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有关宋代《尚书》学的专题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宋代《尚书》学的专题研究开始涌现。李学勤《朱子的 〈尚书〉 学》以朱熹为例，率先提出：宋代《尚书》学的主要特点在于义理探讨，在这一点上，宋儒比汉儒更接近先秦的儒家，但清代汉学家未能充分估价宋学对《尚书》义理方面的探究。[48]该文不仅标志着聚焦宋代《尚书》学的研究就此开启，更准确而鲜明地揭示出宋代《尚书》学长期被忽略的价值。晚清以来，学者注重《尚书》作为“史”的性质，故多辨正文本据其考察先秦历史；而忽视《尚书》作为“经”的性质，很少关注古代士人研读《尚书》探索政治秩序、价值规范的努力和成果。该文正是针对此种研究状况而作。

邓潭州《论苏轼 〈书传〉 的政治思想》条析、归纳《书传》的政治思想，尤其注意到其中有别于汉唐注疏的经解，并侧重分析《书传》中大段议论之处，且有意识地结合苏轼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言论来理解经解，这些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均富有启发性。此外，该文提出不应苛责苏轼未能分辨伪古文《尚书》，因为时人大都相信其为“圣经”，且其中蕴含关于封建社会政治得失的总结，使苏轼能够借注释经文表达他多年从政获得的理性思考。[49]只有不再拘泥于文献辨伪，从阐释者的问题意识出发，才能真正历史地理解宋代《尚书》学。

20世纪90年代始，陆续有数部聚焦宋代《尚书》学的学位论文面世，还有数十篇研究某位宋代学者的《尚书》学，或某部宋代《尚书》注解著作的论文，在此不一一列举。单篇论文的形式大多相似，涉及作者生平、著作版本、经解承袭关系、解经方式、疑经改经，以及经解中反映出的政治思想、理学色彩等内容。前五种内容属于学术史内在理路式研究，后两种则试图建立经解与时代政治、思想之间的联系。

蔡根祥《宋代 〈尚书〉 学案》是第一部全面、深入研究宋代《尚书》学的论著。作者采用学案体的写作方式，通过对比具体经解，重在辨别各种《尚书》注解著作的承袭关系。相比刘起釪《尚书学史》，蔡著并未仅凭注解者的政治倾向、学派归属等因素分类注解著作，而是能深入到具体的经文解释中，呈现《尚书》注解著作之间的亲疏关系。此外，蔡著着意考察注解者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尝试建立注解者的政治主张、学术思想与其经解之间的对应关系。

蔡著涉及范围较广，共考察48位宋人的《尚书》学。其中有些宋人并无完整《尚书》注解著作传世，仅有少量解说经文的内容保存在文集中，如欧阳修、程颐、范纯仁、文彦博、范浚、杨简等；或遗留于他人著作中，如廖偁、张纲、吴棫等。[50]宋代《尚书》著作本多散佚，完整流传下来的著作数量稀少，大量关于《尚书》的解说散见于各种史料中，这对研究者来说极为不便。[51]因此，不局限于几部完整传世的著作，尽量关注到更多的注解者和经解，有利于展现宋代《尚书》学的全貌。

相比蔡根祥注重分析宋人经解之间的承袭关系，张建民《宋代 〈尚书〉 学研究》认为，宋代经学的特点是宋人往往依经作义理阐发，因此探索经解中的义理阐发并将其与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考察，当是宋代《尚书》学研究的重心。他认为，侯外庐、漆侠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值得学习和效仿。张著以人物为单元，着意探索经解中反映出的注解者个人的思想，并在心性论、修养功夫论、圣人观、天人关系、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等主题下加以描述。[52]

不过，张著中描述的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较为疏离。有关政治、社会、学术风气的分析，往往只是一个宏观的背景，无法和具体的、特殊的经解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导致被描述出的、缺乏具体历史语境的思想，成为一种看似普遍的原则，不同人物的经解中反映出的思想的面貌非常相像。而未能实现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也使得张著对宋人经解中反映出的思想特征仍停留在描述面貌的层面，经解为何是如此这般而非别样的形态，实际上成为了无法解答的问题。这也是绝大多数宋代《尚书》学研究面临的共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