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时代意涵：乡村振兴研究的战略定位

（一）新型文明：乡村振兴的内涵实质

乡村文明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具象，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根与魂。在乡村振兴的内涵方面，普遍认为乡村振兴是一种乡村文明的转型与振兴。一是从反思性现代性视角呼唤乡村文明的重要性。如王治河主张建立一种“有根的后现代乡村文明”,“一种珍惜传统、敬爱自然的文明，一种尊重农民、钟情共同体繁荣的文明，一种主张城市与乡村共荣、工业与农业并茂的有根的生态文明”。[140]曾天雄等人认为，在高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导致了“乡土中国”的沦陷，“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扩张，我国逐渐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却以乡土文化的‘集体性沦陷’为代价”。[141]二是从乡村文明的现代性转型与城乡协调发展解读。胡惠林指出：“农耕文明基础上生成的城市是乡村文明的延伸形态，是农耕文明形成的一种关于乡村文明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它们之间的文化和文明关系是同一性的、互补性的。”[142]对于乡村振兴则是“一方面需要走出农耕文明语境，用现代文明置换农耕文明，另一方面又要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对农耕文明进行创造性文化复耕与文明转化”[143]。胡惠林认为乡村文明的现代性转换，合乎历史逻辑的选择，新的乡村文明传统中包含着现代，现代中包含着传统，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也是未来的中华文明新形式、新形态。[144]刘德喜指出：“中国能够探索一种超越西方工业文明，并且具有创新内容的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模式，最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首先是因为中国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历史传统以及和谐与共、海纳百川的文化底蕴。”[145]此外，王忠武[146]、闫德亮[147]、范玉刚[148]等也从重构论的视角探讨新时代乡村文明。

（二）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49]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农村发展的滞后性是一大障碍。乡村振兴战略则是打破藩篱，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陈亚军等从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内生责任出发，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目标。这就决定了改变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消除乡村社会内部的发展差距，是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任务”[150]。黄承伟从理论、历史、现实、国际四重维度揭示了两者的内在联系，并指出“高质量乡村振兴无疑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和重要组成部分”[151]。张奎力等从个案研究中总结出迈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和转化机制：“农业景观化、乡村城镇化和农民职业化是形塑生态—经济—生活‘三位一体’格局的关键因素，也是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及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社区合作经济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则是农业农村从高质量发展走向共同富裕的转化机制。”[152]此外，也有人从农业农村现代化[153]、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154]等视角为着眼点进行研究。

（三）乡村振兴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之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55]如何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达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的要求，是学术界广泛研究的议题。一是对治理体系的研究。欧阳静认为基层的形式主义源于科层制的关系，破解之举要发挥简约治理功能，“尊重‘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实践关系，使乡镇党委具有应有的资源配置和统合能力，充分发挥简约治理功能”[156]。孙莹认为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要构建以党政统合为核心的协同治理体系，提升纵横交织的治理能力，“以党政统合为核心构建多主体共治的乡村治理体系，其本质上是对传统官僚组织以及所谓‘企业家政府’的扬弃，是对‘自上而下’的传统治理模式的一种创新性调整”[157]。二是对乡村精英治理效能的研究。倪咸林等人认为新乡贤乡村社区治理创新中通过政策网络、人才智力、社会资本、社会影响力四大优势，“发挥着特有的‘参与式治理’功能，形成了一条具有创新特色的‘新乡贤治村’路径”[158]。原超认为乡贤理事会作为新乡贤的组织形态构成了地方的调节机制，“实现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在乡村场域的互信和资源共享”[159]。此外，也有从“三治融合”[160]、数字赋能[161]、社会资本参与[162]、政府热线[163]等方面，关注乡村治理现代化问题。

（四）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64]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阐释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性。李小云等将乡村振兴置于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下理解，认为“乡村振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工程，其重要性需要置于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之下去理解和把握”[165]。吕方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大历史视角来阐释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板块和关键议题，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全局。[166]

（五）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67]“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刘明松、曹席从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总要求分别指出乡村振兴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产业兴旺是物质前提，生态宜居是现实基础，乡风文明是精神动力，治理有效是根本保障，生活富裕是必然要求。[168]钱正武认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就是不断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过程。[169]闫书华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对国情农情的深刻洞察和对重大历史机遇的准确把握，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170]唐任伍认为乡村振兴“是厚植中华文明根基、发展现代文明的需要，是实现城乡、区域和人的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推动新型城市化、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中国充分发展的必由之路”[171]。冯兆蕙认为推进乡村振兴法治化“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法治保障，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172]。张孝德认为乡村文明是确立中华民族主体性和自信的根基，是复兴之本，“中国乡村就像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她不仅是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家园和归宿，同时也同中华民族兴盛衰微紧密联系在一起”[173]。