》中认为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受到胡适文学史思想的影响，是真正用“平民文学”概念正面审视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中古文学概论》中的“平民文学”的思想对曹聚仁的《平民文学概论》产生了影响，认为“该书的理论预设承继了徐嘉瑞的观念”[35]，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也看到徐嘉瑞在当时经常发表通俗文学研究的论文。刘波的《胡适论“活的文学”——民间文学之文学性探析》，看到徐嘉瑞在《中古文学概论》中将文学分为“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认为他是受到胡适文学观的影响，又未盲目跟从胡适，从音律的角度对“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提出了新的区分标准，并把胡适的“双线文学观”发展为“三线文学观”，认为“平民化的文学既浅白易懂，又有情思，是文学中的最高者”。[36]该文看到了徐嘉瑞对胡适思想的继承关系。刘波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基本话语研究》中对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给予了较高评价，作者将徐嘉瑞提出的“三线文学观”与胡适的“双线文学观”进行比较，认为徐嘉瑞没有盲目跟从胡适，研究更加精细化。
这些论著和论文大多认识到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也对其源流进行过初步梳理，但在多数论著中认为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是受到胡适思想影响，笔者认为此处值得商榷。胡适作为课堂讲义的《国语文学史》（1921年初稿）的完稿时间的确早于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1923年），但两书的正式出版时间均为1924年，云南地处西南，徐嘉瑞较难第一时间阅读胡适的著作，由此可见，若说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受到《国语文学史》影响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另外，《国语文学史》当时只是胡适课堂的讲稿，许多思想和概念均属草创，直至1928年他在《国语文学史》基础上完稿的《白话文学史》才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平民文学”思想。而在这期间，胡适已阅读过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并为其作序，称赞该书是将“平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正统，是一部“开先路的书”。该书对胡适修正自己的思想，写作《白话文学史》应产生过一定影响。所以受制于胡适的学术权威，单方面说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是受到胡适思想影响较为不妥，他们应是相互影响之关系。
2.《云南农村戏曲史》研究
关于《云南农村戏曲史》的研究梳理如下：《云南农村戏曲史》写成之初，游国恩应徐嘉瑞之邀，为此书作序，他认为此书“考据之详，议论之审，见解之卓越，又为今日治民俗文学者不可少之书也。”[37]李何林1944年在《读〈云南农村戏曲史〉》一文中，对此书的评价甚高，将它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并称，“我们可以说：在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问世之前，中国戏曲没有‘史’；现在也同样可以说：徐嘉瑞的《云南农村戏曲史》未出版以前，中国的地方性戏曲也没有‘史’的。”这样的评价显示了此书开创性的贡献。云南大学钱睿的硕士研究生论文《〈云南农村戏曲集〉动态助词研究》，依托徐嘉瑞在《云南农村戏曲史》中搜集的十五个花灯剧本，对其中的动态助词进行研究，认为《云南农村戏曲史》是中国第一部研究地方戏曲并为之写史的书，也是一部对花灯进行抢救和发觉的书，填补了云南戏曲史的空白。徐冰的《从田野走向学术殿堂——20世纪民间小戏研究述略》认为徐嘉瑞在民国时期就对民间小戏——花灯有了准确宏观的把握。董秀团的《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认为徐嘉瑞在搜集花灯剧目时，其中有与白族大本曲交叉相似的内容。
3.《金元戏曲方言考》研究
关于《金元戏曲方言考》的研究梳理如下：罗常培在1944年为《金元方言戏曲考》作序时，称徐嘉瑞是整理戏曲小说中方言的开创者，认为：“近人治元曲方言者，余所谂知，有邢海潮、张清徽、李家瑞、朱熹诲诸子、惟或甫发端绪，或尤兹商订，均非完帙。嘉瑞之书，杀青最早。”[38]赵景深在1947年为此书作序时，看到在徐嘉瑞之前，不曾有学者对元曲进行过训诂学方面的研究，徐嘉瑞的著作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为元曲的普及做出了贡献。王季思在《评徐嘉瑞著〈金元戏曲方言考〉》一文中，认为其在搜集例证方面颇有贡献。张永绵的《元曲语言研究述略》认为徐嘉瑞在元曲语言研究方面进行了拓荒性的工作，他的《金元戏曲方言考》是“解释金元戏曲方言俗语的第一步专著”。[39]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当是受到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的影响，他称此书“内容网络宏富，解释简明，替读曲者解决了不少问题，可说是这方面的开山著作”。[40]李祥林《语言民族和戏曲创作》认为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对于读者理解元杂剧中的外来借词有参考作用。“刘溶池《评徐著〈金元戏曲方言考〉》以商务本百种元曲为依据列举了数条徐书当收而未收的词条，并就徐书某些词条的注释提出不同见解。潘庚《读〈金元戏曲方言考〉质疑》从词条疏证角度对其研究，列出了四大类解释有问题的词条”。[41]江巨荣在《元杂剧“常言”“俗语”谈》中认为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在“搜集语言资料到考证诠释词义，都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但研究重点偏于语词，特别是杂剧中的方言语词，因此对元杂剧中形式较为固定的，精炼而富于深意的短语和句子却无暇顾及”。[42]费秉勋的《元曲语词训释商考》一文也认为《金元戏曲方言考》是训释元曲语词的专著。王雪峰的《略谈戏曲民俗研究的成就与学科意义》提及《金元戏曲方言考》是戏曲方言考释的研究成果。云南大学郑萌的研究生论文《〈金元戏曲方言考〉研究》从语言学角度对《金元戏曲方言考》进行系统研究，在还原了金元戏曲中方言使用情况的同时，更揭示了此书的学术意义。认为此书在取材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有较大进步，也看到“此部书由于受著者所见材料的限制，例证不够广博，解释也有错误和欠妥的地方”。[43]这些论著大多肯定了徐嘉瑞戏曲语言训诂学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同时也应注意徐嘉瑞在编订此书时掌握的元曲不全面，遗漏词语较多，解释不当之处也不少。
4.《大理古代文化史》研究
对《大理古代文化史》的研究梳理如下：黄有成的《〈大理古代文化史〉是有价值的地方史专著》介绍了此书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认为徐嘉瑞治学严谨，对大理古代文化研究是建立在对丰富史料进行考订的基础上，并且史论结合，每个问题的论证都有翔实的史料作为依据，是研究云南文化史和民族史的有学术价值的好书。蓝华增的《云南文学研究八十年（1912—1990）》认为徐嘉瑞1944年撰写的此书全面地展现了大理的历史文化，“对大理古代历史，文化包括风俗、神话、传说作过许多调查研究，称誉一时”。[44]李东红的《白族本主崇拜思想刍议》中认为《大理古代文化史》中关于白族本主崇拜的记录和论证，在今天仍有指导意义。李东红《白族本主崇拜研究述评——兼谈本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辩证地看待徐嘉瑞本主研究的方法，徐嘉瑞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进行了白族本主崇拜研究，并开创了本主研究的方法，影响较大，形成了“徐嘉瑞模式”，李东红认为用刻板的计量方法进行本主研究意义不大。董秀团的《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认为《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包含了徐嘉瑞对大本曲研究的主要观点，“徐嘉瑞是早期大本曲研究中具有开创性的一位学者，后来的学者在探讨大本曲起源这一关键问题时，常常会引用到他的观点。”[45]董秀团也指出了徐嘉瑞对大本曲研究的不足，认为他的探讨比较简单，证据单一，很多问题没有深入展开，也未对搜集到的大本曲进一步研究。段伶的《不可忽视之一种诗体——谈白曲词律的研究》中看到，徐嘉瑞对大理“山花”诗碑进行了初步研究，并提出“山花体”作为一种诗体的重要性，引起了后继学者对“山花体”的关注和研究兴趣。施立卓的《白族本主神号述略》认为徐嘉瑞是最早注意到本主神号的学者，在《大理古代文化史》中广泛收集了本主神号，“排出诸神世家。这些材料成为了以后本主研究必不可少的珍贵材料”。[46]沈海梅的《白族人的族性与白族研究学术史》认为，徐嘉瑞的民族研究体现出民家历史文化研究的范式，是那个时代“对南诏、大理、民家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其《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一书更全面整理了包括大理及民家人在内的西南文化历史”。[47]此书“汇集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创造了运用了大理史前文化的研究成果。”[48]杨应新的《方块白文辨析》中认为徐嘉瑞对大理古代白族文化进行了长期系统研究，他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包含了白族语文的丰富资料，他对白文研究中持白族无文字的观点。傅光宇的《略论南诏文学的文化环境》同样认为《大理古代文化史》中包含了丰富地论述南诏文学的内容。
5.其他研究
对徐嘉瑞其他的文学思想的研究如下：杜晓勤的《二十世纪敦煌文学研究》中看到徐嘉瑞对于佛教变文使用了“佛曲”的称呼，这并不符合变文的内容。
（四）文学创作研究
在搜集整理的资料中可见，徐嘉瑞有丰富的文学创作，包括了古典诗词、白话新诗、杂文、小说和戏曲等，但学界对徐嘉瑞文学创作成果的研究较少，多是关注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作的几部歌剧作品。杨琦的《〈望夫云〉——歌剧艺苑的新葩》，给予了徐嘉瑞创作的歌剧《望夫云》很高评价，认为这部歌剧的创作者进行了大胆创新，歌剧题材新颖，艺术风格和形式鲜明独特。在人物塑造方面，南诏公主形象鲜明动人，性格发展符合逻辑。徐嘉瑞在创作这部歌剧时与作曲家合作，形成了一个剧诗、唱词和音乐的统一整体。
（五）几点思考
徐嘉瑞学术研究涉猎较广，整个徐嘉瑞研究的涉及面亦较广，经过整理资料后可见，徐嘉瑞研究的空间较大，其中几点不足比较明显。
首先，对徐嘉瑞的著作整理不足。作为一代文史大家，徐嘉瑞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遗憾的是在其于20世纪70年代过世之后，徐嘉瑞的著作一直未有系统的整理出版。直至2008年，在云南省知名学者的呼吁下，由云南省委拨出专款，经徐家后人的努力，终于在2008年出版了《徐嘉瑞全集》。该书本应包括徐嘉瑞的全部著作，但经蒙树宏据“过去的笔记和最近翻阅的一些报、刊时的发现”，至少有94篇徐嘉瑞的文章和作品仍未收录在《徐嘉瑞全集》中。此外，笔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也发现在《徐嘉瑞全集》（卷四）的《徐嘉瑞年谱》中提及徐嘉瑞创作的话剧《飞机师》 《倭文子》《伤逝》《我们的时代》等和译作《宗教哲学概论》《春夕梦》《二城故事》《安东尼和克利阿巴特拉》等，这些作品亦未见于《徐嘉瑞全集》。这一方面是由于徐嘉瑞当年发表的文章时使用了不同的笔名，有的笔名现已难以考证，造成了文章失佚；另一方面是由于比较特殊的原因，个别著作未被收录其中。这对徐嘉瑞学术研究全貌的展现难免留下遗憾。蒙树宏在阅读《徐嘉瑞全集》时还提出，徐嘉瑞的学术日记和与友人来往的书信也未收入《徐嘉瑞全集》中，这为研究徐嘉瑞学术思想的全貌，尤其是他学术思想转变的过程带来了遗憾。
其次，对徐嘉瑞学术思想的渊源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影响研究不充分。徐嘉瑞自幼受到儒学思想的熏陶，也接受了“五四”新思想影响，如西方人道主义、进化论、民粹主义等思想的影响，还受到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现有研究对其思想渊源关注较少。同时，徐嘉瑞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多面手，他的研究涉及了中外文学、中国文学史、云南民族文化、戏剧理论、戏剧创作、诗歌、杂文和翻译等许多部分，对徐嘉瑞学术研究的评价既需要关注其学术研究的整体，也需要发现其在每个研究领域的独创性和不足，现有对徐嘉瑞的研究尚缺一个公允客观的评价。
最后，关于徐嘉瑞学术思想体系的问题，学者们并未进行系统的梳理。现有的研究既未有对徐嘉瑞学术思想体系的整体梳理，也未见对其某一领域研究的思想的整理，如对徐嘉瑞文学思想的研究、对徐嘉瑞民族文化思想的研究等。
回顾有关徐嘉瑞研究的成果，可见已出版的著述多为对徐嘉瑞生平的回忆，或多通过单篇论文的形式对其某本著作、某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进行评介，深入研究徐嘉瑞文艺思想的论著未见，更未见将徐嘉瑞文艺思想置于中国现代文学转变背景下系统研究的论著，学界对徐嘉瑞文艺思想的忽视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的一种缺憾，同时也为后来者的研究留下了较为广阔的空间。
三 研究方法和论文内容
（一）研究方法
1.研究思路
在研读《徐嘉瑞全集》和《徐嘉瑞略传》和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本书将结合文艺学、美学、历史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平民文学”为中心视点，挖掘徐嘉瑞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的特色和创新。根据现代文学理论，梳理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展现徐嘉瑞文学思想和文学实践的全貌。
2.研究方法
文本细读。对徐嘉瑞的相关论著进行仔细研读是研究其“平民文学”思想的前提，从而挖掘其思想的渊源、理论特色和创新。
历史分析。把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探究其成因。
比较分析、文献考证等方法是本书必须采用的方法。比较分析前代和同时期文学理论家的思想，以发掘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的独特价值。本着科学研究的学术态度，通过文献考证以确保所有相关的材料的真实可靠性。
结合文艺学、艺术学、历史学等知识，整体梳理中国和云南的现代发展历史，为讨论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提供其他学科的理论支持。
（二）论文内容
导论部分主要概述了本书研究对象徐嘉瑞其人及其学术活动概况，综论了徐嘉瑞研究的现状和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导论部分的重点在于两个方面，对“平民文学”概念进行梳理，和梳理了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概念。首先，这部分对陈独秀、周作人、胡适、郑振铎、李大钊、鲁迅和毛泽东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的“平民文学”观进行梳理，看到“平民文学”出现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后，“五四”新文学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是“人的文学”思潮的具化。在对不同学者的“平民文学”观梳理后，一方面认识到“平民文学”在“五四”文学研究中使用频繁，但存在使用混乱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的“平民文学”观对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的形成和深化产生过重要作用。其次，重点梳理了“徐嘉瑞的平民文学观”。在对徐嘉瑞的“平民文学”观梳理时，注意到他的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需要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理解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徐嘉瑞早期提出的“平民文学”概念与民间文学相近；中期既指民间文学，更指由进步文学家使用通俗的语言和形式为普通百姓创作的“大众文学”；晚期多指为“工农兵文学”或“人民文学”。
第一章主要探讨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徐嘉瑞将“平民文学”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的重点进行开拓和建设，“平民文学”作为一个关键线索能把徐嘉瑞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研究贯穿起来，他有目的、有系统地进行“平民文学”思想的建设。具体来看，“平民文学”思想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关切民间、具有阶级性、注重真实和重在实用。第一，关切民间是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的核心，指其对待民间文学持尊重和学习的态度，充分认可民间文学审美价值和民间艺人的创造力。关切民间是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的核心，他在整个学术活动中都重视民间文学的价值。徐嘉瑞在文学史研究中看到民间文学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其中保留了不同于儒家思想的自然自由的情感体验，在民间文学中发现了与他的“平民文学”思想相通的民间精神，这些都是在正统文学中无法体现的，于是徐嘉瑞出于建立新文学之目的提倡的“平民文学”思想，关注和重视民间文学，将民间文学纳入自己的“平民文学”的研究视野中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第二，具有阶级性是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在形成之初便具有的特点。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的阶级性，既指文学创作主体的阶级性，也指文学受众的阶级性，还指文学作品的阶级性。阶级性在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中具体体现为：首先，徐嘉瑞按照文学创作主体阶级的不同，将中国古代文学分成三类，分别是“贵族文学”“平民化之文学”“平民文学”，并将“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对立，对来自民间的或为人民创作的文学作品持褒赞态度，而对由贵族创作、和为贵族创作的作品则多贬抑之辞。其次，徐嘉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接以阶级性为文学批评标准，对文学作品和文学家进行品评。第三，注重真实是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情感的主要观点，徐嘉瑞在认可民间艺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以及认可对由作家为工农大众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同时，他发现这两类作品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真实。徐嘉瑞一方面认为民间文学未过多受到儒家诗教思想束缚，能够真实自然地表达内容和情感，另一方面也提倡知识分子通过学习民间，为平民大众创作的文学作品也要能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同时徐嘉瑞对具有真实性的文学作品均有较高评价。第四，重在实用是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的功能论。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是在国弱民贫、内外交困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和革命家，他既关注文学的发展，也关注时代的风云，他始终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徐嘉瑞最初对“平民文学”的提倡具有文学革命的意义，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嘉瑞更关注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要为政治、为教化平民大众服务。同时，徐嘉瑞对具有实用性的文学作品也给予较高评价。
第二章主要探讨了徐嘉瑞的基于“平民文学”思想的文学史观。该章一方面讨论了徐嘉瑞文学史观受到人道主义和进化论的影响，另一方面看到徐嘉瑞以阶级性质为标准看待文学的历史演进，从而提出了“三线文学”观。本章的重点在于探讨了“平民文学”对中国正统文学发展的影响。在徐嘉瑞基于“平民文学”思想的文学史观中，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路径如下：“平民文学”是推动正统文学发展的动力，“平民文学”自身的发展受到外域文化，尤其是佛教的影响，在其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正统文学发展，“平民文学”是正统文学发展的基石和养分。徐嘉瑞认为古代正统文学中，新文体的出现会受到“平民文学”的影响，同时“平民文学”为中国正统文学发展从语言和情感两方面提供养分。
第三章主要探讨的是徐嘉瑞基于“平民文学”思想进行的文学实践。徐嘉瑞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文学大家，他进行的文学实践活动包括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和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本章内容重点论述徐嘉瑞通过文学活动来实践自己的“平民文学”思想。从徐嘉瑞的文学创作和改编来看，这是他文学实践成果最丰富的部分，他通过文学创作的语言和内容体现“平民文学”思想。从徐嘉瑞的文学翻译来看，他虽不是专业的翻译家，但在“平民文学”思想指导下开展翻译活动，也通过翻译活动促进了“平民文学”思想的确立。从徐嘉瑞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来看，他既搜集了云南民间的新旧花灯，也整理各少数民族的史诗和民间故事，在搜集整理过程中体现出其“平民文学”思想在前后时期的发展变化。
结语主要是对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以及他的文学实践的功过、产生的影响和历史地位进行总结。
[1]马曜著，马曜主编、徐演执行主编：《徐嘉瑞全集·序言》,《徐嘉瑞全集》（卷一），云南出版集团公司2009年版，第1页。
[2]黄尧：《徐嘉瑞略传·序》,《徐嘉瑞略传》，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3]黄尧：《徐嘉瑞略传·序》,《徐嘉瑞略传》，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4]徐演：《徐嘉瑞略传》，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5]马曜主编、徐演执行主编：《徐嘉瑞年谱》,《徐嘉瑞全集》（卷四），云南出版集团公司2009年版，第650页。
[6]胡适著，朱德发、赵佃强编：《文学改良刍议》,《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五四时期白话文学文献史料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7]周忠元：《20世纪上半叶的“俗文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8]陈独秀著，朱德发、赵佃强编：《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五四时期白话文学文献史料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9]周作人：《平民的文学》,《周作人自编集：艺术与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10]周作人：《平民的文学》,《周作人自编集：艺术与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11]周作人：《平民的文学》,《周作人自编集：艺术与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12]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周作人自编集：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6页。
[13]胡适：《国语文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14]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15]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16]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页。
[17]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18]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19]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鲁迅选集·评论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115页。
[2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49页。
[21]徐嘉瑞著，马曜主编、徐演执行主编：《花灯的阶级性》,《徐嘉瑞全集》（卷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页。
[22]这段历史主要依据《救国日刊》创办者张天放的回忆文章《昆明的〈救国日刊〉与昆明的五四运动》中的记录。
[23]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24]胡愈之：《论民间文学》,《妇女杂志》1921年第7卷1号。
[25]徐嘉瑞著，马曜主编、徐演执行主编：《近古文学概论》,《徐嘉瑞全集》（卷一），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26]徐嘉瑞著，马曜主编、徐演执行主编：《近古文学概论》,《徐嘉瑞全集》（卷一），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27]梅绍农著、艾芜作序：《奢格的化石》，楚雄州文联1983年版，第2页。
[28]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29]蒙树宏：《读〈徐嘉瑞全集〉漫笔》,《浅耕续集》，香港文化传播事务所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页。
[30]徐演：《徐嘉瑞略传》，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31]蒙树宏：《读〈徐嘉瑞全集〉漫笔》,《浅耕续集》，香港文化传播事务所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4页。
[32]张磊：《星斗其文--徐嘉瑞作品及其学术成就评述》,《保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33]张磊：《星斗其文--徐嘉瑞作品及其学术成就评述》,《保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34]段铃玲：《徐嘉瑞民间文学，民族文化学术思想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页。
[35]周忠元：《20世纪上半叶的“俗文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36]刘波：《胡适论“活的文学”——民间文学之文学性探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7]徐嘉瑞著，马曜主编、徐演执行主编：《云南农村戏曲史》,《徐嘉瑞全集》（卷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38]徐嘉瑞著，马曜主编、徐演执行主编：《金元戏曲方言考》,《徐嘉瑞全集》（卷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
[39]张永绵：《元曲语言研究述略》,《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40]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上海商务出版社1956年版。
[41]郑萌：《〈金元戏曲方言考〉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5页。
[42]江巨荣：《元杂剧“常言”“俗语”谈》,《复旦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
[43]郑萌：《〈金元戏曲方言考〉研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42页。
[44]蓝华增：《云南文学研究八十年（1912—1990）》,《思茅师专学报》1994年第5期。
[45]董秀团：《学术史视界中的白族大本曲》,《思想战线》2004年第4期。
[46]施立卓：《白族本主神号述略》,《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47]沈海梅：《白族人的族性与白族研究学术史》,《学术探索》2010年第1期。
[48]沈海梅：《白族人的族性与白族研究学术史》,《学术探索》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